日神精神：悲剧诞生的关键因素 ——论《悲剧的诞生》中日神精神的地位
作者：李钰辉，陆钓雪
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是《悲剧的诞生》中的两个主要部分，同时也是悲剧诞生的原因。可是虽说悲剧的诞生由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交融下形成的，但是两者发生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不同。酒神精神作为悲剧之“悲”是悲剧的内核，日神精神是悲剧诞生的关键因素，笔者将从主动性假象、艺术化的过程、时间与永恒的并存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
尼采（Nietzsche，1844－1900）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在希腊人那里，悲剧的诞生是日神阿波罗与酒神狄奥尼索斯交融的结果。无可厚非，悲剧的诞生离开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发生，但是两者在悲剧的诞生过程中，发生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却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是《悲剧的诞生》中的两个主要部分，同时也是悲剧诞生的原因。可是虽说悲剧的诞生由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交融下形成的，但是两者发生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不同。酒神精神作为悲剧之“悲”是悲剧的内核，日神精神是悲剧诞生的关键因素，本文将从主动性假象、艺术化的过程、时间与永恒的并存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毫无疑问，悲剧来自一种原始痛苦，这样的痛苦源于此在意志的受挫，其中最大的受挫是死亡：“荷马式的人类的真正痛苦，就在于与这种此在相分离。”[1]34希腊人不得不承受这种永恒的原始痛苦，而承受这种痛苦的精神就是狄奥尼索斯的酒神精神，酒神精神就是在一种醉的状态，醉使得眼前的事物模糊了起来，形象慢慢减弱开始趋于无形象的世界，即音乐的世界。音乐作为一种非造型的艺术，完全是意志的表象，而这种表象正是意识受挫的回响，也即原始痛苦的回声——“狄奥尼索斯式的音乐家则无需任何形象，完全只是原始痛苦本身及其原始回响。”[1]44-45那么，作为音乐代表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就是悲剧的本质，也是悲剧之“悲”的起源。如果失去或者消灭了狄奥尼索斯所代表的悲剧内核，那么也同时摧毁了悲剧的本质，“乐观主义的辩证法，用他的三段论皮鞭把音乐从悲剧中驱逐出去了，也就是说，它摧毁了悲剧的本质——这种本质只能被解释为狄奥尼索斯状态的一种显示和形象化呈现，解释为音乐的明显象征，解释为一种狄奥尼索斯式陶醉的梦幻世界。”[1]106
那么是不是单方面拥有了狄奥尼索斯精神就等于诞生了悲剧呢？事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悲剧的诞生缺少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只具备狄奥尼索斯所代表的原始痛苦，那么就会导向其他的文明模式，其中一种是完全的自我否定。如印度佛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只有一条道路让它摆脱纵欲主义，那就是通向印度佛教的道路”[1]151；另一种就是政治冲动的极端。如罗马帝国，“一个民族若以政治冲动的绝对有效性为出发点，则恰恰必然的陷于极端世俗化的轨道里——其最卓越的、但也最可怕的表现，就是罗马帝国了。”[1]151因此，阿波罗的日神精神是悲剧诞生的关键因素。
二
