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激之情喷涌而出，仿佛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对康复的感激：因为康复是意想不到的。“快乐的科学”——这指的是精神的农神节。精神曾经耐心地与糟糕而漫长的压力对抗。耐心，严苛与冷漠；没有屈服，也没有希望——而它现在突然被希望击中了：对健康的希望，对康复的陶醉。在这一过程中，诸多非理性和愚蠢得见天日，许多恶意的温柔甚至被赐给了有着多刺之皮的问题，（那些问题本就不是为了被爱抚和引诱而生的。）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整本书不过是一个人经历了长期贫乏无力之后的消遣；不过是为力量的回归，为已然复苏的对明天和后天的信念，为突然能够对未来有所感知和期待，为即将到来的冒险，为再度敞开的大海，以及为那些重新被允许和相信的目标而欢呼雀跃。然而又有什么不曾被我抛在身后！那在年轻时经历的一片荒漠、疲惫、不信、结冰；那在错误的时间安插进来的老年；那痛苦之暴政，以及更胜一筹的骄傲之暴政（这骄傲拒绝得出关于痛苦的结论，因为得出结论也就等于获得安慰。）；那出于自卫而激进地退回到孤独之中，为的是抵制自己那已然具有病态洞察力的对人类的蔑视；那把自己无条件地限制在带来苦涩、严苛和伤害的认知当中，正因为某种轻率和娇纵的精神饮食（它叫做浪漫主义）让人逐渐产生了恶心感——哦，有谁能够体会所有这一切？不过，有能力体会的人一定能原谅我这许多的愚蠢、放纵、和“快乐的科学”。（例如某位诗人创作的，以一种难以被人原谅的方式取笑所有诗人的歌曲——这些歌曲已经被加在本书之中。）哎呀，这位复活了的作者想要嘲讽的可不只是诗人和他们那“抒情的情感”。天晓得他在寻找哪位受害者，谁又知道哪个滑稽模仿的素材之野兽会引起他的注意？“悲剧开始了[1]”——我们在这本惊人又大胆的书的末尾念到了这样一句话。请注意！这里所宣告的完全是一件邪恶和充满恶意的事情：“滑稽模仿开始了[2]”无疑。

[1] Incipit tragoedia

[2] Incipit parodia

但让我们抛开尼采先生吧。尼采先生重获健康，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一个心理学家来说，很少有什么问题能够像关于健康和哲学之间的关系那样吸引他。而一旦他自己病了，他就会把所有的科学好奇心带入他的疾病当中。一个人，只要是人，就会有他这个人的哲学。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分：在有些人当中是匮乏在进行哲学，而另一些人当中是富裕和力量在进行哲学。对于前者而言，哲学是必需品：是支撑、安慰、药物、拯救、提升、自我异化。而对于后者，哲学仅是一种美丽的奢侈品；在最好的情况下则是胜利的感激之情的狂欢，最终也定要用宇宙的大写字体把自己刻写在概念的天空之上。在前者这种更常见的情况下，是困境在进行哲学，如同在所有患病的思想者那里一样——而且恐怕在哲学史上是患病的思想者占据主流。那么思想本身在疾病的压力下会成为什么呢？这个问题事关心理学家，而且我们可以就此做一个实验：就像一个旅行者想好在某一刻醒来、然后把自己平静地交给睡眠，我们哲学家如果生病了，就把身体和灵魂暂时交给疾病，如同对自己闭上眼睛。而且就像那个旅行者知道有什么东西没有睡着、有什么东西在计时、并且到时会唤醒他，我们也知道在某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会醒来，某个东西会跳到前面把精神当场抓住——我指的是在精神虚弱、悔改、屈服、坚硬、阴暗的时候，在无论哪个词形容的精神疾病状态下把它抓住。而在健康的日子里，精神的骄傲会反对这些词。（因为古语有云：骄傲的精神、孔雀、马，此乃大地上最骄傲的三种动物。）

在这样自我询问、自我引诱之后，我们学会了用更敏锐的目光看待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我们能比从前更好地猜到：受病痛折磨的思想者恰恰因为病痛而被引导和引诱到哪些地方——是思想当中的那些无自觉的歧路和小路、那些可以休息的有阳光的地方。我们如今知道：患病的身体、以及它的需求，会无意识地把精神推挤和引向哪里——引向阳光，引向平静、温和、忍耐、药物、提神饮料（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一切把和平置于战争之上的哲学，一切用否定的方式定义幸福的伦理学，一切知道某种终曲、知道任何类型终极状态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一切渴望远离和彼岸、渴望之外和之上的占主流的审美渴求和宗教渴求，我们都能发问：是否是疾病在启发哲学家。生理需求无意识地隐藏在客观、理念、纯粹精神性这些外衣之下，到了多么可怕的广泛程度，以至于我经常问自己：宏观地来看，哲学是否至今都只是一种对身体的解释和对身体的误解。

在迄今为止引领思想史的最高价值判断背后，隐藏着对个体、等级、或是整个种族的身体特质的误解。形而上学里所有的那些大胆疯狂举动，尤其是对关于存在（Dasein）之价值的问题的回答，都能首先被看做是某些身体的症状。所以如果在科学的衡量之下，这种世界肯定或世界否定毫无任何意义，那么这反而给了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更有价值的暗示：因为如上所说，它们是身体的症状，暗示了身体的成功或失败；暗示了身体在历史上是饱满、有力、专断的，还是拘束、疲惫、贫困、预感终结、欲求终结的。

我仍然在等待一个哲学医生（以特别的意义理解这个词）的出现：他要追查人群、时代、种族、人类的整体健康问题；他会某天有勇气把我的怀疑推向极致，并冒险说出命题：所有的哲学活动迄今为止都根本无关“真理”，而是关乎某些别的东西——让我们说，是健康、未来、生长、权力、生命。

可以猜到，我并不想忘恩负义地离开那段重病的时光，因为它带给我的益处至今受用不尽。我很清楚，和健壮的精神相比，我那无常的健康状态更能带给我什么。一个哲学家要是经历过、并且仍在不断经历着许多健康状况，那么他也就经历过同样多的哲学：因为他必须每次都把他的健康状况转化成最精神化的形式和距离——这种转化的艺术正是哲学。我们哲学家无法像民众一样自由地分离灵魂和身体，更不可能分离灵魂和精神。我们不是思考的青蛙，不是内脏冰冷的客观化机器和记录仪。我们必须持续地从痛苦中孕育出思想，就像母亲一样，为它献出我们的一切，献出我们的鲜血、心脏、火焰、欲望、激情、痛苦、良心、命运、和厄运。生命意味着：把我们所是的一切（包括所有击伤我们的事物）都变为光和火焰。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这个。至于疾病，我们不是差点就要这么问了么：是否疾病对我们而言不可或缺？只有伟大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终解放者，才是伟大怀疑的教导者，教我们从每个U当中变出一个X，一个完完全全真正的X，也就是最后一个字母往前数第二个。[1] 只有伟大的痛苦，那种长期和缓慢的、像燃烧树木一样燃烧我们的痛苦，才迫使我们哲学家进入到我们的最深处，去去除所有的信任、善良、遮掩、温和、平庸，去除一切藏有我们的人性的东西。我怀疑这种痛苦是否让我们变得更“好“；但是我知道，它让我们变得更深刻。

在痛苦当中，我们无论是学着用骄傲、嘲讽、和意志力来对抗它，像印第安人一样不管受到多么严酷的折磨，都要用恶毒的话语来报复折磨他的人；还是退缩到东方式的虚无（也就是涅槃）当中，退缩到沉默和僵硬当中、退缩到麻木的自我屈服、自我遗忘、自我消亡当中……无论如何，在这些长期而危险的自我支配的练习之后，我们成为了不一样的人，有了些许更多的疑问，尤其是有了这样一种意志，去比前人问得更多，问得更深刻、更严格和严厉、更邪恶、也更宁静。对生命的信任已不在，生命本身成为了问题。

但不要因此觉得我们必然变得更阴郁！我们仍然能够热爱生命，只是我们爱得不同：我们爱一个让我们怀疑的女子。我们这些更精神性、更精神化的人，感到所有成问题的东西都是那么吸引人，未知的X所带来的快乐像明亮的火焰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升起，超越了问题所带来的一切困苦、超越了所有不确定性的危险、甚至超越了爱者的嫉妒。我们知道了一种新的幸福。

[1] Walter Kaufmann注释：德语里有一种表达欺骗别人的方式，字面上的意思是：用u来冒充x。这里原本指的是罗马数字V和X，意思是用5来冒充10。尼采所说的怀疑并不是在抬高传统价值，而是在强调这些传统价值并不真的已被认知，而是未知数，就像数学家所用的字母x。

最后，最重要的事情不得不说：从这种深渊中回来，从这种重病、这种沉重怀疑的重病当中回来，我们获得了新生。我们蜕了层皮，变得更棘手和更恶意，对快乐有了更精细的品味，对所有美好的事物有了更柔软的舌头。我们有了更欢快的感觉，在快乐中有了第二重危险的无辜。我们变得更童真，同时也比从前数百倍的狡猾。

啊，那些粗劣、发霉、褐色的乐趣，那些享乐者所理解的乐趣，那些我们的“有教养者”、富人、统治者所理解的乐趣，如今我们是多么感到反胃啊！如今，我们是多么满怀恶意地听着那些声音，那些大集市的喧嚣声——在这些声音中，“有教养者”和都市居民借助酒精来让自己被艺术、书本、音乐强奸，以此获得“精神享受”。那些剧院里的激情尖叫，如今多么刺痛我们的耳朵。那些有教养的群氓所喜爱的浪漫主义骚动和感官混乱，他们对崇高的、提升的、离奇的人的向往，如今于我们的品味而言是多么的陌生！不，如果我们康复者需要艺术，那会是另一种艺术，一种嘲讽、轻盈、转瞬即逝、神一般不受打扰、神一般人造的艺术，像明亮的火焰一般，朝向无云的天空熊熊燃烧。最首要的：这是给艺术家的艺术，而且是只给艺术家的！这种艺术首先需要欢乐，需要每一种欢乐——我们终于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而且也是作为艺术家去理解；对此我愿意证明。我们这些认知者，对有些事情认识得太清楚了。现在，我们多么地学会善于忘记，善于不去认识，并且是作为艺术家！

