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还需要向日本学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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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严杰夫
中国向日本学习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1877年-1882年期间，担任清政府首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凭借在日工作期间的观察和了解，写下了《日本国志》一书。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通过天文地理、政法礼俗、工商文教、物产工艺等诸多方面，介绍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可以说，黄遵宪是近代向国人系统介绍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制度的第一人。
从此以后，尽管中日两国关系充满了冲突和纠结，但中国人却自始至终的将日本认作为先进国家中的模范，希望学习它的成功之道。这不仅是因为，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在于日本是唯一一个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非西方国家。
不过，进入21世纪后，随着日本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中国却相对而言在经济领域取得全球瞩目的成就，曾经在中国人间充满的那股向日本学习的风气，便开始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有的中国人认为，日本人表面礼貌却难以掩盖对中国的敌视，因此应对其予以警惕；有的中国人则认为，日本早已陷于政治和经济问题中无法自拔，已没有资格再作为中国人的榜样。相比之下，那些认为应当继续向日本学习的中国人则少之又少。
那么，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否真的不需要再向日本学习了？亦或是，作为一个经济指标上迟滞的日本国仍有诸多方面，值得成为中国转型的榜样？
事实上，早在30多年前，有个美国学者曾提过类似的问题。他就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著名的东亚研究专家傅高义。上个世纪60年代，傅高义在日本居住了两年。未曾想，这两年的旅居生涯竟然让之前对日本“一无所知”的傅高义，一下子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日本这个国家使我大感兴趣，超出我要搞的社会学概论范围”，傅高义后来回想起那段经历时如此说道。正是凭借着这种好奇心，后来傅高义不仅对日本的中产阶级进行了专题研究，更是在1979年出版了一部全面描写日本社会的著作《日本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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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鲁思•本尼迪克特、拉夫卡迪奥•赫恩（小泉八云）这些西方学者不同，傅高义对日本的兴趣并不在于它悠久而奇特的文化，而在于作为一个二战中遭受重创的战败国、二战后美国军队的占领地，日本却能在战后迅速崛起，取得了许多西方国家都无法实现的发展奇迹。而且，傅高义还观察到，“这个国家固然资源贫乏，但在处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却是出类拔萃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傅高义认为在世界上“日本是名列第一”。
许多学者喜欢将日本的成功，归咎于日本民族的传统之上。他们认为，日本人之所以常常能表现出社会发展的奇迹，就在于其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就写道，日本能轻易地“从一个极端转为另一个极端”；并且日本人对领导、父母和君主（统治者）的“忠”、“孝”是完全无条件的。正是这样极端的个性和传统，使得日本人能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迅速调整自己的政策。
我们不能武断地评判鲁思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但这种观察起码是浮于表面的。如果说日本在战后能够迅速摆脱战争阴影，并抛弃民族自尊心而忍受美国人的占领，将自己的发展中心完全转向经济建设，还算是与日本民族的传统性格有关的话；那么日本在此后的20年里持续维持着高速增长，就不能仅仅用文化因素来解释了。
傅高义写作《日本第一》的时候，日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且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到七十年代后半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英、法两大老牌强国的总和，是美国的一半；钢铁产量与美国旗鼓相当，但钢铁业的生产效率比美国更高、更现代化；另外，在造船、汽车、机械制造等多个领域，日本也占据绝对的优势。在这样的优势下，美国对日贸易逆差逐渐加大。著名智库波士顿咨询在分析日本的这种冲击时指出，日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日本的贸易保护措施，而在于美国商品的竞争力不如日本的商品。
所以，傅高义才会指出，“我不得不相信，日本人之所以成功，并非来自所谓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而日本在这方面所呈现出的成就，正是值得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学习的重要内容。
