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一只兔子的人（访谈，深圳商报，2014年11月9日）
追一只兔子的人
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陀氏传记中分量最重
《文化广场》：您是怎么发现约瑟夫·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魏东：我读书期间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浓厚兴趣，无论是作品，还是研究著作，中译本能搜罗到的基本已读过，可是意犹未尽。2006年进入广西师大出版社，很快就打算做几本关于陀氏的书。最初的尝试是两本小书，即纪德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不久，发现一套“人文译丛”里关于陀氏的几本学术专著中，有约瑟夫·弗兰克的陀氏传记。那时，关于这套书的中文信息甚少，彭克巽老师曾引用过一些弗兰克的观点。国内关于弗兰克的认知，基本上还只是他早年提出的“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北大社出的一本相关文集即以此为题）。这五卷陀传才是其毕生心血。弗兰克原本打算写四卷，进入具体写作中，四卷扩展成五卷，规模罕见。第一卷出版于1976年，最后一卷2002年才完成。在陀氏传记中，论篇幅，大概最庞大；论分量，也许最深厚。这五卷传记自出版以来获得了多种荣誉，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传记类）。
《文化广场》：约瑟夫·弗兰克是美国著名的比较文学专家、斯拉夫语言文学专家，他已于去年离世。出版这部厚重的中译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是对作者最好的纪念。该书最早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您是如何联系出版中译版授权的？
魏东：弗兰克是去年3月6日去世的，得知这一消息时我难过了好几天。通过版代（博达）跟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取得联系是在2012年底。不知道他是否得知要出中译本。国内几家网媒发了讣文消息，财新《新世纪》2013年第10期有一篇专文《追一只兔子的人》，简短回顾了其学术历程和贡献。2007年即起意做这套书，很兴奋地报了选题。因为篇幅过大吧，领导担心销路，选题未获通过。这一耽搁就是好几年，说起来还真是遗憾。
“文学纪念碑”源头在此
《文化广场》：组织该书的翻译出版，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有没有值得一提的故事？
魏东：还真有。选题未过，情急之下，我在彼时刚兴起不久的豆瓣陀氏小组中呼吁同好集资出版，虽有若干响应，终于无果，如今想来，不禁莞尔，也算众筹出版先驱吧。
但是由弗兰克的这套大部头传记我萌生了主编一套丛书的念头，旨在呈现经典作家的生活与创作，既强调篇幅，也重视深度。而这套丛书，即我主编的“文学纪念碑”，终于在2009年成为现实。说来有趣，打头的是对陀翁颇有微词的纳博科夫。
此后几年，我一直没有放弃这套书，一有机会即报选题，同时打听筛选适合本书的译者。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陀氏及其作品的研究是俄语世界的重头戏，但英语世界的传记写作技巧似乎更胜一筹。约瑟夫·弗兰克通英语、法语、俄语，他的研究涉及的资料相当庞大，译者最好是能通英语俄语。一度我想说服刚译完两大卷《纳博科夫传》的刘佳林先生继续接手，甚至将我托朋友从美国购回的原版书借给他看，并一起讨论纳博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恩怨”。最终，他因为时间关系推辞了，不过，还是催生了他一篇很棒的探讨二人创作渊源的论文。
愿意啃大部头的戴大洪
《文化广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最终由戴大洪翻译，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魏东：应该是在出版了《茨维塔耶娃传》之后吧，我认识了同样十分喜欢陀氏的止庵先生。和他提起此书的出版计划，他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大约在2012年，他向我推荐愿意啃大部头的戴大洪先生，戴先生此前译有《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以及《雷蒙德·卡佛》。这年年底，我们在止庵先生家里会面，正式讨论合作的可能性。经过慎重考虑，戴先生接下了这个注定艰难的任务。正式签署合同之前，我们做了很多辅助性工作，据说戴先生从止庵老师那里背回了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一大堆资料，我也搜集了一些相关资料给他。戴先生很细致，他译了几章发给我，看我是否满意。我一下子被译文吸引住了，准确，地道，专业名词术语一丝不苟，这对于不了解俄语的戴先生来说，肯定是靠大量翻阅资料所得。我很兴奋，这部传记的翻译质量看来是有保障了。合同签署后，不到一年，就收到了戴先生的译稿。这期间，他每译一部分，即发给我，征询我意见。所以定稿很整洁，只剩下一些细节需要打磨。编辑过程中，我坚持不妄改的原则，将有疑问的地方列为一个清单，戴先生就在这个清单上详细作答，每条都附有改抑或不改的理由。这是一次很难忘的编辑体验。