至于未来：我们不会再追随那些埃及青年人的道路，去在夜间危害神庙，去拥抱雕塑，去无论如何也要揭开那些隐藏着的东西：哪怕是有足够的理由而被掩盖起来的事物，也要把它们全都置于亮光之下。不，这种坏品味，这种“真理意志”，“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理”，青年人一般疯狂地爱真理——这一切我们已经厌倦了。因为我们对此太有经验、太过严肃、有过太多的欢乐和灼伤——我们在这方面太过深刻。我们活得足够久，不再相信真理被揭开面纱之后仍然是真理。今天我们认为：不想赤裸裸地看到一切、不想出现在一切事物那里、不想理解和“认识”所有事物，是一件关乎体面的事。

一个小女孩问母亲：“上帝真的无处不在吗？我觉得这很下流。”这是给哲学家的暗示！人们最好尊重一下自然的羞耻心：自然想要躲藏在谜题和丰富多彩的不确定性背后。也许真理是个女人，有理由（Gründe）不让人看到她的下底（Gründe）？也许，真理的希腊名是Baubo[1]？

哦，那些希腊人！他们知道如何生活：需要勇于停留在表面、褶皱、皮肤上，崇拜表象，相信形式、声音、词语，相信整个表象的奥林匹斯山。那些希腊人是肤浅的——出于深刻！而这不正是我们所回到的地方么：我们这些精神上的冒失鬼，登上了当今思想的最高险峰，从那里环顾四周，俯视下方，然后回到了这里？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正是希腊人吗？我们不正是形式、声音、词语的崇拜者，也就是——艺术家？

卢塔，热那亚近郊

1886年秋

[1] Walter Kaufmann注释：Baubo是一个原始的、淫秽的女性精灵。根据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Baubo原本是女性生殖器的人格化。

第一卷

2．智力的良心

（Das intellectuale Gewissen）

我不断会有这样一种的经验，我也不断在抗拒这种经验。我不愿意相信它，哪怕它触手可及。这种经验就是：大多数人缺乏智力的良心。实际上我经常感到，任何一个追求这种良心的人在人满为患的城市里所感受到的孤独，就如同他在荒漠中所感受到的孤独一样。每个人都在用怪异的眼神看你，他们径直拿着自己手中的秤杆，把这个叫做善的，把那个叫做恶的。当你暗示他们的砝码重量不足时，没有人为此而脸红，也没有人因此而勃然大怒。他们不过是对你的质疑哈哈大笑。我想表达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不认为，在相信这个和那个之前，在按照这种信念而生活之前，如果没有首先给出那个最终和最确定的关于赞成与反对的理由的话，会是件可鄙的事情。他们甚至在事后都没有为这种理由而烦心过。最有天赋的男人和最高贵的女人都属于这“绝大多数人”。而如果一个人可以忍受其信念和判断中那种松软[1]的感觉，如果一个人没有把对确定性的追求当作是他内心最深处的渴望与痛苦，（正是这一点把更高的人与较低的人区分开来。）那么哪怕他拥有善心、文雅和天赋，这些优点对我来说又能算是什么呢？

在一些虔诚的人当中，我曾经发现有对理性的憎恨，我也因此而友善地对待他们。因为这至少还能够显露出他们具有糟糕的智力之良心。然而身处rerum concordia discors[2]之中，身处于存在（Dasein）的巨大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当中，却没有对此发问，没有因为对发问的渴求和狂喜而颤栗，没有至少憎恨发问之人，也许甚至还略微感到这样的人令人发笑——这正是我所认为可鄙的地方，这也是我在每个人身上首先要寻找的感受。某些愚蠢的念头不断说服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仅仅因为他是人类。这是我的那一类不公正。

[1] 松软和坚固，也就是“确定性”相对。

[2] 引自贺拉斯，书信集。意为：事物的不和谐之和谐。Kaufmann译作“discordant concord of things”，Nauckhoff译作“the discordant harmony of things”。

11．意识

意识是有机体当中最晚和最迟发展起来的，因此也是最不完善和最无力的。意识所带来的数不清的错误要比必然性更快一步给动物和人类招致毁灭，就像荷马说的那样：“越过命运”[1]。要不是本能的保存性联结远过于强大，要不是这种联结大体上起到了调节器的作用，人类就会因为他们的错误判断和白日梦、因为他们的疏漏和轻信而毁灭——概括起来，就是人类会因为他们的意识而毁灭。或者不如说，没有这些本能人类早就不会存在了。

一项机能在发展成熟之前对于有机体来说就是一种危险，而这个时候如果它能被施以暴政的话，这就会是一件好事！于是意识就被施以暴政——而且不只是出于我们的骄傲！人们把意识看做是人类的核心，看作是人类那持久、永恒、终极、和最原初的部分！人们把意识当做是给定不变的量！人们否认意识的增长和时断时续！人们把意识看做是有机体的统一！

这一对意识的可笑高估和误解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后果，即它防止了意识的过快发展。因为人类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意识，他们便没有花太多精力来获取它——而这一情形在今天也没什么两样！吸收知识、把它变成本能，这个任务仍然是全新的，它才刚刚开始照亮人们的双眼，还无法被清楚辨认出来——只有那些人，他们已经明白迄今为止我们所吸收的只是错误，明白我们所有的意识都只涉及错误，只有他们才能看见这项任务。

[1] 参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二卷第155行，第二十卷第30行和336行，《奥德赛》第一卷第34行。

21．致无私的教师

人们把某个人的德性称作是好的，并非是考虑到德性给这个人本身所带来的后果，而是为他们自己和为社会考虑——人们对德性的赞扬从来都不是“无私”和“非利己”的！不然的话他们肯定会看到，德性（例如勤奋、服从、贞洁、虔诚、以及公正）对于其所有者而言往往是有害的：后者会受到德性这种冲动过于猛烈和贪婪的支配，而理性又难以维持德性和其它冲动之间的平衡。当你具有一项德性，一项真正的、完整的德性（而不是追求某一德性的微小冲动）——你就是它的受害者！然而你的邻人正是为此才赞扬你的德性！人们赞扬勤奋的人，哪怕勤奋会损伤他的视力、损伤他精神中的鲜活和原创力；人们尊敬那个“工作至死”的年轻人，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人们认为：“失去哪怕是最优秀的个体对于社会这个整体来说也只是很小的牺牲。这种牺牲无法避免，这一点是挺糟糕的；但要是个体不那么想，而是把他们自身的保存和发展看得比为社会服务而工作来得更重要的话，那就更糟了。”因此人们为这个年轻人感到惋惜，这并不是为他本人感到难过，而是因为一个献身的、对自己冷酷无情的工具——一个所谓的“老实人”——的死亡导致社会失去了它而难过。

可能有人会想到，如果这个人在工作上不是对自己那么冷酷无情，如果他能把自身保存得更为长久一些的话，是否会对社会更加有利？——确实，人们承认这样是会有一些好处。但是与此相比，如果这个人牺牲了，并且人们对牺牲之动物的态度在所有人面前再一次得到确认，随之而来的好处就会是更为巨大而长久的。

因此，在赞扬德性时，人们实际上是在赞扬德性当中的工具本性，以及赞扬每种德性中的盲目冲动，这种冲动拒绝服从于个体自身的整体利益——总而言之，人们是在赞扬德性当中的非理性，正是由于这种非理性，个体允许自己被改造成为全体的一项功能。赞扬德性，赞扬的其实是那些于私人有害的事物——那些夺走人类最高贵的自私和通向最高自治之力量的本能。

诚然，出于教育的目的，出于要让人吸收道德习惯的考虑，人们搬出德性的一系列后果，这些后果会让人觉得，似乎在德性和私人利益之间有某种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倒确实存在：例如盲目而暴烈的勤奋——一种工具所具有的典型德性——被描绘成是通往财富和荣誉的道路，是治好无聊和激情的最佳毒药；但是人们对它的危害，对它最大的危害却缄口不言。这就是教育的实施方式：通过一系列刺激和利益，教育把个体的思维和行动规范为一种特定的模式，这种模式一旦变成了个体的习惯、冲动和激情，就会在里面和上面支配着个体，“为了普遍的好处”而反对个体的终极利益。

我常常看到，盲目而暴烈的勤奋在创造出财富和荣誉的同时，也剥夺了器官的精致性（正是由于这种器官的精致性，个体享受财富和荣誉才成为可能。）；在对抗无聊和激情的同时，也让感官变得迟钝，让精神抵制新的刺激。（所有时代当中最勤奋的时代——即我们的时代——除了不断从大量的勤奋和钱财当中产生出更多的钱财和更多的勤奋之外不知道还能产出什么：因为花费要比获取需要更多的天赋！——好吧，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孙辈”！）

如果这种教育成功了，那么以最高的私人目标来衡量，个体的每一项德性都会对公众有利而对私人的不利，都可能会导致精神和感官的萎缩，甚至导致过早的沉落——从这个角度出发，让我们依次考虑一下服从、贞洁、虔诚、以及公正这些德性吧。

赞扬无私、自我牺牲、有德性之人，亦即赞扬人们在保存、发展、提升、促进自身方面、在扩张自己的权力方面不使用全部的力量和理性，反倒是谦卑而无思、也许甚至是冷漠和嘲讽地对待自己——这种赞扬的源头绝不会是无私精神！“邻人”赞扬无私，是因为无私能给他自己带来好处！如果邻人“无私”地思考，那他就会拒绝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削弱和伤害其他个体的力量，他会努力抵制形成这种倾向，而且首先，为了证明自己的无私，他就不会把无私称之为是好的！

这一点暗示了在如今极具威望的道德当中存在着根本矛盾：道德的动机与它的原则之间的矛盾！道德想要用来证明自身的东西违背了道德的标准！“你应当放弃和牺牲你自己”——要使这一命题不与其自身所特有的道德相矛盾，它只能由那些放弃自身利益的人，由那些也许是在牺牲个体的要求下给自己带来毁灭的人来宣布。但只要邻人（或者社会）出于功利而建议利他主义，他就运用了完全相反的命题：“你应当以一切其它事物为代价来追求你的利益”，从而一口气宣讲了一个“你应当”和一个“你不应当”。

26．什么是生命？

生命是：不断摆脱某些想死的事物。生命是：对待我们身上（以及不只是我们身上）正在变老和变弱的事物的残酷无情。那么，生命是否因此意味着：对那些将死的，可怜的和古老的东西不尊敬呢？是否意味着永远做一个谋杀者呢？然而老摩西说过：“你不应当杀生。”