傅高义认为，日本的成功起码体现在七个方面。这七个方面包括：知识、政府、政治、大企业、基础教育、福利和犯罪控制。事实上，这七个方面可以归纳为三类制度：知识和基础教育体现出日本在教育、情报制度上的成功；而政府、政治和大企业的成就，则可以归类为组织制度上的成功；至于福利和犯罪控制，我们则可以将其看作是社会管理制度上的成功。
毫无疑问，直到今天，日本在情报搜集和教育组织上的成就依然让我们印象深刻。日本人对教育的重视，不需要再多强调了。而日本研究所在情报搜集方面的能力却值得任何国家学习。傅高义指出，与美国最知名的那些智库相比，日本的研究所大部分都不太擅长基本调研，也缺乏创造性。这是因为日本智库的核心任务在于搜集信息，也就是“就某个具体的问题搜罗世界的最高知识”。它的目的不在于向决策者提供建议和结论，而更注重向企业家、官僚提供决策的线索和参考。
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的智库更像是信息工具，而不是意见提供者。所以，日本情报制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强化了智库的情报搜集能力，而将决策的工作真正交给决策者自己来完成。这也就避免了决策者会对智库出现过于依赖的现象。
而在机构组织方面，日本企业和行政机构看上去层级森严而且流动性很低，供职于其中的职员和公务员大部分都是“终身制”。于是，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机构制度会令组织陷入僵化，最后导致人浮于事。但傅高义却认为，在这种组织制度下，职员或公务员才会为了避免被制度边缘化，而更努力地奉献自己的能力和精力，帮助机构实现发展目标。另外，在这样的组织制度下，职员也会对组织更加忠诚，职员之间也更加团结，这有助于长期规划和大型项目的实施。相反，欧美过于强调个人的组织制度，使得员工与企业或机构的利益很难保持一致，这也就不利于商品质量维持在高水平，长远来看，也就不利于企业长期目标的实现。
第三，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日本却难能可贵地在社会管理上同样实现了现代化。正如很多人所观察到的，日本无论在环境管理、社会治安还是城市规划上，都显示出强大的组织能力。尽管，日本也曾经历过环境污染的问题，也同样遭受着犯罪案件的困扰。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日本的确比大部分国家都要显得更干净、安全和井然有序。
对于这一问题，傅高义通过研究日本的福利制度，而指出了日本在社会治理上的成功。傅高义表示，同西方政府不同，日本并未一味地建立统一的福利制度来为全社会托底，而是通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敦促企业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以此来共同完成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在这样的系统下，政府毋须为社会保障承担过多的责任，企业也只承担自己应承担的那部责任，社会成员则大多可以通过工作来保障日常生活，即使是部分老年人也可以通过开小卖部等工作来实现自己照顾自己。只有那些完全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才会得到政府的完全保障。
而治安管理方面，日本同样的采取了控制和宽容相结合的制度。正如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所长威廉•克利福特所称，“在日本的大城市里，有社会的纪律，对集体的忠诚，对地区社会的关心，这一切都约束了市民。”所以，当世界上任何城市的犯罪都在增多时，在日本却把宽容和统制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这就值得我们深思。
傅高义对日本成就的总结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所作出的。30多年后的今天，世界格局俨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就在《日本第一》出版不到10年的时间，日本经济即遽然陷入了衰退。直到今天，日本仍然未能走出衰退的阴影。就这样，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并未缩小，却反而扩大了。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国家的崛起，也逐渐开始在许多领域取代日本的地位。在整个世界格局中，日本的地位的的确确是在处于衰落之中。而这正是显示出，日本的发展模式本身也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或许，很多人会辩称，日本的衰退是由美国主导下的“广场协议”强压在日本身上所造成的。实际上，日本衰退的迹象早在“广场协议”签署前就已存在。其根本原因实际上是在于它那早已僵化的经济制度，及其“老人政治”和“财阀政治”所带来的恶劣影响。这些因素才是日本陷入“衰退十年”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傅高义在书的结尾处已指出，任何骄气横溢、自大妄为的国家，总有一天都会迎来悲惨的结局。傅高义正是用古希腊悲剧里复仇女神涅墨西斯的故事，来警示日本和美国，那些骄傲自大的英雄，最终都获罪于因果报应。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在近三十年里所经历的从繁荣到停滞的经历，对今天的中国就依然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在它的身上，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它获得成功的要素，也能观察到让它最终在经济上陷入泥潭的“命门”。而对于这一切，我们如果不能谦虚地俯下身子，从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兴衰成败中吸取经验，那么在未来的某一天，也一定会陷入到涅墨西斯的诅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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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严杰夫
