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手插袋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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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插袋的少女
——读《茧》札记
张悦然并不是一个经常在人眼前晃荡的作家，但是很难被人忘记。这可能某种程度上能给人一点信心，即作为一个写作者，曾经为自己镌刻的高度和在读者心头留在的撞击，即使因为时光略微蒙尘，一个小小的线索便能使这一切重又浮凸出来，再次裸露出亮度。考量张悦然近七八年的创作，大多是一些零散的短篇和随笔，主要发表在她主持的《鲤》杂志书上，另一些应约的短章散落各处，不成体系，2014年在《收获》发表《动物形状的烟火》，2016年年初在《收获》发表《天气月报今晚有雪》，两个万字左右的短篇，都写艺术圈人物形状，大致如此，总共能见的作品十万字左右。对于一个曾经一年能够写两部长篇的旺盛的作家，这几年的创作基本等于歇业，或者说是一种自娱，小说似乎已成自家庭院的花草，想起来就伺弄一下，大风来了就挪进屋里，有时候忘了拿出去，因为干燥炎热，就萎了几枝。不过若是稍加注意，便能发现她在经历着某种阅历和写作的变化，或者简单来说，她正因为某种平静和对生活文学新的认识，寻觅一种新的文学。虽然产量稀少，可是变化之剧烈使得稀少的产量有了些分量，其中以《动物形状的烟火》为显著的代表。这篇小说叙述考究，曲折微妙，虽略带往日痕迹，可已经十分简省自然，不过似乎我们的文学人一直对这种散发着“资产阶级”气味的小说不太感冒，或者说，对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竟然也有痛苦和迷惑，无法切身地知觉。我们的文学批评和阅读，虽然经过多年的蹉跎与发展，总似乎无法逃出某种制式，即对于史诗的偏爱，对于伤及生存的苦难的尊敬，这也是为什么时至即日，一些学人反观我们的文学史，将萧红置于张爱玲之上的原因。如果我们以另一个角度考察，便会发现在八十年代末兴起的先锋文学正是对这种意识的反抗，即形式和风格之重要，也许重于看上去伟大的思想，沉重的命题，而对形式之迷恋来源于对思想之过时的恐惧。随着一批先锋作家老去并且回归到传统叙事，我们发现先锋文学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因为遗产需要继承人，没有继承人便成为无主之物。究其原因，重要的是一点是我们对先锋文学认识的偏狭，先锋文学的标签并非形式上的时空倒致和叙述圈套，更重要的是对风格的注意。而张悦然从创作伊始，便风格强烈，而今风格转变，纹理大异，可依旧是以风格和形式为先的一脉，从《动物形状的烟火》及《天气预报今晚有雪》受到阐释之单薄就可以看出，先锋文学求之于西方，到了今天，依然无法被恰当解读，从另一方面来讲，先锋精神永远存在，若被奉为文学主流，趋之如骛，便难称之为先锋。
而近七八年张悦然的大幅减产，并非没有缘由。2016年《收获》2期刊发的《茧》便是明证，原来其一方面在伺弄花朵，一方面在栽植大树。这个长篇她写了多久我并不知道，但是时间似乎不短，据说几年前，书中还有一只狐狸，如今狐狸了无踪迹，可见森林里过了多少春秋。此书形式特别，通篇两人叙述，几乎都是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的交叠，向对方陈述自己的生涯，中间夹以纪录片的片段，如同二重唱后面的提琴，或者说，其形式更像戏剧，后面站着一个古希腊戏剧里经常悄然浮现的鬼魂。时间跨度六十几年，涉及三代人，众多人物，而其主干，是我们这代人的悲欢，欲望与罪孽，离散和团圆。此书以医院里头颅中的一颗钉子起，以一场大雪中的审判和合解终，几条线分和交织，最终成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其野心之巨，写法之难，在此不做赘述，这里只讲意义。纵观近几年产生的长篇，尤其是青年作家的长篇，可以发现，很多作家在以短篇小说的方式写长篇，这里不乏舍伍德安德森和奈保尔的影响，更多的是勇气和专注不足所造成。张悦然的这部长篇虽然形式离奇，但是乃是一部标准的长篇小说，其中节奏气韵，都是长篇所需要，其厚度密度，其体现出的强力的持续性和一以贯之的线索，都使其具备长篇小说应有的意义。