48．苦难的知识

通过人们对苦难的认知程度差异来区分不同的人类和时代——或许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区分方式更加深刻了。这种苦难既包括灵魂方面也包括肉体方面。就后者而言，我们现代人尽管虚弱无力，但全都是缺乏亲身经验的半瓶醋和幻想家。相比而言，在那个所有时代中最长久的时代——即恐惧的时代，个体不仅需要保护自己免受暴力侵害，而且他们自己出于这一目的也必须成为暴力的人。那时，人们经历了大量肉体疼痛和匮乏的训练，并且明白了：甚至连对自己的适当残忍和自愿的疼痛练习，都是保存自我的必要手段；那时，人们培养身边的人忍受疼痛；那时，人们乐于施加疼痛，在看到此类事情中最糟糕的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时，除了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之外别无其它感受。就灵魂的苦难而言，如今我从每个人身上想要看到的是：他是通过经历还是通过描述来获得这一知识的；他是仍然把假装知道这一苦难当做必要（例如当做是更好教养的标志），还是说他从灵魂深处都不再相信灵魂的伟大痛苦，当提到这种痛苦时他的反应就像提到巨大的肉体疼痛一样，让他想起自己的牙疼和胃疼。而这也正是在我看来现今大多数人的情况。

由于在这两种疼痛方面人们普遍缺乏经验，再加上受苦之人的景象也一定程度地缺失，于是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与古人相比，现在的人尤为厌恶疼痛，把疼痛说得更坏。事实是，连有关疼痛之想法的存在都让人难以忍受，并且人们把这一点变成了关乎良心之事，变成了针对整个存在（Dasein）的控诉。

悲观主义哲学的出现绝不能算是标志着一种伟大而可怕的不幸。恰恰相反，这些对生命之价值的问号产生于一个存在得到改善和变得更加容易的时代，灵魂和肉体的一些难以避免的虫咬都显得血腥和恶意，人们又是如此缺乏真正的疼痛经验，以至于连疼痛的普遍观念[1]都会被当作是最高级别的苦难。

我有一副治疗悲观主义哲学和过度敏感这种在我看来是真正“当代苦难”的药方。不过这剂药方听起来太过残忍，它本身就算是某种征兆，会让人就此作出“存在（Dasein）是某种邪恶的东西”的判断。而治疗这种“苦难”的药方就叫做——苦难。

[1] Vorstellungen。该词也被用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Vorstellungen）的世界》的标题中。

第二卷

84．诗歌的起源

某些人热爱人性当中的幻想成分，同时也拥护道德是人类本能的观点，他们如此论断：“如果说人类总是把功利性推崇为最高的神明，那么怎么可能还会有诗歌呢？因为把说话变得有富有节奏，这么做只会妨碍而绝不会促进交流的清晰性。然而如今仿佛是在嘲笑所有功利性和实用性一般，诗歌遍地丛生，日益繁盛。诗歌的这种狂野而美丽的非理性反驳你们，你们这些功利主义者！能够有那么一次从功利性当中逃离——正是这种想法提升了人类，正是这种想法激发了道德和艺术！”

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站在功利主义者那一边。毕竟他们正确的次数太少了，真是可怜啊！在诗歌仍在形成的远古时代，诗歌确实以功利性，以巨大的功利性为目的。在那个时候，人们让节奏弥漫在说话当中，使节奏的力量重组句子中的原子成分，促使人小心选择说话的词语，以及给予思想新的色彩，让它们更加昏暗、奇异、遥远——毫无疑问这时人们是在把迷信当做功利！因为既然韵文给人带来的印象比普通的讲话更加深刻，那么人们就打算用节奏来更加深刻地打动神，让他们听到人类的需求。而由于人们也相信有节奏的滴答声能把声音传得更远，那么节奏性的祷告声自然就更接近神的耳朵里。人们最主要想要利用的是，自己在聆听音乐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根本而压倒性的力量——即强制的力量。节奏能让人难以抗拒地想要屈服和加入；不仅人们的脚步，而且人们的灵魂都会跟随着节拍跳动。所以人们就推断：也许神的灵魂也会像他们那样！人们于是尝试去利用节奏来强迫和支配神：人们把诗歌抛向神就像把魔法的圈环抛向他们一般。

有一种更加古怪的观念或许在促进诗歌的诞生方面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尽管在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当中，这种手段已经作为哲学教义和教育手段而出现，但是在哲学家出现之前很久，人们就承认音乐具有释放情感、净化灵魂、以及缓和ferocia animi[1]的力量，并且这一点恰恰是由音乐中的节奏来实现。当一个人失去灵魂中的适当张力与和谐时，他就必须跟随着歌手的节拍来跳舞——这便是此一治疗手段的处方。用这种办法，特尔潘德（Terpander）压制了一场起义，恩培多克勒安抚了一个疯子，达蒙（Damon）净化了一个因爱而憔悴的青年；用这种办法，人们也打算平息那些狂暴和有报复心的神。人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神的激情中所包含的眩晕和茂盛推至顶点，让那些狂暴的神彻底疯狂，让那些有报复心的神心中充满复仇欲。所有狂欢式的宗教信仰都想要把某些神的ferocia[2]一次性释放出来，把它转化为狂欢，从而使神在此之后感到更加的自由和平静，于是也便能给人带来安宁。从词源上讲，melos[3]指的是镇静剂，这并不是因为它自身是宁静的，而是因为它具有让人安宁的效果。

不只对于宗教歌曲而言是如此，对最古老的世俗歌曲来说，人们也同样假设节奏具有魔法的力量。例如人们认为，在取水或划船的时候，用歌曲就能够对在这里工作着的恶魔施以魔法，让它们变得顺从、不自由、成为人类的工具。只要人们活动，人们就有唱歌的理由，因为任何活动都依赖于精灵的帮助。魔法歌曲和咒语似乎就是最原始形式的诗歌。

当韵文被用在神谕当中（希腊人说六音步诗是在德尔斐被发明的），节奏也被用来施加强制。根据神谕一词在我看来最可能的词源，神谕原本意味着决定某些事物。人们认为一旦获得了阿波罗的欢心就可以强制未来。要知道在最早的观念中，阿波罗远远不只是一个能预见未来的神。神谕在以正确的方式宣读，以及保证字词和节奏准确的情况下，能够牵制未来。而神谕的宣读秘方是由阿波罗发明的。阿波罗这个节奏之神，同样也能够约束命运女神。

总的来说，对于古老而迷信的人类而言，与节奏相比还有什么更有用呢？有了节奏人们做成任何事情：用魔法促成某项工作；迫使神出现、靠近自己、聆听自己；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未来；释放人的灵魂中——以及不只是人类自己的灵魂，也包括最邪恶的恶魔的灵魂当中——过量的东西（恐惧、狂热、同情、以及复仇欲）。没有韵文人类什么都不是，而有了韵文人类就几乎成了神。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情感从来没能被完全消除。哪怕在今天，我们已经经历过数千年和迷信的斗争，我们之中最智慧的人都仍会被节奏所愚弄——只要他因为一种思想具有韵律的形式，伴随着神圣的一跃，就认为它更加真实的话。最滑稽的难道不是，那些最严肃的哲学家，他们在所有有关确定性的问题上都是截然不同的严格，却仍然靠诉诸诗人的言语来给自己的思想赋予力量和可信度？而且对于真理来说，当一个诗人赞同它时，要比在他反驳它时更加危险！因为就像荷马说的那样：“歌者说谎太多。”

[1] 灵魂中的狂暴。

[2] 狂暴。

[3] 旋律。

107．对艺术的最终感激

假如我们没有肯定艺术，没有发明这种对非真实的崇拜，那么科学如今使我们洞见到的普遍存在着的非真实和虚假——也就是洞见到所有能认知的和有感觉的存在（Dasein）都以幻觉和错误为前提条件——就会让人感到难以承受。诚实会导致恶心和自杀。不过如今我们拥有和诚实对抗的力量，能帮助我们避免这一后果：我们拥有艺术，作为对假象的善意。我们不再总是禁止自己用眼睛把事物裁圆，不再总是回避去完成诗歌创作。因此，我们在渡过生成（Werden）的河流时所携带的也不再是永恒的不完善：我们感到此时带着一个女神，我们为此骄傲，如同孩子般纯真。作为审美现象，存在（Dasein）仍然是可以忍受的。而且，艺术给了我们眼睛和手，尤其是给了我们好良心，使我们有能力把自己变成这样一种审美现象。我们必须有时从艺术的距离来观看和俯瞰自己，为自己发笑，也为自己而流泪，以此来获得休息。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求知激情中发现同样多的英雄和同样多的傻子。我们必须时不时为自己的愚蠢感到快乐，这样我们才能继续为自己的智慧感到快乐！正因为我们在根本上是沉重和严肃的人，比人类更加沉重，所以没有什么能比一顶小丑帽对我们更加有益了：我们需要为自己戴上一顶小丑帽——需要所有兴致高涨、漂浮、舞蹈、嘲弄、孩子气、以及有福的艺术，以免丧失我们的理想所要求我们的置身于事物之上的自由。要是完全陷入道德之中，因为自己给自己施加了过于严厉的要求，结果成为了有德的野兽和稻草人，这就意味着我们自身以及我们那敏感的诚实的旧病复发。我们也应当有能力站立在道德之上：而且不只是小心翼翼地僵直站立着，像一个每时每刻都害怕滑倒和摔跤的人一样，也要能够漂浮于道德之上而嬉戏玩耍。所以我们又怎能少得了艺术，少得了傻子呢？——而只要你仍然出于某种原因而为自己感到羞愧，你就仍然不属于我们之列！

第三卷

110．知识的起源

曾经有一段非常久远的时光，在此期间人的智力只会产生错误。其中某些错误正好对人有用，有助于保存人类种族。要是有人碰巧能想到或是继承这些错误，他们就能够在为自己和后代而奋斗的过程当中获得好运气。“存在恒久不变的事物……存在相同的事物……存在事物、物质、肉体……事物就是它看起来所是的样子……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对我来说好的事物其自身就是好的……”——这样一些错误信念不断被人类继承下来，直至构成了人类种族的基本组成部分。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有人才开始否定和怀疑这些命题，真理这种知识才开始以最弱的形式出现。但人类似乎忍受不了真理。人类的所有器官组织仿佛都是按照真理的对立面造出来的——所有那些高级功能、对意义的感知、以及更一般的感觉，都是与自古以来就被吸收进人类种族的基本错误相容。这些错误命题能够规范人类的知识当中远及逻辑领域的“真”与“假”。