8年之内能出齐5卷
《文化广场》：弗兰克的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皇皇五卷，译成中文可能逾200万字，刚刚出版的《反叛的种子》只是其中第一卷。“文学纪念碑”是否准备出齐这部书，需要多长时间，在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您是如何考虑的？
魏东：中译本当然要全貌呈现，“文学纪念碑”一开始就有做好了（心理）准备。弗兰克站在多利宁、格罗斯曼等前驱学者肩上，运用英语世界得天独厚的文学史及传记撰写经验，成就了这部伟大传记，它配得上陀氏及其伟大作品。《反叛的种子》作为开卷之作，展示了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置身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学环境，奠定了整部传记的主旨、原则、调性和深度。
为了不让整个翻译计划烂尾，也为了早些做出来，第二卷《受难的年代》其实已经启动了。同样因为时间关系，戴老师有更迫切的翻译任务在身，第二卷就临时邀请了刘佳林老师。这一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处理的是19世纪50年代流放西伯利亚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经历。这次，刘老师爽快地接手了。接下来几卷大约会按照这个进度继续推进的，我想，8年之内能出齐就不错了。
刷新国内对陀翁的认识
《文化广场》：“文学纪念碑”中，除弗兰克的这部名著之外，尚有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一八六七年日记》，以及《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几部书的组织出版有没有关联性？
魏东：有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点燃了我做这套书的热情，我希望在本套书系里尽可能完整全面地呈现他的人生。上海译文出版社出过一套“文学回忆录”，收有安娜的《回忆录》和同时代回忆陀氏的文集，我邀请好友耿海英教授将这两本重新作了校订和补充。这两本是关于陀氏生平的最基础资料。《一八六七年日记》是首译，也是个大部头，近五十万字，对于理解安娜《回忆录》的“加工美化”情况很有帮助，而且是了解新婚的陀氏夫妇的生活状态以及陀氏性格的原生态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有了这几本书，我想，刷新国内读者和研究者对于陀翁的认识应大可期待。这其实也是我做这套丛书的一个小小的野心，刷新现有的关于经典作家的认知。
西方文学传记有独到之处
《文化广场》：您的文学纪念碑丛书到目前已经出版了十几部，似乎全与俄罗斯文学有关，也似乎与您对俄罗斯文学的喜好有关。今后您是继续坚守这块阵地，还是要将纪念碑树到其他西方文学领域？
魏东：《反叛的种子》其实是最新的一本（序列号013），有四五种在翻译中。“文学纪念碑”在打造之初，并没有严格归于俄罗斯一途，但因为俄罗斯文学本身的品性和质地（与中国的现实有诸多对校之处，需要重新认真发掘），加上个人的文学见识和偏好，丛书不自觉地向其靠拢了，以至于读者经常以为这只是一套俄国文学丛书。丛书推进过程中逐步确定巩固了选书原则：体量丰厚，见识通透，声誉卓著，以同等的深广度呈现经典作家的人生图景与艺术世界。接下来，我的目光除继续投向俄语世界，比如契诃夫、阿赫玛托娃、曼德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还会有意识地向其他语种扩展。正在编辑、即将出版的是传记泰斗理查德·艾尔曼的《王尔德传》。英语、德语、法语中还有一些经典作家的传记还有待发掘引进，比如利昂·埃德尔的五卷本《亨利·詹姆斯传》，勒内·斯塔赫的三卷本《卡夫卡传》，让-伊夫·塔迪尔的两卷本《普鲁斯特传》。西方的文学传记确有独到之处，至少，像布赖恩·博伊德这样的传记高手，国内似乎难得一见。目前，“文学纪念碑”大约也只能引自西方，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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