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历史感的人

　　

　　标题是一种对年轻一代的质疑声音，也许因为太过常见，已经变成了一个陈述句。然而，今年以来，因为全球经济形势恶化所带来的各种乱相，似乎暗示着曾经写在政治课本里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正在悄然改写，现在，除了要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悬在年轻人头上的，还有一把无形的隐忧之刀。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抛却历史感，在不厌其烦地试图将小写的“我”变大之后，一个人终究要在历史里头找到自己的坐标系，他（她）注定要被正在发生的历史裹挟、影响，直至找到足以标记自己生命刻度的历史事件，而不再是自己不曾参与其中的大跃进、文革或者工厂改制这一类被反复使用在写作中日渐符号化、几乎已经成为某种纯文学“腔调”的东西（就像写到农村必须有迷信破败通奸往往还有一个傻子存在）。

　　“你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寄生在他们那代人溃烂的疮疤上，像啄食腐肉的秃鹫。”

　　从这个角度来说，《茧》当中，这段李佳栖的恋人唐晖对她说的话，就像是张悦然对自己写作中面对历史所取态度的一段自我劝诫或忠告。


　　在最初得知张悦然的新长篇会涉及到父辈的历史时，心中就不免产生过一种担心，担心历史元素在小说中的强行楔入，担心风格上的“削足适履”，担心最终会是一个向政治正确靠拢的作品。也曾有过她写了10万字又改人称重写的传闻，在这辗转多年的“难产”中，仿佛可以想象她的挣扎，被历史压得喘不过气。

　　但在看到作品的第一段，就放下心来。久违的、熟悉的叙述者声音，对话结构让人想起了张悦然的处女长篇《樱桃之远》，我始终记得两个女生重逢的那个场景，原本两个人称的叙述在那一章统合为一，《茧》所不同的是，一开始就是主人公的重逢，随后，在叙述往事的过程中将记忆的暗扣一一榫合。我猜想，张悦然曾经做过亲身投入历史的努力，但最终，她还是决定从个人的生命和情感体验出发，去辐射沉重的父辈故事。这也许是一条捷径，但却绝对不是写作的捷径。

　　张悦然在整部小说中试图梳理出一条年轻人对于历史和过往的态度：接近、探询、试图取证，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对于“历史”的态度都值得玩味。

　　李佳栖对于自己的父亲有一种偏执的痴迷（“恋父”也是张悦然创作谱系中一个常见的母题），父亲在她的脑海中是一种经过美化的、理想主义破灭后忧郁的知识青年形象，为此，她花了漫长的时间，千万百计地搜集自己父亲散落在故人那里的历史沉积物，却知道了越来越多属于父亲往事的不堪之处，整个过程就仿佛一种对于历史的证伪。

　　与之相对的是程恭，一开始，他记忆的黑匣子锁住的就是一段罪恶的历史，他双目灼灼地攥牢这段历史，迫不及待地想成为这段历史的审判者，揪住那个隐藏在背后道貌岸然的罪人。小说中，李佳栖偷偷跳上了父亲那趟通往北京的列车，而程恭则因谎称知道李佳栖的去向而在警局碰巧与李佳栖的爷爷李冀生见面，但当他可以与这位罪恶历史的原生者对峙时，他近乎耻辱地发现，自己压根不敢与他对视，他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揭穿它，让它像蠹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始终心怀这段历史，在想象中反刍它，却束手无策。

　　而李佳栖的表姐沛萱，则代表另一种——对历史不辨真假地全盘接受，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信仰。她曾经有过甄别的机会，但她选择做一个坚定的捍卫者，并依托外界的力量进一步去装饰历史。假如她本身再具备一定的攻击性，也许就很像现在网路上的某一类人群。

　　正是在发展自己个人史的过程中，两位主人公也在处理自己与更庞大、更抽象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而两个人之间的亲疏远近也因彼时彼地对于历史态度的差异而不断错落变化。张悦然显然不打算把注意力放在两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上，因为他们本身的命运已经因那件发生在混乱年代的事件而有了某种至深的联系，所以尽管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让每一章节都充斥着某种“抒情诗结构”，但却有回忆带起的距离感来保持口吻上的克制。


　　在主人公的个人史中，李佳栖的身上带着对爱的巨大需索，却在拼凑父亲历史碎片的过程中模糊了焦点，在工作和情感生活上双重失败，她身上的某种放弃感既像她的父亲，也很像她的母亲；而一直对罪进行无声讨伐的程恭，渐渐迷失在罪中，历史在代际之间，也在不断重复自身。最终，两个人都是靠着借力，跳出了这个怪圈。殷正是李佳栖少女时代最后的“乡愁”，陈莎莎因为缺乏人性普遍的情感反应，象征性和叙事功能有些被过分放大，就像一片人工制造的新雪，盖住了程恭的罪。我们随之发现，叙事的推进看似在引领我们接近秘密的核心，可仍然无法获知真相。

　　“你觉得自己有罪吗？”她问。
　　李冀生盯着她，目光好像穿过她，落在一个旷阔的地方。
　　“把灯关了吧，太亮了。”他说。
　　她走到墙边，手放在开关上，但没有按下。灯是关着的。在黑暗中，她听到床上的人叹了一口气。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小说家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它又已经得到了解答，这种解答，需要依靠读者审美阅读经验的聚合、对人性和历史的理解来完成。


　　毫无疑问，张悦然在《茧》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语言：不蔓不枝、有所克制的美感，在一些地方适当地抛出自己喜爱的形容词、意象和比喻，但不让语言成为叙事的阻碍。她也对自己的叙事能力更加自信，或匀速，或缓行，或竞走，或小跨步，最后一段程恭的回忆则是小跑了。

　　小说的结尾，李冀生的死，宣告世界对于成人后李佳栖和程恭的一次洗劫已经完成，他们告别过去，宛如重生般，将彼此扶持着重新开始蹒跚学步。而这个告别，或也可视为张悦然对于一向关注小我的青年写作者的小说近几年来不断被评论者要求加入时代变迁、历史事件这些宏大叙事元素所导致的美学焦虑的告别。

　　这或许代表着，张悦然像她的主人公一样，从困厄中突围成功，并将二次出发，开启自己写作的全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