因此知识的威力并不取决于它的真实性，而是取决于年代的久远，被人类吸收的程度，以及其构成人类生存条件的特点。在生命与知识看起来相矛盾的地方也从来不会有真正的斗争，反驳和怀疑都被当做是疯狂的想法。而少数思想者（例如爱利亚学派）不仅主张并坚持与自然之谬误相对立的观点，而且还相信人或许可以像这种观点所说的那样去生活——他们发明出一种智者，此类人持久不变、不带个人情感、拥有普遍的直觉、同时是一与全体、具备关于那相反知识的特有才能；他们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们的知识同时也是生命的原则。但要能做到主张所有这些观点，他们必须在有关自身的状态方面蒙骗自己：他们必须宣称自己不带个人情感，持久不变；他们必须误解认知者的本性，否认冲动在知识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普遍地把理性设想成是完全自由和自发的活动。但他们自己要能得到这些命题，却是借助于反对已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或是因为渴望安宁、独占、或支配——对于这些他们却视而不见。而当诚实和怀疑最终细致地成长起来，这样的思想者也将不复存在，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和判断看起来和任何感官存在都并无二致，全都依赖于原始冲动和基本错误。

当有两个互相矛盾，却都适用于生命的命题（也就是说它们都与人类的基本错误相容），彼此之间相互较量，看看谁对生命更有利的时候，这种细致的诚实和怀疑就会形成。或者也可以是：哪怕这两个命题都对生命没什么用，却也看不出有什么坏处——在这种情况下，诚实和怀疑呈现出智力的游戏冲动，无辜和快乐都如同游戏一般。逐渐地，人类大脑充满了这种判断和信念，从这团缠结中产生出骚动、斗争和权力欲。不仅仅是对功利和乐趣的追求，实际上每一种冲动都在这场关于“真理”的战斗中加入了不同的派别。这场智力的战斗变成了职业、诱惑、工作、义务、荣誉，直到知识和对真理的追求最终成为了人类众多需求当中的一种。从此以后，不光是信仰和信念，而且检查、否认、不信和反驳也成为了一种权力，所有“恶”的本能都屈从和服务于于知识，获得了被许可、受尊敬、和有用之荣耀，成为了善的眼睛和无辜。

就这样知识成为了生命自身的一部分，从而不断地增长权力。直到最终，知识和那些原始的基本错误，二者同时作为生命和权力，在同一个人体内相互撞击。一个思考者如今是这样的存在，其体内对真理的冲动和那些保存生命的错误打响了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对真理的冲动被证明同样是一种保存生命的权力之后。和这场战争的重要性相比任何其它事务都无足轻重，因为摆在眼前的是关于生命之条件的终极问题，而我们也将第一次尝试以试验的方式给出回答。真理能够多么经受得住人类的吸收？这是问题，也是试验。

135．罪的起源

在基督教无论是正在统治还是曾经统治过的地方，罪都被感受为一种犹太情感和犹太人的发明。考虑到基督教道德的这一背景，基督教倒确实是对整个世界的“犹太化”。它对欧洲的犹太化是多么成功，这一点如下事实最能够体现：古希腊这个不包含罪的感情的世界，在许多世代和杰出人物怀着充分的善意去接近和吸收它的情况下，仍然对我们显得陌生。“只有你悔改了，上帝才会施与你恩宠”——这种说法会让希腊人感到可笑和生气，他们会说：“也许只有奴隶才会这样想。”基督徒所假设的是一个强大的、过于强大的、爱复仇的存在，其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人类根本无法伤及他——除了有辱他的荣耀。每一种罪都仅仅是对上帝之荣耀的损害，是crimen laesae majestatis divinae[1]，别无其它。悔改、低微、在泥土里翻滚——获得上帝恩宠的条件从头到底就是这些，也就是说要恢复上帝的荣耀。至于罪是否造成其他损害，是否种下了深远的灾难，这种灾难会不断长大，直至像疾病一样把人类一个接一个地逮住掐死，这位渴求荣耀的东方之神是不会关心的。罪所冒犯的是他这个神，而不是人类！——而蒙受上帝恩宠的人们也同样蒙受了上帝对罪的自然后果（natürlichen Folgen）的不关心。对这些人而言，上帝和人类是如此分离对立，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设想对人类的犯罪——每一种行为，他们所考虑的都只是其超自然的后果，而不包括自然后果。而这就是犹太情感的要求，对于这种情感来说，凡是自然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希腊人却与此相反，更倾向于觉得就算是对神明的亵渎，就算是普罗米修斯那样的偷盗，埃阿斯那样在神智失常和嫉妒的驱使下屠杀牲畜，都是有尊严的。出于为渎神行为创造和赋予尊严的需要，希腊人发明了悲剧。而犹太人哪怕具有诗人的天赋和对崇高的倾向，悲剧这种艺术形式和乐趣对于他们而言仍然在根本上是陌生的。

[1] 冒犯神圣的陛下之罪。

第四卷

圣雅努斯（Sanctus Januarius）

你用那火焰之矛刺穿我灵魂之冰，于是它朝着大海怒吼奔向它最高的希望：永远更加明亮，永远更加健康，在最深情的必然中获得自由—— 它如此赞美你的奇迹，最美的雅努斯！

1882年1月于热那亚[1]

[1]圣雅努斯为基督教早期殉道者，一月（Januar）与其名相关联。热那亚（Genoa/Genua）1882年的一月温暖如春。

276．致新年

我仍旧活着，我仍旧思考：我仍然必须活着，因为我仍然必须思考。我在故我思：我思故我在。[1] 在今天，每个人都允许自己表达他的愿望和最心爱的想法。因此今天我也将说出我对自己的愿望，说出在新年掠过心头的第一个想法——说出是什么思想从此将成为我生命的理由、保障和甜蜜。我想要不断地学习把事物中的必然性视为美，于是我也将成为美化事物的人们中的一员。爱命运（Amor fati）——让这句话从此成为我的所爱！我无意对丑陋的事物开战，我无意指责，我甚至不想指责那些指责别人的人。移开目光将成为我唯一的否定！以及，这一切的一切总的来说就是：我想要在未来某一天成为一个只说“是”的人！

[1] Sum, ergo cogito: cogito, ergo sum

290．不可少的只有一件[1]

“赋予”自己的个性以“风格”——这是一项伟大而稀罕的艺术！那些践行这项艺术的人纵览自身天性当中所有的力量和虚弱，把它们编入一个艺术的计划当中，直到它们中的每一份都变成了艺术和理性，甚至连虚弱都能取悦人的眼睛。这里加入了许多第二天性；那里剔除了一份第一天性——二者都经过长期练习和天天工作。这边无法剔除的丑陋被掩盖起来；那边的又被重新解释为崇高。许多模糊且难以被赋予形式的地方被保存并利用于远观——它们应当向那些遥远而巨大的事物挥手示意。到最后作品完成的时候，在同一种品味的约束下大大小小所有的事物是如何被支配和塑造的，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了。这一品味是好是坏并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重要，只要它是一种品味就行！

那些强大和支配性的天性将会在这样一种约束当中，在这种由自己的律法所带来的限制和完满当中享受他们那最精致的快乐。他们那来源于强大意志的激情在面对所有被风格化的、被征服的和用于服务的天性时变得缓和。哪怕是在他们必须建造宫殿和设计花园的时候，他们也反对给予天性以自由。

与此相反，那些缺乏对自身的权力的虚弱个性才憎恨风格的限制。他们感到如果这种苦涩和邪恶的约束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话，他们就会被贬低——只要他们去服务他们就会变成奴隶；他们憎恨服务。这样一种精神（它们也许是第一流的精神）总是把自己和外部环境塑造和解释成自由的天性——野性、任意、异想天开、没有秩序、令人诧异。而且他们也把这做得很好，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让自己感到愉快！要知道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无论是通过这一首诗歌还是那一件艺术，人类必须取得对自身的满意——因为只有到那时人类才忍受得了别人观看自身！任何人只要对自己不满意就会不断地准备好为此而报复自己。而我们其他人只要也得忍受观看这幅丑陋的景象，我们也将会是他的受害者。这是因为丑陋的景象会让人感到难受和阴郁。

[1] 《路加福音》10:42

313．不再画受苦的图像

我想要追随拉斐尔，不再画受苦的图像。崇高的事物已经够多了，人们没有必要在与之血肉相连的残酷中寻找崇高；而且我的雄心也不会满足于想成为崇高的受苦者。

335．物理学万岁！

有多少人懂得去观察？在那些懂得观察的少数人当中，多少人又观察他们自己？“每个人都是离自己最远的人”——任何一个肾脏检查者都沮丧地明白这一点，而神对人类所说的“认识你自己”的格言几乎是充满恶意的。几乎所有人谈论道德行动之本质的样子，他们那些飞快、饥渴、深信不疑、以及夸夸其谈的说话方式，他们的眼神、笑容、和迷人的热忱，都极好地证明了自我观察是处于多么绝望的境地！这些人似乎想说：“但是亲爱的，这恰恰是我的专长！你把问题交给了有资格回答它的人：我恰好对此比对任何其它问题都更有智慧。我想说：如果一个人判断“这件事是正确的”，然后推断出“因此这件事必须发生”，从而做他由此认识到是正确的、称之为是必然的事情——那么他的行动本质上就是道德的。”

但是朋友，你谈到了三个而不是一个行动：比如你判断“这是正确的”，这也算一个行动。一个人难道不能道德地或不道德地做判断吗？你凭什么认为恰恰这件事是正确的呢？

“因为这是我的良心告诉我的。良心从来都不会不道德地说话，良心才能决定何为道德。”

但为什么你要听从良心的声音呢？哪来的权利让你把这种判断当作正确可靠的呢？就没有一种良心是针对这一信仰的吗？难道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智力的良心[1]，一种你的“良心”背后的良心吗？你的判断“这是正确的”在你的冲动、喜好、厌恶、经历、以及所欠缺的经历当中有它的史前史。你得问：“你的判断在那里是如何形成的呢？”然后接着问：“究竟是什么在驱使我听从它？”你听从你的判断，可能就像一个听话的士兵在服从长官的命令；或者像一个女人，听从所爱的男人的命令；或是像一个奉承和懦弱的人，听从命令者是因为害怕；也可能是像一个傻子那样，服从是因为找不到任何可反对的地方。总之，你听从你的良心可以有无数种方式。但是你听从某个具体的判断，把它当作来自良心的声音——也就是说，你认为某件事是正确的——也许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并且盲目地接受了在儿时就被称作是正确的东西；或是因为你所谓的义务迄今为止给你带来了面包和荣誉：你认为它“正确”，是因为它似乎是你的“生存（Existenz）条件”。（而你拥有生存的权利，这一点对你来说大概是无可辩驳的！）