狄奥尼索斯是酒神，尼采用“醉”来引导读者了解这种本能。他认为，通过这种类比，我们能够认识到酒神的本质。“醉”是一种生理现象，表现为意识模糊，沉溺于某种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自己不能控制和改变。“醉”的主体以意识模糊的状态与“醉”的状态本身结合在一起，达到一种激情高涨的效果，最后完全把自身遗忘。在“醉”的强力下，每一个个体被淹没，狄奥尼索斯的激情在人与人之间横行，个体找到自己的类属——人类，并在节日中得以狂欢。“在狄奥尼索斯的魔力之下，不仅人与人之间得以重新缔结联盟：连那疏远的敌意的或者被征服的自然，也重新庆祝它与自己失散之子——人类——的和解日子。”[1]25
狂欢有种非组织性特征，在此过程中并没有谁站出来给出规定，也没有人有资格与合法性来这么做，因为每个人都把自我隐匿起来了。主体丧失个体的主体性，将这种非理性情感扩大化，从而融入那个群体更大的主体当中，因为处于群体当中的每一个可替换的个体以文化联系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因此群体之中无关个体的身份，也就是说这种组织是以一种原子化的方式组织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组织方式，中心的意义缺失导致规则的不在场。所以狂欢意味着一种无序状态。自我隐匿的后果是个体无法察觉到此在与外界的联系。如果自我消失了，与自我相关的联系也失踪了，由于意识的模糊性，界限无法明确，所以一切都可以看作是那个“自我”，既是“我”又不是“我”的那个“太一（das Ur-Eine）”。由此可知，酒神精神并不能达到一种自知的效果，而是自忘。这种处于一种被动的情况，在“太一”之中被其统摄，也就是说酒神精神无法超出自身之外。
于是，阿波罗的日神精神就成为悲剧诞生的垫脚石。尼采用“梦”来类比这种精神，“梦”表现为非真实，并且为主体积极营造的。这种“梦”以梦境的方式存在，梦境是与现实相对的，现实中充满着意志的受挫，而梦境是完满自足的，梦境中的事物是对现实缺陷的反抗，一切不如意的事物都在梦中被改变。这说明主体意识很强，并且能够分清自我和世界的关系，通过“梦”的能力，自我、现实、梦境三者的界限变得清晰。由于阿波罗是掌管太阳的神祇，太阳意味着给予。太阳本身与光不是一体的，但光却来自太阳，而且光意味着朗照。在光的澄明下，事物的界限也就一览无余，像酒神精神那样的混沌状态已经不属于日神精神了。由此可见，日神精神“梦”的能力可以超出自身之外。日神精神在朗照的过程中，洞察了那神秘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中的原始痛苦，与酒神精神不同的是，它没有选择沉溺其中，增强自身的局限性，而是超越。日神精神把它们变得明亮起来，“面具中的阿波罗因素，却是一种对自然之内核和恐怖的洞察的必然产物，仿佛是用来治疗被恐怖黑夜损害的视力的闪亮斑点。”[1]69
并且这种洞察是主动性的把握，是希腊人运用阿波罗精神赋予的理性光辉对悲剧之悲进行的把握，之后他们将其贯之以“正义”、“规律”等称呼，“它把命运看作超越诸神和人类而稳居宝座的永恒正义”[1]73，“因为阿波罗恰恰是要在个体之间划出界限，并且总是再三要求他们有自知之明，掌握尺度，要他们记住这些界限是最神圣的世界规律，由此来安抚个体。”[1]75由于“梦”的能力，把握之后希腊人利用日神精神创造了一种假象，这种假象就是悲剧。悲剧作为一种艺术，尼采称之为“美的假象”。因此，日神精神通过主动性假象完成了把酒神精神代表的原始痛苦上升为悲剧的关键一步。
三
悲剧是希腊文化中的精粹。作为艺术的悲剧是要在众人面前演出的，所以悲剧应该是一种“美的假象”，在成为悲剧之前，必然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艺术化过程。酒神精神代表的音乐是一种无形象的艺术，尼采用这种音乐精神来暗喻悲剧的本质，并认为悲剧来源于音乐，音乐这里可以理解为无形象的情感冲动。这种情况说明悲剧虽然起源于音乐，但是还没有达到艺术所要求的形象化。阿波罗作为造型之神，正如“梦”的能力一般，一种创造力的再现，这种造型的过程通过比喻性梦之图景进行，这些比喻之间本身就如梦境中的各事物一样充满有序性和组织性，这是艺术的显著特点。希腊人把悲剧中的原始痛苦投射到悲剧英雄的身上，在他们的身上直观自身的生活。“在希腊人那里，‘意志’力求在天才和艺术世界的美化作用中直观自身。”[1]35
将痛苦形象化还不够，作为艺术，还必须做到仿真性，也就是梦与现实的张力。悲剧中的合唱歌队做到了这种仿真性，席勒就“把合唱歌队视为悲剧在自身四周建造起来的一道活的围墙，旨在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绝开来，以保存其理想根基和诗性自由。”[1]56