中国向日本学习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1877年-1882年期间，担任清政府首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凭借在日工作期间的观察和了解，写下了《日本国志》一书。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通过天文地理、政法礼俗、工商文教、物产工艺等诸多方面，介绍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可以说，黄遵宪是近代向国人系统介绍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制度的第一人。
从此以后，尽管中日两国关系充满了冲突和纠结，但中国人却自始至终的将日本认作为先进国家中的模范，希望学习它的成功之道。这不仅是因为，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在于日本是唯一一个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非西方国家。
不过，进入21世纪后，随着日本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中国却相对而言在经济领域取得全球瞩目的成就，曾经在中国人间充满的那股向日本学习的风气，便开始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有的中国人认为，日本人表面礼貌却难以掩盖对中国的敌视，因此应对其予以警惕；有的中国人则认为，日本早已陷于政治和经济问题中无法自拔，已没有资格再作为中国人的榜样。相比之下，那些认为应当继续向日本学习的中国人则少之又少。
那么，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否真的不需要再向日本学习了？亦或是，作为一个经济指标上迟滞的日本国仍有诸多方面，值得成为中国转型的榜样？
事实上，早在30多年前，有个美国学者曾提过类似的问题。他就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著名的东亚研究专家傅高义。上个世纪60年代，傅高义在日本居住了两年。未曾想，这两年的旅居生涯竟然让之前对日本“一无所知”的傅高义，一下子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日本这个国家使我大感兴趣，超出我要搞的社会学概论范围”，傅高义后来回想起那段经历时如此说道。正是凭借着这种好奇心，后来傅高义不仅对日本的中产阶级进行了专题研究，更是在1979年出版了一部全面描写日本社会的著作《日本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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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鲁思•本尼迪克特、拉夫卡迪奥•赫恩（小泉八云）这些西方学者不同，傅高义对日本的兴趣并不在于它悠久而奇特的文化，而在于作为一个二战中遭受重创的战败国、二战后美国军队的占领地，日本却能在战后迅速崛起，取得了许多西方国家都无法实现的发展奇迹。而且，傅高义还观察到，“这个国家固然资源贫乏，但在处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却是出类拔萃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傅高义认为在世界上“日本是名列第一”。
许多学者喜欢将日本的成功，归咎于日本民族的传统之上。他们认为，日本人之所以常常能表现出社会发展的奇迹，就在于其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就写道，日本能轻易地“从一个极端转为另一个极端”；并且日本人对领导、父母和君主（统治者）的“忠”、“孝”是完全无条件的。正是这样极端的个性和传统，使得日本人能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迅速调整自己的政策。
我们不能武断地评判鲁思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但这种观察起码是浮于表面的。如果说日本在战后能够迅速摆脱战争阴影，并抛弃民族自尊心而忍受美国人的占领，将自己的发展中心完全转向经济建设，还算是与日本民族的传统性格有关的话；那么日本在此后的20年里持续维持着高速增长，就不能仅仅用文化因素来解释了。
傅高义写作《日本第一》的时候，日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且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到七十年代后半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英、法两大老牌强国的总和，是美国的一半；钢铁产量与美国旗鼓相当，但钢铁业的生产效率比美国更高、更现代化；另外，在造船、汽车、机械制造等多个领域，日本也占据绝对的优势。在这样的优势下，美国对日贸易逆差逐渐加大。著名智库波士顿咨询在分析日本的这种冲击时指出，日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日本的贸易保护措施，而在于美国商品的竞争力不如日本的商品。
所以，傅高义才会指出，“我不得不相信，日本人之所以成功，并非来自所谓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而日本在这方面所呈现出的成就，正是值得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学习的重要内容。
