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商人与朝阳区仁波切

      皇帝的“荷包”，令人直接想到的似乎应该是国库。其实中国的皇权制度中，皇帝的个人用度与国家财政分离是很早的，汉代有少府负责皇室用度，所仰仗的收入来源，是山林川泽之利。此后的历代中央王朝也基本延续了皇室收支与国家财政分离的制度，横向比较欧洲及西亚的中央集权君主，这套财政制度相当高明。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皇室收入如何筹措？与国家财政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与皇权制度是相伴随的，而且有时对皇权稳定的影响还很大。清作为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在顺治、康熙时期已经确定了定额化原则的国家财政体制，直到太平天国战前，国家财政都以尽量不增加用度为总体原则。这样来看，清帝国可能秉持着相当“节俭”的财政原则，事实上，乾隆皇帝就经常这样自我标榜。但是，如果考虑到有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在户部控制之外，这一“节俭”的形象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赖惠敏教授的新书《乾隆皇帝的荷包》正是直击这个隐秘之处。她勾稽出乾隆皇帝最重要的三个皇室收入来源，并说明这些钱的流向，相当程度刷新了我们对乾隆一朝政治的理解。赖惠敏教授早年师从徐泓教授，研究明代江南的赋役制度，卓有成就。此后转向研究清代的皇族，多年爬梳清代档案，用力精勤。如她在后记中所说，因为系统阅读内务府档案，才发现皇室的巨额商业收入。尤其是乾隆皇帝，有三个钱袋子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同时维持一个“节俭”的圣君形象。
       乾隆皇帝的第一个钱袋子，是皇庄（官庄）。清初皇室就在盛京等处设立若干田产，由庄头管理。这些皇庄的收入多供应当地驻军及内务府人丁，还未直接流入皇帝的口袋。但乾隆年间曾大量查抄官民家产，直接为内务府所有。赖惠敏书中所举出的例子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承安案。承安本是伊犁锡伯部落领队大臣，以“玩[忄曷]成性”被查抄家产。这其实等于是没有什么确实的罪名。查抄承安家产使得内务府增加近41万亩土地，而内务府本来控制的皇庄土地不过50多万亩。由此可见所谓的贪污或能力不足多半是借口而已。
       乾隆皇帝第二个也是最著名的钱袋子，是淮扬盐商。几十年前徐泓先生有一篇经典论文专论明后期盐法之变，认为明末以世袭专利特权换去商人的合作，专卖商人则为了确保垄断权利，一味与官府勾结，报效官吏的需索。这使得当时最重要的商业资本之经营寄生于政治权势之上不能独立。（徐泓：《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度的建立》，1978）清代继承了这种竭泽而渔的制度，乃至出现总商，庇护特权商业至于其极，而商人的报效大部进了乾隆皇帝腰包。乾隆朝内务府来自盐务收入，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在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约占盐课20%至40%之间。淮扬盐商由此做大，发展出一时红肥绿瘦的淮扬文化，从何炳棣先生到王振忠老师，所论很多，不再冗言了。
       前年有部还算火热的电视剧《大清盐商》，多少也摸到了些门道。张嘉译饰演的汪总商怎么看都像是汪处长，当他追查盐务侵吞，步步深入时，发现逼得所有人背锅的正是他的恩主乾隆皇帝。到了这一步，钱去了哪里，就万万问不得了。
       乾隆皇帝最后一个不那么引人注意的钱袋子，居然是税关。税关的定额税收全部交解户部，所以使人容易忽略其税收盈余的去向。实际上，税关盈余收入解交内务府，也就变成皇室的收入。各税关志中经常提及关税盈余提解内务府，以及内务府核销关税盈余的问题，税关要动用盈余银两，还要在内务府核销。也因此，清代不少税关监督就出身内务府，如乾隆初任淮安关监督的伊拉齐，正黄旗，以“内务府坐办堂郎中”身份到任。据说在监督税关的三年多时间中，“敷政宽和，操行洁白”，甚至还拿出自己的俸禄补贴胥吏，以杜绝他们的贪污。（“自捐廉俸，量为优恤”，《续纂淮关统志》卷八）如此做官，怎么完成上级交代的收税任务，并且还能不破产败家，真的值得广大干部学习。