二点，张悦然努力正面去处理历史问题，以及历史对于我们这代人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并非观念上的，而是生活细节中的。历史和现今的生活的关系是永恒的主题，而这个主题的强大有时会使近其火焰的人物速朽和枯萎。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张悦然笔下的青年似乎毫无保留地和历史接近，并把自己投入历史火焰中去，冒着成为灰烬的风险，可在其中正可见鲜活的真身。张悦然努力在写的似乎正是这种无意义追索的意义，而这个意义似乎在一次次失败，遍体鳞伤，堕落而后的重生的希望中浮现出来。情欲，死亡，别离，毁灭，正是这些又把人们牢牢粘合起来，不忍再次分别。对于一部小说来说，有些人乐于丰富，而丰富其实掩盖着某种犹疑，而有些人敢于坚决，坚决带来的是一门心思把头撞进南墙去，且不说石墙是否因此碎裂倒退，便这一脑门的鲜血，似乎就有些意义。三点，张悦然以这部小说更加接近于自己寻觅的文学。这种文学特征之一是西方的，职业的，书面语的，隐喻的，特征之二是，简洁的，动作的，含蓄的，忧伤的，特征之三是，实验性的，复杂的，不轻佻的，梦幻的，诗意的。而这些特征都统御于一个特征之下，便是个人的。如果一个人敢于自私地写一部长篇，我便觉得她似乎就更容易地敢于真挚，如果一个人敢于真挚，我便觉得先不讲这把大刀舞得是否滴水不漏，至少此人是提刀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回首当年青春文学叱咤风云的几人，大多是以新概念作文比赛的短文始，进而以《萌芽》为阵地，发表一系列华美的短篇小说和随笔，进而被出版社收割，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制成一种殊于课本文学和主流（在这个语境里等于于衰老的）文学的文化产品。这一跳跃式的发展路径，使一批早慧的文学少年在名利的光圈里迅速分化，以郭敬明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迅速地把文学的命题转化为粉丝的命题，然后转化为资本的命题，毫无顾虑地追逐商业上的成功，引导青春文学的主体成为迷药一样的都市声色的幻境；韩寒特立独行，制造藐视权威，率性批判的标签，一个敢说话的年轻人，一个为自己活的年轻人，一个善于长跑和赛车的嬉皮士，一个永远不会败下阵来的辩论家。只是在文学的本职上，韩寒是个过于轻盈的作家，一个太容易分心的孩童，而从近几年的趋势可以看出，韩寒和郭敬明除了身高上的难以弥合的差别，内里上区别不大，都是一种偶像式的，无法严肃的，越来越剥脱和文学的联系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除此两个代表性的方向性的人物之外，大部分的青春文学作家的结局是消亡。这种消亡并不是渐进式的，而是突发式的，成批地消失，那些曾经写出超出自己年龄的成熟度的作品的年轻人们，似乎听到了一声归队的哨子一样，又回归到自己原初的生活。如果想要分析这个有趣的现象，可能需要去辨识我们中国特有的写作环境和作家面临的有限的发展模式，当然也要考虑写作者本身处理写作和生活的态度。中国所能容纳的文学类别，可能可以简单归结于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而青春文学从出现伊始，就是另一个特殊门类，以创作者的年龄和写作题材为界，主要是创作者的身份，青春文学由青春人写作。而这一类比势必要融入或者严肃文学或者通俗文学才能存活下来。郭敬明和韩寒迅速地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郭敬明金币式的胭脂气的，还是韩寒挠痒痒一样的批判式的，都是有效地进入到通俗文学语境的方式。而那些大批的青春文学作家的特征并不如此明晰，不过想要拒绝通俗奔向严肃，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严肃文学的阵地主要是大量的文学期刊，而文学期刊的主流是体制内的写作，体制内的严肃，体制内的悲苦和体制内的批判，对于一个热爱上写作的年轻人来说，想在这个语境内生存基本上等于汇入自己厌弃的陈旧语系，这种骑于墙，两边望，难以取舍的困惑可能是使这批作家消亡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文学本身具有规律，一个作家的生长也有规律可循，有如大跃进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是对自身薄弱的文学生态的破坏，作家是缓慢的生物，需要跟生活裹挟在一起，不断学习观察，不断沉思反省，蠕动式地前行。