你的道德判断之坚固也许恰恰证明了你的可悲自我和缺乏个性。你的“道德力量”或许来源于你的顽固，来源于你没有能力看到新的理想！而且，我简单点说，如果你思考得更仔细一些，更好地观察，更多地学习，你就不会再把这些个你的“义务”和你的“良心”称作是义务和良心。认识了道德判断是如何形成的，你就会对这些慷慨激昂的词语丧失兴趣，就如同对“罪”、“灵魂拯救”、“救赎”之类的词语丧失兴趣一样。——现在你可别把定言令式给搬出来！你一脸严肃提起这个词，我听着还是觉得好笑，耳朵发痒。我想起了老康德，他偷偷摸摸地把“物自体”（另一个非常可笑的东西！）弄到手，并且因此受到了惩罚：当时“定言令式”蹑手蹑脚地钻进他的心里，让他迷路而退回到“上帝”、“灵魂”、“自由”和“不朽”之中，就像一只狐狸一样因为迷路而回到它的笼子里——而曾经正是它的力量和聪明才打开了这牢笼！

噢？你敬佩在你心中的定言令式？敬佩你所谓的道德判断的“坚固性”？敬佩 “对此每个人都必须像我那样做出判断”的无条件情感？还是敬佩你在这当中的自私吧！敬佩在这自私当中的盲目、狭隘和单纯吧！因为把一个人的判断感受为普遍的法则是自私的；而这种自私又是盲目、狭隘和单纯的，因为这揭示了你既没有发现你自己，也没有创造出你个人的，最个人的理想：这种理想从来都不会是别人的，更不会是所有人的！

所有判断出“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这样行动”的人在自我认识之路上都还没有跨出五步远。要不然他就会知道：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相同的行为；每一种已经完成的行为都是以彻底独一无二和无法再现的方式做出的，而将要完成的行为也是如此；所有对行为的规定，包括迄今为止所有道德对行为的最内在、最细微的规定，都只涉及行为的粗糙表面；这些规定或许会导致某些表面上的同一性——但也就只是表面上的而已；任何行为都无法被人们的考察和回顾所穿透；我们关于“好”、“高贵”和“伟大”的看法从来都无法被我们的行为所证实，因为任何行为都是不可知的；而我们的看法、价值评估和关于什么是善的牌匾，它们诚然属于我们的行为转动装置里面最强力的杠杆，但是在每一种单独情况下，关于这些行动的力学法则却是无法证明的。

所以，让我们还是把自己限定在净化自身的看法和价值评估上，限定在创造全新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善之牌匾上吧。让我们不再冥思苦想“我们行动的道德价值”吧！是的朋友，某些人喋喋不休地谈论别人的道德，是时候为此而感到恶心了！坐在道德审判席上——这有违我们的品味！让我们把这些聒噪和坏品味留给一直以来除了把过去拖了几步远就什么事都没干的人，留给那些从来都没有活在现在的人——也就是那些许许多多人，那些绝大多数人！而我们，想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全新的、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人，成为给自己立法的人，成为创造自己的人！为此，我们必须学习和发现世界上所有有规则的和必然的东西，成为在这方面最好的学生和发现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成为创造者我们必须成为物理学家——而迄今为止所有的价值评估和理想都建立在对物理学的无知或违背之上。所以，物理学万岁！尤其是那个迫使我们朝向物理学的东西——我们的诚实——万岁！

[1] 参见节2。

第五卷

我们无畏者

骨架啊，你颤抖了吗？你将会更加颤栗，要是你知道我要将你带向何方。[1]

蒂雷纳（Turenne）[2]

[1] 原文为拉丁文：

Carcasse, tu trembles? Tu tremblerais bien davantage, si tu savais, où je te mène.

[2] 蒂雷纳子爵（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 Viscount de Turenne，1611-1675）

343．我们欢乐的含义

“上帝死了”，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变得不可信了——这一近期最重大的事件，已经开始将第一片阴影投射在欧洲大地之上。少数拥有强大敏锐之眼的人至少还能看到这一奇观。他们眼中的怀疑足够强大，能看到某个太阳似乎沉落（untergegangen）了，某个古老而深沉的信任转向了怀疑，而我们的世界也必定越来越接近夜晚，越来越不可信、陌生、以及“古老”。但总的来说，这一事件本身还是太过重大和遥远，就许多人的理解力而言它还远远没有到来，甚至连它的前浪都不能说是已经抵达了。也更别问他们是否能明白这一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明白如今这一信仰已经被削弱之后，多少屹立在该信仰之上、由它支撑、植根于它的事物必将随之坍塌——例如我们的整个欧洲道德。这长久的一连串破灭、毁坏、沉没和剧变摆在我们面前，谁如今能够从中猜到足够多，由此不得不成为这一骇人的恐怖之逻辑[1]的导师和先声，成为昏暗和日食的预言家？类似的人也许还从来未曾诞生过……

而我们是天生的猜谜者，我们就如同在山上等待着，置身于当今和未来之间，被它们之间的对立所拉伸。所以对我们这些下个世纪的头胎子和早产儿来说，那些必然即将笼罩欧洲的阴影，应该已经对我们显现了——可是为何我们却向往着昏暗的来临，仿佛没有真正感到置身于其中，尤其是没有对我们自己感到忧虑和害怕？是否是因为我们受到了太多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所影响——而这些直接后果于我们而言，恰恰和人们所预期的相反，绝不是悲伤和昏暗的，而是像一类崭新和难以描述的光芒、幸福、舒缓、欢乐、鼓舞、曙光……

事实上，当听到“老上帝死了”的消息时，我们这些哲学家和“自由精神”仿佛被一缕新的曙光射中；我们的内心充溢着感激、惊异、预感、和期待——地平线终于对我们开放了，哪怕它不怎么明亮；我们的船只也终于可以再度出海了，面向所有的危险扬帆起航；认知者的每一次冒险又再度被允许了；那片大海，我们的大海，又再度敞开了——也许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片“敞开的大海”。

[1] ungeheuren Logik von Schrecken。

344．我们何种程度上也仍旧是虔诚的

我们有充分的依据说，在科学当中信念是没有公民权的。只有当信念被降格成为谦虚的假设、临时的试验性观点、或是调节性的虚构[1]的时候，人们才允许信念进入知识的领地，甚至承认信念具有一定的价值，尽管它仍是得处于警察，处于不信任之警察的监管之下。仔细想想，这岂不是在说只有当信念停止成为信念，信念才能获得进入科学的许可证吗？对科学精神的纪律难道不是始于，一个人不再允许自己拥有信念吗？

大概吧。只有我们仍旧必须追问下去：要使对科学精神的纪律能够开始，是否任何优先的信念都不应该存在，甚至连极具命令性和无条件性，能够为了自身而牺牲掉所有其它信念的信念也不能放过呢？我们知道，科学仍旧依赖于某一信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没有预先假设”的科学。人们是否需要真理——这个问题必须预先得到肯定，而且要能够肯定到我们的原理、信仰和信念都被表述为“真理比任何事物都更重要，任何事物与真理相比都只有二等价值”的程度。

这一无条件的真理意志[2]究竟是什么？是想要不受欺骗的意志吗？还是说是想要不去欺骗的意志？因为只要“我不想欺骗我自己”也能被算作是“我不想去欺骗”的特例，那么真理意志也能够按照这第二种方式得到解释。但干嘛不去欺骗呢？干嘛又不要让自己受骗呢？

要知道支持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的理由是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地的。一个人不想让自己受骗是因为他假定受骗会给自己带来伤害、危险和灾难。在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是一种长期的审慎、小心和功利。但对此我们恰恰可以反驳说：果真如此么？想要让自己不受欺骗就真的会带来更少的伤害、危险和灾难吗？你对存在（Dasein）的特征事先有哪些了解，能够让你依此判断出在无条件的不信和无条件的相信之间到底哪个更有利？但如果二者都被需要，需要许多的相信以及是同样多的不信，那么科学所立足于其上的这一无条件信仰和信念，即真理比任何其它事物——包括任何其它信念——都更重要，究竟是从何而来？如果真理和谎言都不断被证明是有用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那么恰恰是这一信念就绝不会诞生。因此对科学的信仰（它毕竟无可争议是存在的）其起源就无法被归结于这样一种对功利的计算；它的诞生必然不顾及“真理意志”和“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理”不断被证明是无用和危险的这一事实。“不惜一切代价”——当我们把一个又一个的信仰宰杀并奉献在祭坛上，我们是多么深刻地理解了这些词啊！

所以“真理意志”并不意味着“我不想让自己被欺骗”，而是（此处已没有其它选项）“我不想去欺骗，哪怕欺骗我自己”。由此我们站在了道德的角度上。要明白这点，你只需要彻底地问一问自己，尤其是当生活似乎显得（也确实是显得）以表象（我的意思是错误、诡计、伪装、欺骗、和自我欺骗）为目的的时候，当生活从宏观上看是站在了最不道德的πολύτροποι （polytropoi）[3]一边的时候，问一问：“为什么你不想去欺骗呢？”说得温和点，这样一种决心也许是唐吉坷德式的，是少许狂热的荒唐举动。但情况完全可能更加严重：这是一种敌视生命的毁灭性原则。“真理意志”——这也许是一种隐蔽的死亡意志。

因此“为什么需要科学”这个问题导回到了如下道德问题：既然生命、自然、和历史是“不道德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道德？毫无疑问，那些在大胆和终极的意义上讲是诚实的人，那些信仰科学的人，他们所肯定的是另一个世界而不是生命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世界。而就他们所肯定的是这“另一个世界”而言，瞧，他们难道不是同样必须否定其对立面，即这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吗？……但现在你已经明白我得出什么结论了，那就是我们对科学的信仰始终还是基于一个形而上学信仰。甚至我们这些今天的求知者，我们这些不信神的反形而上学家，仍旧从某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信仰之火焰当中取火——这一基督教信仰，实际上也是柏拉图的信仰，那就是上帝是唯一真理，而真理是神圣的……但要是这一信仰变得越来越不可信；要是任何事物都不能证明其神圣性，除非它是错误、盲目、和谎言；要是上帝自身被证明是我们最长久的谎言——那又如何？[4]

[1] 影射康德关于理性的调节性原则的观点。

[2] Wille zur Wahrheit，即“求真理的意志”。为了与“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这一翻译保持形式一致而译作“真理意志”。同理下文“Wille zum Tode”译作“死亡意志”。