合唱歌队的存在增强了其悲剧的真实性，仿佛这个假象是真的一样，但是这样的存在并不具有任意性，而是通过艺术的手段创造出来的，“他却不是一个任意地在天地之间想象出来的世界”[1]57。
虽说音乐起源于狄奥尼索斯精神，但是作为一门艺术形式的音乐必然须经过高度人工化的处理；再者，合唱歌队的安排也是艺术家的处理，因此这些都是阿波罗精神的结果。阿波罗这位艺术神祇通过比喻性的梦之图景，把原始痛苦投射到悲剧英雄的身上，从而使观众在其中只管自己的生活；同时又通过合唱歌队的艺术手段，将悲剧达到真实的效果。总的来说，悲剧诞生离不开作为艺术化进程的阿波罗精神这个关键因素。
四
“醉”是一种神秘的自弃状态和统一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体验的不是自我，而是一种统一的感觉，并且这种感觉以一种保密的形式持续发生着。在持续的过程中是被看作无尽头的，因为生命是一种永不停息的流，在它的背后藏着万能意志，通过个体的破碎可以与万能意志合一。由此，狄奥尼索斯精神是对永恒的沉溺，使人明白事物的时效性，并给予个体以形而上的慰藉：“我们应当认识到，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必定要痛苦地没落，我们不得不深入观察个体实存的恐惧——而我们却不应因惊恐而发呆：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会让我们暂时挣脱变化形态的喧嚣。”[1]128
作为形而上慰藉的酒神精神是对变化的否定，而阿波罗精神是对变化的肯定，因为尼采认为阿波罗是个体化原理的代表。“建国之神阿波罗无疑也是个体化原理的守护神”[1]151，个体化原理相当于叔本华（Schopenhauer，1788－1860）所说的摩耶的面纱，个体化原理使个体耽于日常生活的感觉和琐碎的细节，使其无法认识到形而上的永恒。阿波罗对个体化原理的肯定正是悲剧诞生的关键。如果只有酒神精神关于形而上的慰藉，就不会有关于艺术的冲动，与万物的统一绝不会关心那些点滴细节，而艺术正是对于生活中的细节的关照。悲剧作为一门艺术，同时也是对个体化原理的坚定信赖。悲剧中的主角始终是个体化原理的化身，悲剧本身是一种时间性的艺术，整个过程是指向未来的。这种时间性的特性也是个体化原理的表现，个体化原理使个体觉得每个瞬间都是值得过的，并且不断的指向下一个瞬间。“这就是阿波罗的真正艺术意图：我们把所有那些美的假象的无数幻想全归于阿波罗名下，它们在每个瞬间都使此在变得值得经历，并且驱使我们去体验下一下瞬间。”[1]177由于这种指向未来的个体化原理，人们时常耽于日常琐碎的感觉时常又需要得到形而上的慰藉；由于酒神精神的永恒性，悲剧处于吸引和排斥之间，于是悲剧就有了反复演出的特性。这种艺术冲动就是希腊人借助日神精神活下去的理由，“为了能够生活下去，这种不协和音就需要一个壮丽的幻象，用一种美的面纱来掩饰他自己的本质。”[1]177由上可知，日神精神就是通过时间与永恒的并存成为了悲剧诞生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悲剧的诞生由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交融下形成的，但是两者发生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不同。酒神精神代表了原始痛苦，日神精神通过主动性假象完成了把酒神精神代表的原始痛苦上升为悲剧的关键一步；悲剧作为一种艺术，需要具备艺术所具有的特点，所以悲剧诞生离不开作为艺术化进程的阿波罗精神这个关键因素；酒神精神代表的形而上的慰藉并不能产生艺术冲动，艺术冲动源于日神精神所代表的个体化原理，个体化原理表现为时间性和反复性，最后日神精神就是通过时间与永恒的并存成为了悲剧诞生的关键因素。因此，可以说日神精神是悲剧诞生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 尼采. 悲剧的诞生[M].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本文已发表于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 18, No. 3
Jun. 2016
