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未完成的革命

《通论》之所以是通论，是针对古典理论而言的。凯恩斯认为古典理论假设的均衡是特例，失衡是常态，因此古典理论只能算是通论的特例。

凯在书中指出，古典理论特别是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创造需求，需求总是等于供给，从而一直忽视了对总需求和有效需求的分析（“可以忽视总需求函数的想法是李嘉图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有效需求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不入流的卡尔▪马克思，西尔维奥▪格赛尔和道格拉斯少校的地下社会之中”P37-38）。凯在书中对古典理论的批评主要有三个方面，也正是本书标题的三个内容。一、就业理论：古典理论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决定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实际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决定了劳动力的供给，两者交汇之处供需相等，从而劳动力总能处于充分就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凯一方面从实际经验和现实可能指出劳资双方谈判的是货币工资，而非实际工资，劳动力的倾向是不接受货币工资的下降，指出劳动力不可能因物价的每一次波动导致实际工资变动而随时要求重新谈判，并且不可能存在一种机制使劳动力对实际工资进行谈判（需要协调全部劳动力）；另一方面指出，由于有效需求可能不足，往往在充分就业到达之前，在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仍低于实际工资水平时，就业量就有可能已经停止增长，从而并不是工资高导致了低就业，而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就业不足从而工资高——工资并未下降到充分就业时的水平。二、利息理论，古典理论认为利息是对等待的报酬，利息等于资本边际效率，从而使储蓄和投资均衡。凯认为利息不是对等待的报酬，而是对放弃流动性（不储存货币）的报酬。凯引入了流动性偏好的概念，并将持有货币的动机分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从而货币需求取决于总产出和利率。货币供给由货币当局决定，为外生变量，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共同决定了利率。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共同决定投资，有可能使得投资与储蓄不等。三是货币理论。凯恩斯承认在其早期的《货币论》中，其仍未能摆脱古典货币数量论的影响，把货币仅仅看作是实体经济上的面纱，认为货币的作用仅仅是通过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来影响价格，却没有考虑货币数量对利率和投资的作用，进而影响总产出和就业量的可能。在21章中，凯详细地分析了货币数量的变动对工资、价格和产量的影响。

凯恩斯自己的贡献，正如他在第3章第II节（P37）所述的，主要是在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这三个方面弥补了现有知识的空白。而这三个方面又和三个心理因素密切相关（除了边际消费倾向和资本边际效率外，另一个心理因素是流动性偏好；这三个因素中，边际消费倾向和流动性偏好相对稳定，而资本边际效率则波动较大）。一、消费倾向：凯恩斯提出，消费总是随着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但增长的幅度会低于净收入增长的幅度，即消费倾向为正数但低于1，并且相对较为稳定。这样，如果投资不能相应地增加以弥补消费的不足，总产出就需要收缩以取得平衡。而投资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二、资本边际效率，这取决于预期收益和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重置成本）。凯恩斯在这里的贡献体现在他对不确定性以及投资（群体）心理波动的洞察，这与他个人热衷于投资和投机，熟悉金融市场有密切关系。第12章关于投资的分析非常精彩和深刻，可以从本书中单独拿出来而成为经典。但从日后看，凯恩斯对资本边际效率分析的贡献可能是被忽视了。三、利率。这在上面已经讲了。货币对总需求的影响正是通过利率。凯在第17章对利率做了冗长而令人费解的分析，并解释了在自然情况下利率难以下降的理由。其在此后要求投资社会化正是部分基于此。（这个版本没有收纳法文版的序。在该序中，凯对自己的几个相对于古典理论的突破做了总结：一是将收入与消费和投资联系起来，而非独立于后二者，从而收入和就业水平取决于当前关于投资和消费的决定；二是在利率理论中引入流动性偏好，从而利率不是等待的报酬，而是放弃流动性的报酬；三是针对传统货币数量论将货币与产出相分离的弊端，提出了将货币引入产出和就业的分析。）