[3] 该词在《奥德赛》的第一行中被用以形容奥德修斯。其意为变化多端的，也指狡猾的。

[4] 本段被《道德的谱系》第三章第24节引用。

346．我们的疑问

但你听不懂这些吗？事实上，我们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在寻找词语，也许也在寻找耳朵。话说回来，我们算是谁呢？仅仅称呼我们为无神论者（用一个旧有的称呼）、不信仰者、甚至非道德者的话，我不认为这很好地刻画了我们。我们三者皆是，并且所处层次过高，任何人都无法理解和感受——包括你，我好奇的先生。不，我们不再有那种苦涩和激情，去撕裂自己也要把不信变成另一种信仰、目标、和殉道！我们变得冷漠和坚硬，因为认识到我们所处的世界完全不是神圣的；哪怕按照人性的标准，这个世界都不是理性、仁慈、或正义的。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无神的、非道德的、“不人性的”。出于想要崇拜的愿望和意志——也就是说出于需求——我们太久地以一种错误和谎言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因为人类就是崇拜的生物啊！但我们人类也是不信的生物。我们的不信最终所能牢牢抓住的最确定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并没有我们曾设想的那样有价值”。有多少不信，就有多少哲学。

我们很小心地没有把世界的价值说得更少。其实，现今如果有人想要发明一种超过真实世界所值的价值的话，我们会感到很可笑，因为这正是我们想要远离的行为：我们想要远离因为人类的虚荣和不理性所导致的（同时也是长久以来没有被认识到的）放肆越轨。这种行为的最终表现形式是现代悲观主义，更早一点的话，在佛教教义中表达得更强。但也表现在基督教中，虽然表现得更含糊和模棱两可，却并非因此而更不具有诱惑力。

这整个“人类对立于世界”的姿态——人类作为“否定世界”的原则，作为事物价值的衡量者，作为世界的法官最终把存在（Dasein）自身放到天平上却发现太轻了——我们最终意识到这一姿态的极其乏味并为此感到厌倦。当我们看到“人类和世界”并列，看到崇高而自负地用“和”这个小词来分开两者，我们为此大笑。但当我们笑的时候，我们对人类的蔑视、我们的悲观主义、以及对我们可以认知的存在的蔑视——难道不是更进一步了吗？难道我们不是陷入对某种对立的怀疑？——这对立的一边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崇拜的世界，我们因此而得以忍受生命，而另一边是我们自己所是的世界。这一无情、彻底、最深刻的自我怀疑越来越多地也愈发糟糕地控制了我们欧洲人，并且能轻易地使下一代面临一个糟糕的二选一：“要么废除你的崇拜，要么废除你自己！”后一个选项便是虚无主义。那前者呢？这是我们的疑问。

347．信仰者及其信仰需求

一个人需要多少信仰才得以繁荣，需要为了不摇晃而紧贴在多少“坚固物”上——这是衡量其力量的标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衡量其虚弱程度的标准。基督教在我看来至今仍旧为古老欧洲的绝大多数人所需要，因此它仍旧能找到信仰者。毕竟人就是这样：一条信念在他面前可以被反驳上千次，但只要有需要，他仍旧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按照圣经里那句著名的“力量的证明”[1]，来相信这是“真理”。

形而上学如今仍然有市场。而另一方面，对确定性的强烈需求，对坚固性的绝对意志，也以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的方式充斥于大量群体当中；而在这种强烈需求的背后，是人们对“为何需要确定性”这一问题的简单和轻率态度。对确定性的需求，也就是对支撑和支柱的需求，这种虚弱本能并没有创造新的宗教，没有创造新的形而上学体系和各式各样的信念，而只是保存了原本就有的那些。

实际上，弥散在所有这些实证主义体系周围的是一些悲观主义的黑色浓雾，让人闻到了疲惫感、宿命论、失望和害怕再次失望的气息；要不就是些做给人看的愤怒、恶劣的心情、以及无政府主义的怒火——反正都是些虚弱感的表现症状和伪装表现。如今多少最聪明的人都迷失于爱国主义的狭小角落当中（我指的是法国人口中的沙文主义和德国人口中的“德意志”）；迷失于法国自然主义这类琐碎的美学信念当中，从自然中抽出那些让人同时反胃和惊叹的成分（如今人们称之为la verité vraie[2]）；或者沉迷于彼得堡的虚无主义，对不信仰的信仰到了甚至是殉道者的程度。这些人沉迷其中的情感再怎么强烈，体现出来的也首先是对信仰的需求，是对支撑、支柱和靠背的需求。

对信仰的渴求总是在意志匮乏的地方表现得最为强烈和急迫，因为意志作为一种命令的冲动，是专断和力量的决定性标志。也就是说，一个人越是不懂得如何下命令，他就越是迫切地渴求一位命令者，渴求上帝、君主、阶级、医生、告解神父、教条、以及党派良心，来给他下达严厉的命令。由此可见，我们可以把佛教和基督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的起源，尤其是把它们的传播，归结于巨大的意志疾病。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佛教和基督教都曾遭遇过一个意志疲惫的时代，一个人类因为意志患病而渴求“你应当”到了荒唐和绝望的时代。而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这两种宗教也都教导人类狂热，给数不尽的人提供了支撑，提供了欲求的乐趣和新可能。要知道虚弱和缺乏安稳的人能够获得的唯一“意志力量”就是狂热：这是一种对整体感官和智力系统的催眠，为的是使某个单一视角和情感得到过度滋养（肥大症），从而能够支配其它视角和情感。而这种狂热被基督徒称为信仰。一个人一旦抵达“我必须被命令”的基本信念，他就成了“信仰者”。与此相反，我们可以设想一种自我决定的乐趣和力量。这是一种意志的自由，能够使精神脱离任何信仰和对确定性的愿望，去练习把自己维持在轻盈的绳索和可能性上，甚至临深渊而舞蹈。[3]这样一种精神可以说是最佳的自由精神。

[1]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委婉智慧的言语，而是以圣灵的大能来证明，为要使你们的信不靠着人的智慧，而是靠着上帝的大能。”（《哥林多前书》2:4-5）

[2] 真正的真实。

[3] 参见《敌基督者》节54。

354．论“种群天赋”

当我们开始理解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不依赖于意识的时候，意识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是有关如何变得有意识的问题，才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多亏了心理学和动物史的帮助。（我们花了两百年才赶上莱布尼兹那超前的怀疑。）我们能思考、感受、意欲、记忆、以及“行动”（无论以哪种方式理解这个词）[1]，但这一切都不必然地——形象地来说——“进入我们的意识当中”。整个生命，哪怕不在镜子里看见自己，也是可能的。即使是今天，我们生命的主要部分没了这面镜子也能照常运转；这么说可能会冒犯一些老哲学家，但我指的主要部分也包括思想、感觉、以及意欲生命。那么既然意识基本上是多余的，为什么还要有意识呢？

如果有人想听听我的回答，听听其中或许比较出格的假设的话，那在我看来：意识的精确和力量总是和人（或者动物）的交流能力有关，而后者又和交流需求相关。交流需求并不是说，一个善于表达和让人理解自己需求的人同时也在需求上最依赖别人。但对于整个种族和世系来说，这似乎是对的：即在需求和苦难长期迫使人们交流，迫使人们去快速又精确地理解他人的地方，最终都会慢慢积累起过量的交流上的力量和艺术（或者说能力）等待继承者来挥霍。（这里的继承者包括那些所谓的艺术家，以及演说家、布道者、作家——所有那些出现在一长条锁链最末端的人；那些最佳意义上的“迟生子”；那些如我所说的，天性上的挥霍者。）

假定这个看法是对的，我们继续来假设：意识在交流的需求压力下才会产生。我们假设从一开始，意识只在人类中间（尤其是在命令者和服从者之间）才会有需求和有用处，并且意识的发展和这种有用程度成正比。意识其实只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网，只是作为一种联系网发展起来。独居的捕食者不需要意识。因为某个“必须”过于长久地主宰人类，我们的行为、思想、感受、和举动进入到我们自己的意识当中——至少有某部分是进入了意识。作为面临最多危险的动物，人类需要帮助和保护，需要他的同伴。他必须学会表达他的苦难，学会让自己能够被理解。正因为如此，他首先需要“意识”，需要自己“知道”是什么让他受苦，需要“知道”他的所思所感。所以再说一次：人类，如同所有的生物一样，持续思考却不知道。成为意识的思考只是思考当中很小的一部分，是最肤浅最糟糕的那部分，但只是这种有意识地思考采取了词语的形式——也就是符号和交流。这一点揭示了意识的起源。

概括来说，语言的发展和意识（指的不是理性而是进入意识的理性）的发展携手并进。而且不止是语言，我们的目光、触摸、手势也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桥梁。随着我们不断增长的，要用符号把自己传达给他人的需求，我们那进入自身意识的感官印象、我们那固定和外置感官印象的能力，也成比例地增长。发明符号的人类也同时是愈发敏锐地意识到自身的人类。只有作为社会动物，人类才能够学会——并且仍在越来越多地——学习自我意识。

如你所见，我的观点是：意识并不真的属于人类的个体生存，而是属于他的社会本能或者畜群本能。由此，意识只在事关社会和畜群利益的地方才发展出敏锐性。更进一步来说，即便以世上最佳的意志来尽可能个体地理解自我，“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也总是只能意识到“平均”的而非个人的部分。我们的思想本身不断受制于意识的这一特征，受制于在当中起指挥作用的“种群天赋”，并且反过来把它翻译进畜群的视角当中。根本上，我们的行动全都是彻底个人的、唯一的、无比独特的[2]，这点毫无疑问。然而行动一旦被翻译进意识当中，便不再是如此。

这便是我所理解的真正的现象主义和视角主义：因为动物意识的本性，我们能意识到的只是一个表面的符号的世界，是一个一般化的、平均的世界。一切变为意识的事物都因此变得浅显、单薄、相对愚蠢、和一般化，变成符号，变成畜群记号。所有的意识化都和腐化、伪造、肤浅化、一般化相联系。意识的增长最终会成为危险。无论谁生活在最有意识的欧洲人当中都会明白这是一种病。

你能猜到我这里关心的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我把这项区分留给陷在语法的圈套里的认识论学家。（语法是民众的形而上学。[3]）更不是“物自体”和现象的对立，因为我们目前能“认识”的还没有多到足够对此做出区分。我们完全没有针对认识和“真理”的器官。我们所“知道[4]”的（或者是相信或想象的）仅限于可能对人类畜群的利益有用、对种群有用的那些。而即便这个所谓的“有用”到头来也只是一种相信和想象，可能正好是那个最致命的愚蠢，让我们未来某天得以毁灭。