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是《悲剧的诞生》中的两个主要部分，同时也是悲剧诞生的原因。可是虽说悲剧的诞生由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交融下形成的，但是两者发生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不同。酒神精神作为悲剧之“悲”是悲剧的内核，日神精神是悲剧诞生的关键因素，笔者将从主动性假象、艺术化的过程、时间与永恒的并存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
尼采（Nietzsche，1844－1900）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在希腊人那里，悲剧的诞生是日神阿波罗与酒神狄奥尼索斯交融的结果。无可厚非，悲剧的诞生离开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发生，但是两者在悲剧的诞生过程中，发生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却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是《悲剧的诞生》中的两个主要部分，同时也是悲剧诞生的原因。可是虽说悲剧的诞生由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交融下形成的，但是两者发生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不同。酒神精神作为悲剧之“悲”是悲剧的内核，日神精神是悲剧诞生的关键因素，本文将从主动性假象、艺术化的过程、时间与永恒的并存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毫无疑问，悲剧来自一种原始痛苦，这样的痛苦源于此在意志的受挫，其中最大的受挫是死亡：“荷马式的人类的真正痛苦，就在于与这种此在相分离。”[1]34希腊人不得不承受这种永恒的原始痛苦，而承受这种痛苦的精神就是狄奥尼索斯的酒神精神，酒神精神就是在一种醉的状态，醉使得眼前的事物模糊了起来，形象慢慢减弱开始趋于无形象的世界，即音乐的世界。音乐作为一种非造型的艺术，完全是意志的表象，而这种表象正是意识受挫的回响，也即原始痛苦的回声——“狄奥尼索斯式的音乐家则无需任何形象，完全只是原始痛苦本身及其原始回响。”[1]44-45那么，作为音乐代表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就是悲剧的本质，也是悲剧之“悲”的起源。如果失去或者消灭了狄奥尼索斯所代表的悲剧内核，那么也同时摧毁了悲剧的本质，“乐观主义的辩证法，用他的三段论皮鞭把音乐从悲剧中驱逐出去了，也就是说，它摧毁了悲剧的本质——这种本质只能被解释为狄奥尼索斯状态的一种显示和形象化呈现，解释为音乐的明显象征，解释为一种狄奥尼索斯式陶醉的梦幻世界。”[1]106
那么是不是单方面拥有了狄奥尼索斯精神就等于诞生了悲剧呢？事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悲剧的诞生缺少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只具备狄奥尼索斯所代表的原始痛苦，那么就会导向其他的文明模式，其中一种是完全的自我否定。如印度佛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只有一条道路让它摆脱纵欲主义，那就是通向印度佛教的道路”[1]151；另一种就是政治冲动的极端。如罗马帝国，“一个民族若以政治冲动的绝对有效性为出发点，则恰恰必然的陷于极端世俗化的轨道里——其最卓越的、但也最可怕的表现，就是罗马帝国了。”[1]151因此，阿波罗的日神精神是悲剧诞生的关键因素。
二
狄奥尼索斯是酒神，尼采用“醉”来引导读者了解这种本能。他认为，通过这种类比，我们能够认识到酒神的本质。“醉”是一种生理现象，表现为意识模糊，沉溺于某种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自己不能控制和改变。“醉”的主体以意识模糊的状态与“醉”的状态本身结合在一起，达到一种激情高涨的效果，最后完全把自身遗忘。在“醉”的强力下，每一个个体被淹没，狄奥尼索斯的激情在人与人之间横行，个体找到自己的类属——人类，并在节日中得以狂欢。“在狄奥尼索斯的魔力之下，不仅人与人之间得以重新缔结联盟：连那疏远的敌意的或者被征服的自然，也重新庆祝它与自己失散之子——人类——的和解日子。”[1]25
