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时光》：电影导演的正经事

前段时间，一部叫《百鸟朝凤》的片子火了。它是已故的著名导演吴天明的最后一部作品，在导演身后才得以进入院线公映。然而它最终能刷爆朋友圈，却是因为制片人方励在网络直播平台上“下跪求关注”，希望可以增加排片量，也希望更多人可以进入影院支持这部片子。此事一出，立刻众说纷纭。可也许不管怎样，这些手段或是声音，都与影片本身没有关系。

毋庸置疑，我们所处的已经是一个“关注度决定一切”的时代。单讲电影市场，最直接的营销方式恐怕就是不管自己要拍什么样的片子，先找来一众明星来压阵。而观众也乐于接受这种情况——多数时候，只要演员“脸熟”、电影院坐席足够舒服，走进电影院便不是什么问题。而如果片子刚好能满足“情怀”——譬如它足够先锋，亦或是充满怀旧与哀缅，那就更加完美了——看完电影，还可以发上一条长长的朋友圈！

显然，上面说的那种电影，与塔可夫斯基——他亲自拍摄的九部影片，以及他所推崇的片子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在他看来，电影艺术是人类第一次可以用来保全时光的方式，而这种保全并非全然复刻，而应当以一种充满个人创造力与启发性的手段进行雕琢。至于观众走进影院的目的，则是补全自己不曾体验过的有趣时光——“为了时间：为了已经流逝、消耗，或者尚未拥有的时间。”。相较之下，我们今天拍摄电影和观看电影，实际上却夹杂了更多“无关根本”的企图，以至于模糊了其根本的目的。

《雕刻时光》是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一部文集，其中表达的既是经验本身，也是反思之后的结论。而其讨论范围也没有仅仅局限在电影艺术的范畴，而是以这一专业领域为切入，抒发有关人类本身，关于时光，关于崇高与信仰，以及理想与风格种种。即便不是塔可夫斯基的忠实影迷，在读这本书时也会收获很多启迪，尤其是在“理想”——“梦想”逐渐变得有些荒诞的这个年代。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作品往往是诗意的，这种诗意看似与生俱来——他的父亲阿尔谢尼伊正是位伟大的诗人。而在他的讨论中，也小心翼翼地将“电影文本”与“文学叙事”分割开来，而认为电影与诗歌，在谱系上更加相近。正如另一位大师伯格曼评价他“创造了崭新的电影语言，把生命像倒影、像梦境一般捕捉下来”，而他自己则认为，“作者的诗学源头，是他对周遭现实的体验。它有可能高于现实，对现实进行质疑，产生无休止的冲突。最重要的是，它总是吊诡的，不仅和外部的现实冲突，也和内心的现实冲突。”故事的虚构是可能的，而诗歌的虚构却是亵渎的。至于电影，它的意义便在于更加直观的光影，所能带来的是更加独一无二，看似笃定却蕴藏无尽可能阐释与追问。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位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所遭受的“政治高压”在今天还是可想而知，但在他的论述中却没有太多对这方面的抱怨或忧心，反而是对观众的审美体验感到欣喜、失望和关切。诚然，文艺作品与政治理念是一组固有的矛盾，但观众的审美体验才是创作者试图让自己思索与闪光抵达的“终端”。政治并不是卓越创造的阻碍，因政治而失掉的敏感与执著才是。

理想与现实，并不是一组必须通过阅历实现的由此及彼的转化。苟且与世故只是人生的一条路径，而人的一生，恰恰是要去寻找自己最适合的道路。也许一个这样的探索者“我要寻找我的故乡，但人们却让我继续流浪”的尴尬，但这何尝不比将一切不幸与痛苦都归结给他人，将所有索取与祈求都寄希望于示弱和哀恸要更加轻盈与自由呢？

人们看电影的具体理由会有很多。但最终的结果，都是在一间暗房里，在一块屏幕前，消磨掉了个把小时的时光。你想要得到什么，时光就会给你什么。而雕刻者所呈现的，也是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和诗意。如此已然足够，而至于作品最终被理解和接纳的是哪一个侧面，或许与作者或是作品没有太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