这样，把上面几点联系起来，就构成了凯恩斯的整体理论：1.由于消费倾向低于1，要使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就需要增加投资，而且随着总产出的增长，需要的投资会越来越大；2.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边际效率会下降，由于投资取决于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均衡之处对应的总产出和就业量有可能远低于充分就业水平；3.由心理因素引起的资本边际效率的剧烈波动是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4.为扩大投资，需要政府操纵货币数量来将长期利率降到较低水平，另一方面也需要投资社会化（凯认为由于市场对资本边际效率的估计波动过大，以至于利率的任何变动都无法来抵销这种波动，这就需要政府来直接组织投资P168；正因为投资市场的心理状态改变不易，安排现行的投资的责任决不能被置于私人手中P334）；5.在现有的消费倾向下，可能无论如何投资，也无法实现充分就业；从长期看，解决之道要从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着手：投资方面是降低长期利率和投资社会化，长期利率的降低也有利于消灭食利阶层；而在消费方面，由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应通过财富分配，降低贫富差距，来提高消费倾向，这样既定的就业就只需要更少量的投资来支持它（第22章）；6.在国际层面，建议各国政策均以国内充分就业为目标，这对己和对邻均有利。

在第24章，凯对他的理论在社会哲学方面做了一些思考。他认为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他认为当时社会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从而社会财富的增长受到了富人节欲的阻碍。单靠银行政策对利率的影响似乎不大可能决定投资的最优数量，从而某种程度的全面的投资社会化将要成为大致取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在利率方面，他认为资本不应该是稀缺的，利息是作为牺牲的补偿，但其实并没有牺牲，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食利特性只是一个历史的残留，在完成其任务后最终会消失。他认为降低利率不仅是作为刺激投资，还是作为改造社会、消灭食利阶层的一个途径；认为随着利率降低和食利阶层消亡，也意味着资本家利用资本的稀缺性来扩大其压迫力量的消亡。不过，凯认为资本主义的有利之处是效率，分散化、利己心和个人负责制有其好处。凯认为个人主义仍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它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范围，也是改善将来的最有力的工具。在此基础上，凯对政府扩大职能进行辩护，认为它是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完全被摧毁的唯一可行之道，而且也是个人动力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在该章的第V节，作者似乎也预见了其观点由于过于偏离主流思想而不被接受的结果，但他也对其思想在长期可能对社会的影响报以乐观的态度。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凯的理论确实是革命性的。他直视了古典理论无法解释的大萧条中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引入了有效需求分析，并提出了解决之道。他关于降低长期利率，消灭食利者阶层，投资社会化，通过财富再分配提高消费倾向的建议，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的，日后被逐步淡化并选择性地遗忘也并不奇怪。后世凯恩斯主义将凯恩斯的理论与古典理论相调和，将凯恩斯主义简化为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完全忽视了凯提出的降低长期利率，投资社会化和降低贫富差距提高消费倾向等激进建议，也一直为此后的凯恩斯左派所诟病。

凯天马行空，毫不受拘束的思想还有很多例子，例如：1.他在第11章提到通过建金字塔、挖矿来增加就业，甚至建议财政部用钞票塞满瓶子，将塞满钞票的瓶子放入废弃的矿井，然后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再通过招标由企业把瓶子挖出来，以此解决失业（很像中国道路的挖了建，建了挖，来回地贡献GDP）。他提出建两座金字塔、做两次道场，要比建一座金字塔、做一次道场好，因为这些活动的成果没有实际用途，也就会不因为数量增加而效用递减。这些提议在后世受到很多攻击，认为是凯恩斯式财政刺激浪费投资的典型。但是凯的建议有很深的人道主义基础。他提出“仅从节约救济资金代价的角度加以考虑，即使其本身的效用尚成疑问的公共工程项目也值得一次又一次地加以推行P132”。事实上，失业对失业者及其家庭的打击是巨大的，会严重影响其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我们不能忘记《通论》面世时高失业率的历史背景，凯在24章提出，政府干预是“避免现在的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唯一可行之道P397”，尽管其仍然相信个人主义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不过凯在第10章也提到了：“当接近充分就业时，这些项目的推行就会成为值得争论的问题。此外，如果我们假设的边际消费倾向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递减的条件是正确的，那么，要想通过持续投资的增加来增加定量的就业数量就会越来越为困难P132”。2.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和降低流动性来减少投机，恢复投资的本来目的：凯在第12章关于投资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其中包括流动性带来的负面作用，对此，他建议政府施加高额的转手税来减少投机（P163-164），这已经有了托宾税的雏形，他甚至建议“使购买证券成为永久性的事物；像婚姻一样，除了死亡和其他严重原因以外，不能解约（P164）”。3.盖章货币：这是格塞尔首先提出来的，但凯在第17章（P243）和第23章（P370）都做了专门论述。凯在第17章提出由于货币的特性（生产和替代弹性低，保管费用低）使得使利率难以下降，为此，在面对流动性陷阱时，通过对货币按期缴费盖章来人为制造保管费，是降低流动性偏好，从而降低利率的手段。目前，在负利率政策的探索中，盖章货币这一古老提法又被很多人重新挖掘了出来。