[1] 做判断和推断也能算作行动。参见节335。

[2] 这个观点同样也在节335中被表述。

[3] 尼采关于语法和形而上学的关系也可参见《偶像的黄昏》——哲学中的“理性”——节5。

[4] 前两处的“认识”分别为erkennen和das Erkennen。此处的“知道”为wissen。

355. 我们的“认识”概念的起源

我在小巷里听到这种说法，听到人群中有人说“他认识我”。于是我问自己：民众是怎么看待认识的呢？当他们想“认识”的时候究竟是想要什么呢？无非是要把陌生的东西归结为熟悉的东西。那我们哲学家是否对知识有更多的理解呢？已知的东西就是我们习以为常、不再感到惊异的东西，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我们所处其中的规则，是一切让我们感到像在家一样的事物。咦，我们需求知识，不正是在需求熟悉的东西，不正是意欲在所有陌生的、不同寻常、成问题的事物背后揭示出那不再困扰我们的东西吗？难道不是恐惧本能在促使我们去认识吗？认知者的欢欣不正是对重获安全感的欢欣？

某位哲学家以为，当他把世界归结为“理念”了，世界便是“已知”的。这难道不是因为“理念”是他如此熟悉和习惯的东西，他没有什么好畏惧的吗？

认知之人是多么容易满足啊！看看他们的原则和对世界之谜的解答吧！当他们不巧在事物当中（或者事物的下面或背后）找到某些为我们所熟悉的东西，例如我们的乘法表、逻辑、或是意志和欲望，他们顿时感到多么的幸福！因为他们都认同“熟悉的便是已知的”。即便是其中最小心的人，都认为熟悉的要比陌生的至少更容易认识。比如他们认为，在方法上我们需要以“内在世界”、以“意识事实”为起点，因为这是我们更为熟悉的世界。大错特错！熟悉的东西是我们所习惯的东西。而习惯了的东西最难“认识”，因为最难视作问题——视作陌生的、有距离的、“我们之外”的东西。

相比于所谓非自然科学——比如心理学、比如对意识要素的批判——自然科学具有极大的确定性，正是因为它把陌生的事物当作对象。而哪怕是稍微想要以非陌生的事物为对象，都会被自然科学视作自相矛盾和无意义。

357．老问题：“何为德国式？”

细数一下哲学思想当中能够归功于德国人的那些货真价实的成就：是否在某种合法的意义上我们能把这些成就归功于整个德意志民族？我们是否同样可以说，它们是“德意志灵魂”的产物，或者至少是其症状表现，就像我们通常把柏拉图的理念狂热，把他对形式的近乎宗教般的疯狂，算作是“希腊灵魂”的事件和标志？还是说相反的情况才是对的，他们是单独的个体，是这个种族之精神当中的例外，就像是，比如说歌德的不带良心谴责的异教信仰？或者是俾斯麦那样不带良心谴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他在德国人中实行的所谓现实政治？我们的哲学家是否可能与“德意志灵魂”的需求恰恰相反？简单地说，德国哲学家是否真的是——哲学化的德意志人？

我们来回顾一下三个案例。首先是莱布尼茨那已经被证明的无与伦比的洞察，（这一洞察既反对笛卡尔，也反对所有在他之前所有人的哲学活动。）即意识仅仅是表象（Vorstellung）的偶然性质，而不是其必然和本质的属性；由此，我们称之为意识的东西仅仅构成了精神和灵魂世界的一种情况（没准是疾病情况），而远非其全体。这一思想之深刻至今还没有被人挖掘透彻——那么在该思想当中有什么是德国式的吗？是否有理由猜测，拉丁人难以轻易想到这一对表象(Augenscheins)的倒转？要知道这确实是一种倒转。

其次，让我们回顾一下康德给“因果性”概念打上的巨大问号。他不像休谟那样一股脑儿怀疑其合法性，而是小心谨慎地给它划出一条界线，在界限内这一概念总的来讲是有意义的。（我们至今都还没有完成这一确定界线的任务。）

第三，留意一下黑格尔那席卷所有逻辑习惯和逻辑陋习的惊人举动：他敢于教导物种概念是相互演化而来的。正是通过这一命题，欧洲精神孕育了最后一个伟大的科学活动——即达尔文主义。要知道没有黑格尔就不会有达尔文。这个黑格尔式的革新首次把“演化”这一决定性概念引入科学。那么在这里有什么是德国式的吗？

毫无疑问是的。在这三个例子中我们都感觉到，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被揭露和猜到了，我们对此心怀感激，同时又有点意外。这三个命题都是德意志自我知识、自我经验、自我理解的沉思之作。我们和莱布尼茨都感到“我们的内在世界更加丰富、广阔、隐而不现”。作为德国人，我们和康德一样怀疑通过自然科学，通过一切可以经由因果性而获得的知识是否具有终极有效性；我们觉得可知的事物本就更少价值。我们德国人就算没有黑格尔也一样是黑格尔主义者，因为我们与拉丁人不同，本能地给生成（Werden）和演化赋予比事物之所“是”更深的意义和更高的价值。而就我们不再想要承认人类的逻辑是逻辑自身来说（我们宁可使自己相信，人类的逻辑只是一种特例，说不定是一种最怪和最蠢的特例），我们都几乎不相信“是（Sein）”的概念有任何正当性可言。

第四个问题，叔本华以及他的悲观主义（就是那个关于存在（Dasein）之价值的问题）是否恰恰是德国式的。我认为不是。有那么一个事件，在其发生之后人们能够确信叔本华的问题必定会出现，灵魂的天文学家能够计算出它出现在哪一分哪一秒。那个事件就是对基督教上帝之信仰的衰落和科学无神论的胜利。这一项泛欧洲事件，所有的种族都能分享其中的功绩和荣耀。与此相反，恰恰是德国人，是那些和叔本华同时代的德国人，对这一无神论的胜利进程起到了最危险和最长久的延误。尤其是黑格尔，他靠他那宏大的尝试来说服我们相信存在（Dasein）的神圣性，作为最终手段他诉诸于我们的第六感（也就是“历史感”）。而叔本华是德国人当中第一个自己已经承认的，不屈的无神论哲学家，这是他对黑格尔抱以敌意的背景。存在的非神圣性在他那里就是给定和显然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要是看到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推搪阻塞，他就会失去哲学家的镇静，勃然大怒。他所有的正直便立足于此。无条件和诚实的无神论就是他提出那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欧洲之良心历经重重困难最终取得的胜利，是长达两千年追求真理的纪律史上后果最为深远的一幕——它禁止自己关于信仰上帝的谎言。

我们可以看到，究竟是什么战胜了基督教上帝：是基督教道德本身；是真实性概念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对待；是基督教良心那告解神父式的细致，被翻译和升华为科学良心，升华为不惜任何代价的智力洁癖。把自然看作是对上帝之善意和庇佑的证明；为了荣耀某种神圣理性而把历史解释成是对道德世界秩序和终极道德目的的持续不断的证明；像虔诚之人一直以来的那样解释自身经历，把万物都看做是天意和暗示，看作是为了灵魂拯救而被设计出和送过来的——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的良心反对它们。所有细致的良心都把这一切看作是不体面和不诚实的，看作是虚伪、女人气、软弱和怯懦。如果有什么能算得上的话，那便是在这种严格纪律性当中，我们才成为了良好的欧洲人，成为欧洲历时最久和最勇敢的自我克服的继承者。[1]

当我们如此这般拒斥基督教解释，把其中所说的“意义”谴责为伪造时，叔本华的问题立即就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存在（Dasein）究竟有没有意义？人们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全彻底地听到这个问题。而叔本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恕我直言，是轻率和稚嫩的。这个回答仅仅是一种妥协，而且它本身恰恰停留和陷入了基督教禁欲主义道德的视角当中——而对这一视角的信仰，已经和对上帝的信仰一道被我们抛弃了。但是叔本华提出这一问题时，仍然是以一个良好的欧洲人身份（如同我之前所说的），而不是以一个德国人的身份。

或者也许德国人占用叔本华问题的方式至少还能证明他们和这一问题有某种内在亲缘性，证明他们对此有所准备，有所需求？在叔本华之后的德国，人们对这一问题确实也有所思考，出过刊物，（尽管说起来这来得太晚了！）但由此也丝毫不足以证明这种亲缘性。这些后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所特有的笨拙恰恰反驳了这一点：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德国人的表现明显不同于在处理德国人自己的问题时那样。我这里绝不是指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恰恰相反，我一直都在怀疑，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实在太过机灵了。我想说，他从一开始就是个恶棍，不只玩弄德国悲观主义，而且到最后他甚至会把一个人在繁荣时代[2]可以多大程度玩弄德国人这件事作为遗赠送给他们……我想问的是：那个老陀螺巴恩森[3]，考虑到这个人是多么耽溺于一辈子围绕着他那现实辩证（realdialektisch）的不幸和“个人厄运”打转，我们还能不能把他算作是德国人的贡献？也许恰恰这一点才是德国式的？（考虑到尤其是这个人的文字所具有的心理学上的雅致 [4]，我在这里推荐阅读它们，以此作为对抗悲观主义的饮食。我自己也曾出于这个目的使用过这些文字。我想，即使是对于最最堵塞的肠胃和情绪，这些文字都是有效的。）我们又能否把半吊子的老处女，像是多愁善感的倡导童贞的使徒梅因兰德[5]，算作是真正的德国人？说到底他也只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在进行道德化的时候都会变得多愁善感）。无论是巴恩森还是梅因兰德，更别说是哈特曼，都无法向我们清楚地证明，叔本华那朝着已被祛除神圣性的世界的一瞥，他那朝着已经变得愚蠢、盲目、疯狂和成问题的世界的恐惧的一瞥，他那诚实的恐惧，并不是德国人当中仅仅的一个例外，而是一个德国式的事件。除此之外我们能在前景中看到的一切——我们那勇敢的政治和欢乐的祖国情绪，它们足够果断地立足于某个不太哲学的原理（“德国，德国高于一切”）来看待一切事物，也就是说以一种种族的观点[6]（也就是德意志种族）来看待——都清楚证明了相反说法才是对的。不，今天的德国人不是悲观主义者。而叔本华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并且是——让我再说一遍——以一个良好的欧洲人身份而不是以一个德国人的身份。