       这类情况在清代的税关志中记录不少，由于此前香坂昌纪的研究已经指出，赖惠敏在书中似乎未再过多引用。不过她特别指出“税关监督由内务府包衣出任，他们为孝敬皇帝，撙节个人和税关的衙门开支，将银两解交皇帝……添增这些税目的过程是官员透过奏折向皇帝请求，并非朝廷官员的协议结果。又因税关监督均係包衣身份，若发生贪渎案件，皇帝也采取抄家的手段，将其财产收归内务府。”（111页）这一段叙述，已经很能够令人理解乾隆皇帝统治这个帝国时，在“正大光明”之外的一些奥妙了。
       乾隆皇帝每年从关税获得的收入，赖惠敏估计在六十万至八十万两之间，这笔收入全在户部的监管之外。不仅如此，被任命为税关监督的官员，也会因为未达到税收额度，或者贪渎，遭到罚俸或查抄家产，也部分收入也进入内务府而非户部。关税收入的15%-20%都进入内务府。（474页）
赖惠敏考察税关与皇室收入的关系，重点使用的是《宫中朱批奏折》，我特别注意到她所统计的《各关各年交解内务府盈余数》（118页）。从中可见，山海关的收入最多，而张家口与杀虎口的记录则最连续。杀虎口的记录能够看到内务府提解关税盈余也有定额化的趋势。其提解盈余自乾隆十五年（1750）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均为5500两，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均为4000两。因此关税盈余提解内务府其实仍可视作一种定额包税制，税关监督在解交内务府之外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内务府当铺，其实具有类似的性质。他们以皇权为信用担保，当然在资本市场中呼风唤雨。这些皇家当铺的性质，也是所谓发商生息，这是清代官方资本经营的常用手段。这些当铺的资金来源，除了由内务府拨款外，居然还有资金来自收回八旗经营之当铺。简亲王德沛经营官营当铺3座，总资本将近白银5万两，因经营不善关闭，资本被并入内务府的。这些股本，本来来自内务府拨给八旗兵丁经营生息银两。此外还有查抄官民当铺的情况，如乾隆十五年查收张廷玉的当铺一座（171页），其本金有35000两，这类当铺对内务府来说也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皇帝要在国家财政之外弄一个钱袋子，这不仅是人之常情，也是制度建设的必需。搞到的钱怎么花，差不多也是皇帝的自由，而且，按照赖惠敏老师所描述的，这钱多半花在藏传佛教上，其实苦心也是要维护蒙地与西藏的安定团结，也很大公无私了。但是乾隆收钱的方法，是扶持了一批垄断型商人。垄断商人能够老老实实地报效，当然是因为希图皇帝的庇护；而他们拿得出那么多银子，甚且成为素封之家，累代煊赫，当然也因为依赖皇权的庇护，充当皇帝的“白手套”。这其实是一种权力寻租。依靠权力寻租获得的巨额收入，实在不值得皇帝沾沾自喜，从长远看，更是经济的自杀。因此，我很喜欢赖惠敏老师书中所说的一段话，非常值得深思，容我照录如下：
       
       乾隆皇帝说过：“忆乾隆初年，内务府大臣尚有奏拨部库银两备用之事。今则裁减浮费、厘剔积弊。不特无须奏拨，且每岁将内务府库银命拨归户部者，动以百万计。”内务府广储司积存银两每超过一百万两，亦奏报皇帝拨给户部。由乾隆朝《内务府银库用项月折档》等档案统计，内务府拨户部银两为1590万两，乾隆皇帝说的是事实，不过，内务府拨给户部的百万银两，原本是商人应交给户部的，皇帝不说这些银两的来源，而说内务府拨银两给户部，在历史上赢得“赋性宽仁”的美名。然而，乾隆朝惩贪案件不断，我们的疑问是：“谁来任用这些贪官？”“查抄贪官的财产为何落入皇帝的荷包？”（475页）

        本书的五、六、七、八章都是谈藏传佛教与乾隆皇帝的关系。就我的理解，这似乎是为了说明“荷包”的另一方面，也就是钱怎么花的问题。不过，第六章《北京寺庙的功能》与全书主题的关系，我始终没有参透。这一章主要谈北京城内的藏传佛教寺庙，以及附属的庙会市场。这些所谓“官管寺庙”虽然由内务府管理（302页），但似乎也看不出他们的庙会收入对内务府非常重要。只是蒙古王公在北京的生意，与这些庙会市场关系紧密，但这似乎也不能与“皇帝的荷包”这一主题直接勾连。
       乾隆时代的北京城里似乎喇嘛只会比今天更多。据赖惠敏书中所述，当时北京城中的喇嘛有两千多位，并引《旧京琐记》记载“他处僧人即有冶游亦须秘密，都下僧人则公然行之，曾无愧色。”（301页）这些人真真可称之为“朝阳区仁波切”了。
       赖老师在著作中描述乾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主要依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不算档案的话，这差不多是书中引用最频繁的史料，书中提及章嘉活佛或章嘉呼图克图28处，凡提及所依据的史料都是这本传记。此书中所描绘的乾隆皇帝的形象，与汉文史料大异其趣。例如赖书中转引传记所述，说“乾隆皇帝常穿上喇嘛的朝衣，披着大红绸的哈达，带着金质五佛冠，或桃形黄帽，坐在坛台上静坐参禅，或讲经说法”（279页）还有引述史料中所说（276页）：乾隆十年（1745），皇帝修习藏密，向章嘉国师说：“朕欲修习密法，请给我传授入乘法灌顶，还要把你的本尊神胜乐灌顶法传授给我。”章嘉为他举行隆重的灌顶仪式，给乾隆皇帝传授全部的“胜乐铃五神”灌顶法。灌顶时，皇帝请章嘉国师坐在高高的法座上，而皇帝自己坐在较低的坐垫上，一直跪到灌顶结束。