那么凯的理论对中国有何启发呢？高鸿业老师认为“本书的理论和对策不可能对我国具有很多实践意义”，原因主要是当时中国面对的更多是供给不足（秉承此前的“短缺经济学”），因此，与凯的“需求管理”相反，必须增加生产，进行“供给管理”。但是，时至今日，凯的理论对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参考意义。今日中国，面临的头号问题是产能过剩，因此权威人士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思路。按照该思路，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已经到了再刺激需求也无法平衡的地步了，因此改革的关键是去产能。在凯的体系中，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充分就业，挑战在于需求不足，尤其是投资不足，为此凯提出了降低利率以及社会化投资的建议。但在中国特殊的政商环境下，由于政府对GDP的偏爱，高储蓄以及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控制，使得中国一直存在过度投资（可以说凯社会化投资的理想在中国已经实现了，但却派生出了凯根本就没有想到的过剩产能问题）。中国不但没有因投资不足而出现非充分就业，还使得消费相对投资不足而使经济失衡。由于投资饥渴，凯提出的由于对资本边际效率预期的波动而导致的经济周期在中国尚不存在。尽管中国的失业数据并不完善，但可以肯定，中国的失业问题并不严重。因此，凯提出的刺激投资在中国并没有市场。但凯说的“随着产出的增长，消费倾向的下降，要想通过持续投资的增加来增加定量的就业数量就会越来越为困难”倒是事实。这样，凯在“需求管理”上提出的另一个建议，即“通过财富分配减少贫富分化来提高消费倾向”，倒是有可取之处。按凯的分析，如果消费倾向能提高，那么较小的投资也能维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供给侧改革对于缓解经济失衡有其道理，但以出国购物为例，论证目前国内的供给在结构上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国内的需求，恐怕有偏颇之处。出国购物，毕竟是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而奢侈品的消费有限。尽管按凯的说法，有必要鼓励富人消费，因为富人的节欲会造成贫困，但最终解决之道是通过分配提高消费倾向，而非通过改变生产结构更好地满足富人的消费需求。国内在提高收入进而消费方面确实也做了一些努力，这些年工资增长较快，但工资的增长受制于竞争力，未来会放缓。但在财产方面，财产税和遗产税，其实是有较大空间可以做的。这些税的开征，也可以为其他税的负担的减轻，提供一些条件。对于很多人批评中国的低效投资，从凯的角度看，如果能减少失业，那么通过“浪费”牺牲一点效率，并不是什么坏事。挖金矿，建金字塔都不是什么坏事，更何况造铁路、修大桥呢？唯一的问题是在两地之间你只能修一条铁路。对于批评中国政府政策的人，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这些“浪费”的刺激政策，中国的失业率会有多高？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股东回报。建大桥、修铁路，它的回报有外溢性，对股东有损的事对社会却有利。这也是这些投资要社会化的原因，仅按私人的逻辑是不会做的。经历过大萧条的人，知道长期失业对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打击。凯恩斯的建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失业问题并不严重的国家，或许让人觉得可有可无。但大家或许不清楚的是，我们之所以可以如此轻松地妄加评论，正是因为我们已经采用了凯的政策，使我们避免了严重的失业问题。

（这本书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中英文各读了两遍多，大概是这些年我花时间最多的一本书。久读不下，心中也颇为烦躁。其间也是因为工作忙，再加上身体小恙，过去两个月基本就再没有读别的书。好在是坚持了下来，没有自欺欺人。第一遍读完英文，觉得云里雾里，好多话怎么也读不明白。读了高鸿业老师中文版的序言，才明白这本书读不明白并不奇怪。大家都读不明白，有些是凯自己也没有整理清楚。字里行间，总觉得凯的思路与常人不一样，有很多话，好像明明是想这么说，偏要绕一下似的。不是凯的思维特别快，跳着想，就是他和一般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好在还有高鸿业老师的详细注解。如果没有中文版，这本书有很多话我怕是读不懂的。高鸿业老师也是读了很多相关资料，包括后人对《通论》的专门研究，左中右派对凯的解读和评价等。翻译一本书，其读的书怕要有十来本吧。前辈学人治学之用功，真是值得我辈学习。不过中英文四遍读下来，整体的印象倒是有了，第一遍读的时候纠结的一些细节，诸如使用者成本等，倒也可以忽略。正是所谓读书不能贪快，这本书尤其如此。特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