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是自我的需要，而非热闹的典礼，大多数青春文学作者更像是典礼的来宾，鲜艳于形，而到底是谁的婚礼并不清楚，一旦主角入了洞房，来宾也需散去，各自回家，拾起最安全最熟悉的生活。从上述的粗浅分析可以看出，张悦然是这一波文学热潮里的另类，她曾经获得过商业上的成功，曾经放飞那几束最璀璨的烟火，回到书房里，又想到这不是办法，掂量着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从她一直在创作中短篇小说就可以看出，她所关心的东西和大部分青春文学热潮中涌现的作家大不同。写作，写出好的小说，做一个职业的小说家，可能是她给自己的目标，所以她选择做一个安静地特立独行者。早年的写作积累了生活的必需品和读者，这些东西没有成为负担，而是成为某种自由。不过这条路还是艰难的，一个作家也许受过诸多作家的影响，但是作家又很难以依据模板复制，这条道路需要自己创造自己，需要苦行僧一样逼迫自己成为一个更深刻的人，需要有时候捂起耳朵做自己的事情，有时候又得竖起耳朵听听大家在说什么，有时候需要忆起当年的写作以给自己力量，有时候又需要确认那种写作并不值得留恋，一切都是新的，新世界需要自己一砖一瓦去修建。但是同时，我认为，这也是独创的可敬的唐吉坷德式的幸福。
悦然在微信里的头像是一个短发少女，手插在裤兜，眼神斜下，嘴唇紧闭，面带微笑似乎不屑一顾，身后有一片阴影似乎也感到孤独。一个人无论身上经历了怎样的创痛，总是力图跟文学产生联系，一个人无论多么孤单和迷惑，总想去文学里寻一些慰藉和宽容，在我看来，这似乎可以说是某种小说家的本色。一个人私自写作，公开发表，拥者众，回头还能把写作当做一件私事，这似乎可以说是某种小说家的操守和禀赋。人总是期待自己的黄金时代，而对于作家来说，这黄金时代并非多少人为你喝彩，而是越发感到自己和文学越来越近的联系，无法将自己的生命从文学中剥离出来，转了一圈发现，哦，还是写吧，又能干什么呢？恐怕这样的无奈，便是黄金时代的导引。每当泥沙俱下之际的时候，每当时代裸露出生铁一样丑陋的内胆的时候，内心的黄金时代便格外耀眼，当我阅读《茧》的时候，经常会想起这一点，就像《茧》的结尾写到：程恭回过身来，硬币已经被新落的雪覆住，看不见了。他和李佳栖站在那里，听着远处的声音。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狗的叫声，孩子们的嬉笑声，一个早晨开始的声音。他闻到了炒熟的肉末的香味，浓稠的甜面酱在锅里冒着泡，等一下，再等一下，然后就可以盛出锅，和细细的黄瓜丝一起，倒入洁白剔透的碗中。在这里，死亡褪去，历史远行，软弱的人存活下来，内心泛起幸福的巨响。这是我最后要说的一点意义。
——读《茧》札记
张悦然并不是一个经常在人眼前晃荡的作家，但是很难被人忘记。这可能某种程度上能给人一点信心，即作为一个写作者，曾经为自己镌刻的高度和在读者心头留在的撞击，即使因为时光略微蒙尘，一个小小的线索便能使这一切重又浮凸出来，再次裸露出亮度。考量张悦然近七八年的创作，大多是一些零散的短篇和随笔，主要发表在她主持的《鲤》杂志书上，另一些应约的短章散落各处，不成体系，2014年在《收获》发表《动物形状的烟火》，2016年年初在《收获》发表《天气月报今晚有雪》，两个万字左右的短篇，都写艺术圈人物形状，大致如此，总共能见的作品十万字左右。对于一个曾经一年能够写两部长篇的旺盛的作家，这几年的创作基本等于歇业，或者说是一种自娱，小说似乎已成自家庭院的花草，想起来就伺弄一下，大风来了就挪进屋里，有时候忘了拿出去，因为干燥炎热，就萎了几枝。不过若是稍加注意，便能发现她在经历着某种阅历和写作的变化，或者简单来说，她正因为某种平静和对生活文学新的认识，寻觅一种新的文学。虽然产量稀少，可是变化之剧烈使得稀少的产量有了些分量，其中以《动物形状的烟火》为显著的代表。这篇小说叙述考究，曲折微妙，虽略带往日痕迹，可已经十分简省自然，不过似乎我们的文学人一直对这种散发着“资产阶级”气味的小说不太感冒，或者说，对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竟然也有痛苦和迷惑，无法切身地知觉。我们的文学批评和阅读，虽然经过多年的蹉跎与发展，总似乎无法逃出某种制式，即对于史诗的偏爱，对于伤及生存的苦难的尊敬，这也是为什么时至即日，一些学人反观我们的文学史，将萧红置于张爱玲之上的原因。