[1] 本段被《道德的谱系》第三章第27节引用。

[2] 指Gründerzeit，即德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截止于1873年经济危机的经济繁荣时代。

[3] Julius Bahnsen

[4] elegantiae psychologicae

[5] Philipp Mainländer

[6] 原文为sub specie aeternitatis。

358. 精神的农民起义

我们欧洲人身处一个巨大的废墟世界，其中某些东西仍然高耸，有许多却已经变得腐朽阴森，而大部分东西已倒塌在地，杂草丛生。这如画般的景象啊，何处还能找到如此美丽的风景呢？教会就是这座沉没之城。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宗教社会被摇撼直至最深处的地基，对上帝的信仰已然坍塌，而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理想的信仰还在打着最后一场仗。像基督教这样长久地花费心思建立起来的作品当然不可能一下就摧毁掉，这可是罗马的最后建筑！还得依靠所有种类的地震来摇撼，所有类型的精神来钻孔、挖凿、侵蚀、湿润。但最奇特的地方在于：花了最多精力去保护和保存基督教的人，恰恰成了基督教的最大破坏者——也就是德国人。

看起来德国人不理解教会的本质。是他们不够精神化吗？还是不够有怀疑精神？说到底，教会这一建筑依赖于南方的自由精神和对自然、人类、精神的怀疑。这种对人类的知识和经验完全不同于北方。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最宽的意义上讲，是简单性对“复杂性”的愤怒。说得更谨慎点，宗教改革是一个粗糙和天真的误解（虽然里面有许多值得原谅之处）：人们没有理解一个胜利宗教的表达，却从中只看到腐化；人们误解了神圣的怀疑，误解了怀疑和宽容是所有胜利和自信的权力都允许自己拥有的奢侈品。

如今我们能充分意识到，在所有关于权力的主要问题上，路德是多么灾难性的短视、肤浅、不小心。路德首先是民众里的一员，不具备任何统治阶级的遗产和权力本能。因此他所做的工作、他所意图要重建那个罗马作品，结果却变成了一项毁灭性工作的开端。而对此他既不知道，也没想要那么做。他带着真诚的愤怒，解开并撕碎了被老蜘蛛长久精心编制起来的蛛网。他把神圣之书交给了每个人；这些书最终落到语文学家手里，所有基于此书的信仰都被他们摧毁。他抛弃了对教会会议之启发的信仰，从而摧毁了“教会”这一概念——因为只有在建立教会的启发性的灵仍然住在教会里面、不断建造房屋的条件下，“教会”的概念才能保有力量。路德把和女人性交的权利还给教士，然而民众（尤其是民众里的女人）之所以能崇敬，有四分之三是因为相信：在某一点是特例的人在其它方面也是特例。正是因为这一信念，民众对奇迹的信仰、对人类当中有超人类事物和拯救之神的信仰，得到了最细微和最隐蔽的辩护。路德必须在把女人给予教士之后，把秘密忏悔拿走；这在心理学上是正确的，但却在根本上废除了基督教教士：因为教士最深刻的用途一直是当一只神圣的耳朵、一口沉默的井、一个埋藏秘密的坟墓。“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教士”——在这个公式及其农民般的狡猾背后，隐藏着路德对“更高级的人”、对教会所设想的“更高级的人”之统治的极端仇恨。他打碎了自己不知道如何企及的理想，尽管他看起来像是在为这个理想的退化感到厌恶，并为此斗争。事实上，这个当不了僧侣的人，推开了宗教人（homines religiosi）的统治。因此，他在教会的社会等级里掀起了恰恰是他在市民等级里无情攻击的事物——即“农民起义”。

此后从路德的宗教改革中生长出的东西，无论好坏，我们现在都能粗略地算出来。但是谁又会天真到因为这些后果而赞扬或谴责路德呢？他在所有事情上都是无辜的，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随着路德的宗教改革，欧洲（尤其是欧洲北方）的精神在肤浅程度上、在变得更善良[1]上（如果你更想听一个道德词汇）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同时，精神的流动与不安、渴望独立、对自由权的信仰、以及“自然性”，也在增长。如果有人要承认：多亏了这最后一点，我们如今敬仰的“现代科学”才能做好准备、得到促进；那么他无疑得补充：现代学者的退化也应当部分归咎于此。现代学者缺乏敬畏、羞耻、深度；在事关知识方面非常老实、坦率、幼稚。这种精神的平民主义是最近两个世纪的特点，连如今的悲观主义也没法帮我们摆脱它。“现代观念”也属于这个北方人反对南方人的农民起义——南方人拥有更为冷峻、模糊、怀疑的精神，建造了基督教会里最伟大的丰碑。毕竟我们不要忘了，和“国家”相比教会是什么：教会首先是一个为更精神化的人锁定最高位置的统治结构，它如此相信精神性之权力，以至于禁止自己使用任何粗鲁的暴力手段。仅凭这一点，教会在任何情形下都是比国家更为高贵的机构。

[1] Vergutmütigung

360．经常被混淆的两种原因

在我看来如下这一点是我所做出的最根本性的进步之一：我学会了在行动的原因，和按某一特定方式、朝某一特定方向、抱某一特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之间作出区分。第一种原因是积聚起来的一定量的力，它等待着以某种方式、为某些事物而消耗。与之相比，这第二种原因相当无关紧要，它通常是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而按照这一事件那一定量的力以某一特定方式“释放”它自己——这就好像一支火柴和一桶炸药之间的关系那样。当我说到这些小小的偶然事件和火柴的时候，我也把所谓的“目的”以及甚至是“终生职业”算在里面——和急迫地等待被耗尽的那一团巨大的力（就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相比，他们是相对随机、任意、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人们的看法通常与此不同：他们出于一种非常古老的错误，习惯于把目标（目的、职业等等）当作驱动力，但实际上这仅仅只是指挥方向的力——人们把舵手误认为轮船。而且目标甚至都未必一直充当舵手，充当指挥方向的力……

“目标”和“目的”难道不常常是一个美丽的托词；难道不是船只跟随着偶然踏入的潮流而前进，却出于虚荣而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事后自我欺骗？它不愿意承认自己“意愿（will）”朝那个方向前进只是因为它——不得不？不愿意承认，诚然船只是按照一个方向前进的，但却压根就没有舵手？

人们还需要一个对“目的”之概念的批判。

367．对艺术作品的首要区分

任何思想、诗歌、绘画、作曲、甚至建筑和雕塑，要么属于独白式的艺术，要么属于面对见证者的艺术。我们必须把祈祷者的抒情诗这类看起来是独白式艺术的作品完全算在第二类当中，因为它们含有对上帝的信仰。对于虔诚者来说并不存在孤独——这一区分只会由我们发明，我们这些不信神的人。我不知道与此相比还有什么更深刻的方式来区分艺术家的整个透镜：即区分他是以见证者的眼光来看待他正在成形的作品（看待“他自己”），还是说他“已经忘了世界”——这是独白式艺术的根本性特点。它基于遗忘，它是遗忘的音乐。

373. 作为偏见的“科学”

根据等级秩序的法则，学者，就其属于精神上的中等阶级而言，是无法窥见真正的大问题的。他们的勇气和视力也够不到那么远。而且最主要的是：使他们自己成为学者的个人需求，他们最内心的期许和愿望（想要事物如何如何），他们的恐惧和希望，都太容易得到满足和变得平静。就以迂腐的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为例：是什么让他沉浸于自己的热情当中，画出一条希望之线、一条愿望的地平线？是他所胡说八道的关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最终和解。这种斯宾赛式的视角让人反胃。把这种视角当作最终视角的人令人鄙视，还不如毁灭掉！而且，为什么一个东西在斯宾塞的感知里是最高的希望，在别人眼里却只是令人反胃的可能——光这个问题就已经是他所预料不到的了。

如今许多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家所满足于的信念也是如此。他们信仰一个“真理世界”，一个在人类的思想和价值观中有对应等价物和尺度的世界，也就是一个能被人类的小小理性所彻底掌握的世界。哦？我们真的希望存在（Dasein）被贬低为数学家的计算练习和室内活动吗？先生们，一个人的好品味首先就要求他不该剥夺存在的含混多义性，要求他尊敬所有超出他视野的事物。认为对世界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能够让你获得合法性的解释，是能够让你继续在你的意义下（也就是机械论的意义下？）从事科学工作的解释——这样一种只允许数数、计算、和称重的解释，只允许看和抓的解释，如果不是什么精神病和白痴的话，那只能是笨拙和天真。难道不会是反过来，存在首先被理解的部分（也许甚至是唯一能被理解的部分）恰恰是它最肤浅的外部，是它的表面、皮肤、和感性部分？你所理解的这个对世界的“科学”解释，没准仍然是所有可能的解释当中最愚蠢、最缺乏意义的一个。我这话是说给机械论者的耳朵和良心听的。这些人现在喜欢跑到哲学家当中去，坚持认为力学就像地基一样，是所有存在都必须建于其上的第一学说和终极法则。但一个根本上机械论的世界就是一个根本上无意义的世界！如果人们根据一首音乐有多少能被数数、计算、和公式化来判断它的价值，这会是多么荒唐！这种对音乐的“科学”评价能理解和领悟到什么？没有！完全没有什么“音乐”的部分。

374. 我们的新“无限”

关于存在（Dasein）的视角特征能够延伸到多远的问题——存在到底有没有别的特征？是否脱离了解释和“意义”的存在会变得“毫无意义”？还是说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解释性的？——仅凭人类智力，再怎么勤奋的分析和努力认真的自我检查都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这种分析当中，人类智力不得不用它自己的视角形式，并且只用这些视角形式来看待它自己。我们无法绕过自身所处的角落去看事物。想要知道可能有什么别的智力和视角类型——这种好奇是无望的。我们无法知道，比如是否有某种存在（Wesen）能够感受到时间倒流或者时间进退交替，从而给出一种不同的生命方向和因果概念。但我想，至少我们如今绝不会可笑自负到在自己的角落里下达命令说：只允许有来自于这个角落的视角。世界再次对我们变得“无限”了，因为我们无法拒绝世界具有无限解释方式的可能性。我们再一次被伟大的颤栗攫住。但是谁会想马上按照旧的方式去神化这个庞大的未知世界呢？谁会想把未知者当成“未·知·者”来崇拜呢？啊，在这未知当中有太多非神性的解释可能性，有太多魔鬼式的解释，愚蠢的解释；甚至可能有我们已经知道的解释方式：我们自己的人性的、太人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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