傅高义认为，日本的成功起码体现在七个方面。这七个方面包括：知识、政府、政治、大企业、基础教育、福利和犯罪控制。事实上，这七个方面可以归纳为三类制度：知识和基础教育体现出日本在教育、情报制度上的成功；而政府、政治和大企业的成就，则可以归类为组织制度上的成功；至于福利和犯罪控制，我们则可以将其看作是社会管理制度上的成功。
毫无疑问，直到今天，日本在情报搜集和教育组织上的成就依然让我们印象深刻。日本人对教育的重视，不需要再多强调了。而日本研究所在情报搜集方面的能力却值得任何国家学习。傅高义指出，与美国最知名的那些智库相比，日本的研究所大部分都不太擅长基本调研，也缺乏创造性。这是因为日本智库的核心任务在于搜集信息，也就是“就某个具体的问题搜罗世界的最高知识”。它的目的不在于向决策者提供建议和结论，而更注重向企业家、官僚提供决策的线索和参考。
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的智库更像是信息工具，而不是意见提供者。所以，日本情报制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强化了智库的情报搜集能力，而将决策的工作真正交给决策者自己来完成。这也就避免了决策者会对智库出现过于依赖的现象。
而在机构组织方面，日本企业和行政机构看上去层级森严而且流动性很低，供职于其中的职员和公务员大部分都是“终身制”。于是，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机构制度会令组织陷入僵化，最后导致人浮于事。但傅高义却认为，在这种组织制度下，职员或公务员才会为了避免被制度边缘化，而更努力地奉献自己的能力和精力，帮助机构实现发展目标。另外，在这样的组织制度下，职员也会对组织更加忠诚，职员之间也更加团结，这有助于长期规划和大型项目的实施。相反，欧美过于强调个人的组织制度，使得员工与企业或机构的利益很难保持一致，这也就不利于商品质量维持在高水平，长远来看，也就不利于企业长期目标的实现。
第三，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日本却难能可贵地在社会管理上同样实现了现代化。正如很多人所观察到的，日本无论在环境管理、社会治安还是城市规划上，都显示出强大的组织能力。尽管，日本也曾经历过环境污染的问题，也同样遭受着犯罪案件的困扰。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日本的确比大部分国家都要显得更干净、安全和井然有序。
对于这一问题，傅高义通过研究日本的福利制度，而指出了日本在社会治理上的成功。傅高义表示，同西方政府不同，日本并未一味地建立统一的福利制度来为全社会托底，而是通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敦促企业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以此来共同完成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在这样的系统下，政府毋须为社会保障承担过多的责任，企业也只承担自己应承担的那部责任，社会成员则大多可以通过工作来保障日常生活，即使是部分老年人也可以通过开小卖部等工作来实现自己照顾自己。只有那些完全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才会得到政府的完全保障。
而治安管理方面，日本同样的采取了控制和宽容相结合的制度。正如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所长威廉•克利福特所称，“在日本的大城市里，有社会的纪律，对集体的忠诚，对地区社会的关心，这一切都约束了市民。”所以，当世界上任何城市的犯罪都在增多时，在日本却把宽容和统制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这就值得我们深思。
傅高义对日本成就的总结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所作出的。30多年后的今天，世界格局俨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就在《日本第一》出版不到10年的时间，日本经济即遽然陷入了衰退。直到今天，日本仍然未能走出衰退的阴影。就这样，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并未缩小，却反而扩大了。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国家的崛起，也逐渐开始在许多领域取代日本的地位。在整个世界格局中，日本的地位的的确确是在处于衰落之中。而这正是显示出，日本的发展模式本身也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或许，很多人会辩称，日本的衰退是由美国主导下的“广场协议”强压在日本身上所造成的。实际上，日本衰退的迹象早在“广场协议”签署前就已存在。其根本原因实际上是在于它那早已僵化的经济制度，及其“老人政治”和“财阀政治”所带来的恶劣影响。这些因素才是日本陷入“衰退十年”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傅高义在书的结尾处已指出，任何骄气横溢、自大妄为的国家，总有一天都会迎来悲惨的结局。傅高义正是用古希腊悲剧里复仇女神涅墨西斯的故事，来警示日本和美国，那些骄傲自大的英雄，最终都获罪于因果报应。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在近三十年里所经历的从繁荣到停滞的经历，对今天的中国就依然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在它的身上，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它获得成功的要素，也能观察到让它最终在经济上陷入泥潭的“命门”。而对于这一切，我们如果不能谦虚地俯下身子，从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兴衰成败中吸取经验，那么在未来的某一天，也一定会陷入到涅墨西斯的诅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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