狂欢有种非组织性特征，在此过程中并没有谁站出来给出规定，也没有人有资格与合法性来这么做，因为每个人都把自我隐匿起来了。主体丧失个体的主体性，将这种非理性情感扩大化，从而融入那个群体更大的主体当中，因为处于群体当中的每一个可替换的个体以文化联系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因此群体之中无关个体的身份，也就是说这种组织是以一种原子化的方式组织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组织方式，中心的意义缺失导致规则的不在场。所以狂欢意味着一种无序状态。自我隐匿的后果是个体无法察觉到此在与外界的联系。如果自我消失了，与自我相关的联系也失踪了，由于意识的模糊性，界限无法明确，所以一切都可以看作是那个“自我”，既是“我”又不是“我”的那个“太一（das Ur-Eine）”。由此可知，酒神精神并不能达到一种自知的效果，而是自忘。这种处于一种被动的情况，在“太一”之中被其统摄，也就是说酒神精神无法超出自身之外。
于是，阿波罗的日神精神就成为悲剧诞生的垫脚石。尼采用“梦”来类比这种精神，“梦”表现为非真实，并且为主体积极营造的。这种“梦”以梦境的方式存在，梦境是与现实相对的，现实中充满着意志的受挫，而梦境是完满自足的，梦境中的事物是对现实缺陷的反抗，一切不如意的事物都在梦中被改变。这说明主体意识很强，并且能够分清自我和世界的关系，通过“梦”的能力，自我、现实、梦境三者的界限变得清晰。由于阿波罗是掌管太阳的神祇，太阳意味着给予。太阳本身与光不是一体的，但光却来自太阳，而且光意味着朗照。在光的澄明下，事物的界限也就一览无余，像酒神精神那样的混沌状态已经不属于日神精神了。由此可见，日神精神“梦”的能力可以超出自身之外。日神精神在朗照的过程中，洞察了那神秘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中的原始痛苦，与酒神精神不同的是，它没有选择沉溺其中，增强自身的局限性，而是超越。日神精神把它们变得明亮起来，“面具中的阿波罗因素，却是一种对自然之内核和恐怖的洞察的必然产物，仿佛是用来治疗被恐怖黑夜损害的视力的闪亮斑点。”[1]69
并且这种洞察是主动性的把握，是希腊人运用阿波罗精神赋予的理性光辉对悲剧之悲进行的把握，之后他们将其贯之以“正义”、“规律”等称呼，“它把命运看作超越诸神和人类而稳居宝座的永恒正义”[1]73，“因为阿波罗恰恰是要在个体之间划出界限，并且总是再三要求他们有自知之明，掌握尺度，要他们记住这些界限是最神圣的世界规律，由此来安抚个体。”[1]75由于“梦”的能力，把握之后希腊人利用日神精神创造了一种假象，这种假象就是悲剧。悲剧作为一种艺术，尼采称之为“美的假象”。因此，日神精神通过主动性假象完成了把酒神精神代表的原始痛苦上升为悲剧的关键一步。
三
悲剧是希腊文化中的精粹。作为艺术的悲剧是要在众人面前演出的，所以悲剧应该是一种“美的假象”，在成为悲剧之前，必然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艺术化过程。酒神精神代表的音乐是一种无形象的艺术，尼采用这种音乐精神来暗喻悲剧的本质，并认为悲剧来源于音乐，音乐这里可以理解为无形象的情感冲动。这种情况说明悲剧虽然起源于音乐，但是还没有达到艺术所要求的形象化。阿波罗作为造型之神，正如“梦”的能力一般，一种创造力的再现，这种造型的过程通过比喻性梦之图景进行，这些比喻之间本身就如梦境中的各事物一样充满有序性和组织性，这是艺术的显著特点。希腊人把悲剧中的原始痛苦投射到悲剧英雄的身上，在他们的身上直观自身的生活。“在希腊人那里，‘意志’力求在天才和艺术世界的美化作用中直观自身。”[1]35
将痛苦形象化还不够，作为艺术，还必须做到仿真性，也就是梦与现实的张力。悲剧中的合唱歌队做到了这种仿真性，席勒就“把合唱歌队视为悲剧在自身四周建造起来的一道活的围墙，旨在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绝开来，以保存其理想根基和诗性自由。”[1]56