         从汉文史料中，很少能够看到乾隆皇帝的这一面，所以赖老师也评论说“如此尊崇，令人难以想象。”作为一本传记，这其中可能也包含弘扬传主，及弘扬藏传佛教立场，因而有所夸饰不可避免。但由此也可理解，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之深入，不仅有羁縻蒙、藏的考虑，也包含了个人精神世界的需要。这方面的支出，当然要从自己的“荷包”里出了。
       本书还有很大的雄心与过去十几年中火热的“新清史”有所勾连。第六章讨论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与蒙古王公的关系时，援引罗友枝的研究提出问题，即西黄寺作为喀尔喀蒙古王公朝贡之驻在地，为何成为贸易地点。（其实个中道理不难理解，有趣的是赖老师综合不同角度的材料予以证明。）第七章也将“新清史”作为讨论对象，她援引了2004年出版的论文集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从中我们当然可以看出这些“新清史”脉络中的学者认为承德是清帝国政治中的另一个中心，紧密地联系着蒙、藏。然而，“新清史”在书中似乎仅仅发挥了引子的作用，本来以为这本论文集将成为此后论述中最重要的对话对象，但是在细致地梳理了热河各个藏传佛教寺庙的造办费用之后，这一章的结论转而讨论内务府与户部财政的关系，对话的对象则变为了刘翠溶与曾小萍。
        作为读者来说，在阅读本书的五、六、七章时，都容易有迷失之感。这三章都在提问中援引了“新清史”脉络的研究，似乎要将“新清史”诸学者作为最重要的讨论对象。从题材来说，研究藏传佛教寺庙，也的确容易令人联想起满洲—蒙、藏关系，以及清代皇帝的多元身份，这些正是“新清史”研究中相当关注的议题。但是就阅读中的体会来说，其实这三章更多的内容还是在“算账”，帮乾隆皇帝计算资助藏传佛教的支出，以及这笔经费在财政结构中的位置。从研究主题来说，其实这更多还是财政史关心的议题而非“帝国史”所关心的议题。
       因此，在我来看，本书重要的贡献还是揭示内务府收入与户部收入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常关税的梳理，可以从中看到乾隆皇帝利用税关监督将税关盈余转变为皇室收入。使得常关税兼有国家财政收入与皇室特权收入的性质。税关监督的问题虽然前人已经了解，但是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所以就篇章布局来说，本书用超过四章也即一半的篇幅讨论藏传佛教与皇帝的关系，是否足够扣合本书的主题，值得考量。如果说前四章谈关税、盐商、皇庄、皇当，都是着眼于皇帝荷包中的钱从哪里来，那么乾隆皇帝这荷包里的银子，是都花到藏传佛教上面了吗？全书中似乎并没有给一个明确的交代。乾隆皇帝具有多元政治身份，满洲与蒙、藏具有紧密的政治关系，在这其中，藏传佛教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本书后四章中塑造了为藏传佛教花很多钱的乾隆皇帝的形象，但乾隆皇帝究竟是如何掂量自己的“荷包”的？内务府财政在整个帝国财政的结构中，其最重要的意义究竟是满足皇帝个人所需，还是羁縻蒙藏的政治性支出？我被这个问题吊起胃口很大，但是始终没有解惑。
       不过，这仍是一本意趣盎然，能够一气读完的著作。赖惠敏老师娴熟于清代档案，相当多的史料已经被转换为叙述性的文字，变成一段段故事，呈现给读者。凡曾使用一档馆档案进行研究的人都能理解，这需要作者付出相当精力才能做到。我曾看到网上有人评论这本书中数字太多，失于枯燥，其实这些数字计算正是书中最有趣的部分。从众多表格中，适可窥探乾隆皇帝“正大光明”的账目（户部）之外的秘密运作。康熙皇帝所宣称的“永不加赋”如果可说是这个帝国的“面子”，乾隆皇帝的这些隐性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大概正是这个帝国的“里子”。

（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7月24日，由编辑改题为《帝国的“面子”与乾隆的“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