合唱歌队的存在增强了其悲剧的真实性，仿佛这个假象是真的一样，但是这样的存在并不具有任意性，而是通过艺术的手段创造出来的，“他却不是一个任意地在天地之间想象出来的世界”[1]57。
虽说音乐起源于狄奥尼索斯精神，但是作为一门艺术形式的音乐必然须经过高度人工化的处理；再者，合唱歌队的安排也是艺术家的处理，因此这些都是阿波罗精神的结果。阿波罗这位艺术神祇通过比喻性的梦之图景，把原始痛苦投射到悲剧英雄的身上，从而使观众在其中只管自己的生活；同时又通过合唱歌队的艺术手段，将悲剧达到真实的效果。总的来说，悲剧诞生离不开作为艺术化进程的阿波罗精神这个关键因素。
四
“醉”是一种神秘的自弃状态和统一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体验的不是自我，而是一种统一的感觉，并且这种感觉以一种保密的形式持续发生着。在持续的过程中是被看作无尽头的，因为生命是一种永不停息的流，在它的背后藏着万能意志，通过个体的破碎可以与万能意志合一。由此，狄奥尼索斯精神是对永恒的沉溺，使人明白事物的时效性，并给予个体以形而上的慰藉：“我们应当认识到，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必定要痛苦地没落，我们不得不深入观察个体实存的恐惧——而我们却不应因惊恐而发呆：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会让我们暂时挣脱变化形态的喧嚣。”[1]128
作为形而上慰藉的酒神精神是对变化的否定，而阿波罗精神是对变化的肯定，因为尼采认为阿波罗是个体化原理的代表。“建国之神阿波罗无疑也是个体化原理的守护神”[1]151，个体化原理相当于叔本华（Schopenhauer，1788－1860）所说的摩耶的面纱，个体化原理使个体耽于日常生活的感觉和琐碎的细节，使其无法认识到形而上的永恒。阿波罗对个体化原理的肯定正是悲剧诞生的关键。如果只有酒神精神关于形而上的慰藉，就不会有关于艺术的冲动，与万物的统一绝不会关心那些点滴细节，而艺术正是对于生活中的细节的关照。悲剧作为一门艺术，同时也是对个体化原理的坚定信赖。悲剧中的主角始终是个体化原理的化身，悲剧本身是一种时间性的艺术，整个过程是指向未来的。这种时间性的特性也是个体化原理的表现，个体化原理使个体觉得每个瞬间都是值得过的，并且不断的指向下一个瞬间。“这就是阿波罗的真正艺术意图：我们把所有那些美的假象的无数幻想全归于阿波罗名下，它们在每个瞬间都使此在变得值得经历，并且驱使我们去体验下一下瞬间。”[1]177由于这种指向未来的个体化原理，人们时常耽于日常琐碎的感觉时常又需要得到形而上的慰藉；由于酒神精神的永恒性，悲剧处于吸引和排斥之间，于是悲剧就有了反复演出的特性。这种艺术冲动就是希腊人借助日神精神活下去的理由，“为了能够生活下去，这种不协和音就需要一个壮丽的幻象，用一种美的面纱来掩饰他自己的本质。”[1]177由上可知，日神精神就是通过时间与永恒的并存成为了悲剧诞生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悲剧的诞生由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交融下形成的，但是两者发生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不同。酒神精神代表了原始痛苦，日神精神通过主动性假象完成了把酒神精神代表的原始痛苦上升为悲剧的关键一步；悲剧作为一种艺术，需要具备艺术所具有的特点，所以悲剧诞生离不开作为艺术化进程的阿波罗精神这个关键因素；酒神精神代表的形而上的慰藉并不能产生艺术冲动，艺术冲动源于日神精神所代表的个体化原理，个体化原理表现为时间性和反复性，最后日神精神就是通过时间与永恒的并存成为了悲剧诞生的关键因素。因此，可以说日神精神是悲剧诞生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 尼采. 悲剧的诞生[M].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本文已发表于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 18, No. 3
Ju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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