如果我们以另一个角度考察，便会发现在八十年代末兴起的先锋文学正是对这种意识的反抗，即形式和风格之重要，也许重于看上去伟大的思想，沉重的命题，而对形式之迷恋来源于对思想之过时的恐惧。随着一批先锋作家老去并且回归到传统叙事，我们发现先锋文学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因为遗产需要继承人，没有继承人便成为无主之物。究其原因，重要的是一点是我们对先锋文学认识的偏狭，先锋文学的标签并非形式上的时空倒致和叙述圈套，更重要的是对风格的注意。而张悦然从创作伊始，便风格强烈，而今风格转变，纹理大异，可依旧是以风格和形式为先的一脉，从《动物形状的烟火》及《天气预报今晚有雪》受到阐释之单薄就可以看出，先锋文学求之于西方，到了今天，依然无法被恰当解读，从另一方面来讲，先锋精神永远存在，若被奉为文学主流，趋之如骛，便难称之为先锋。
而近七八年张悦然的大幅减产，并非没有缘由。2016年《收获》2期刊发的《茧》便是明证，原来其一方面在伺弄花朵，一方面在栽植大树。这个长篇她写了多久我并不知道，但是时间似乎不短，据说几年前，书中还有一只狐狸，如今狐狸了无踪迹，可见森林里过了多少春秋。此书形式特别，通篇两人叙述，几乎都是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的交叠，向对方陈述自己的生涯，中间夹以纪录片的片段，如同二重唱后面的提琴，或者说，其形式更像戏剧，后面站着一个古希腊戏剧里经常悄然浮现的鬼魂。时间跨度六十几年，涉及三代人，众多人物，而其主干，是我们这代人的悲欢，欲望与罪孽，离散和团圆。此书以医院里头颅中的一颗钉子起，以一场大雪中的审判和合解终，几条线分和交织，最终成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其野心之巨，写法之难，在此不做赘述，这里只讲意义。纵观近几年产生的长篇，尤其是青年作家的长篇，可以发现，很多作家在以短篇小说的方式写长篇，这里不乏舍伍德安德森和奈保尔的影响，更多的是勇气和专注不足所造成。张悦然的这部长篇虽然形式离奇，但是乃是一部标准的长篇小说，其中节奏气韵，都是长篇所需要，其厚度密度，其体现出的强力的持续性和一以贯之的线索，都使其具备长篇小说应有的意义。二点，张悦然努力正面去处理历史问题，以及历史对于我们这代人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并非观念上的，而是生活细节中的。历史和现今的生活的关系是永恒的主题，而这个主题的强大有时会使近其火焰的人物速朽和枯萎。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张悦然笔下的青年似乎毫无保留地和历史接近，并把自己投入历史火焰中去，冒着成为灰烬的风险，可在其中正可见鲜活的真身。张悦然努力在写的似乎正是这种无意义追索的意义，而这个意义似乎在一次次失败，遍体鳞伤，堕落而后的重生的希望中浮现出来。情欲，死亡，别离，毁灭，正是这些又把人们牢牢粘合起来，不忍再次分别。对于一部小说来说，有些人乐于丰富，而丰富其实掩盖着某种犹疑，而有些人敢于坚决，坚决带来的是一门心思把头撞进南墙去，且不说石墙是否因此碎裂倒退，便这一脑门的鲜血，似乎就有些意义。三点，张悦然以这部小说更加接近于自己寻觅的文学。这种文学特征之一是西方的，职业的，书面语的，隐喻的，特征之二是，简洁的，动作的，含蓄的，忧伤的，特征之三是，实验性的，复杂的，不轻佻的，梦幻的，诗意的。而这些特征都统御于一个特征之下，便是个人的。如果一个人敢于自私地写一部长篇，我便觉得她似乎就更容易地敢于真挚，如果一个人敢于真挚，我便觉得先不讲这把大刀舞得是否滴水不漏，至少此人是提刀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回首当年青春文学叱咤风云的几人，大多是以新概念作文比赛的短文始，进而以《萌芽》为阵地，发表一系列华美的短篇小说和随笔，进而被出版社收割，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制成一种殊于课本文学和主流（在这个语境里等于于衰老的）文学的文化产品。这一跳跃式的发展路径，使一批早慧的文学少年在名利的光圈里迅速分化，以郭敬明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迅速地把文学的命题转化为粉丝的命题，然后转化为资本的命题，毫无顾虑地追逐商业上的成功，引导青春文学的主体成为迷药一样的都市声色的幻境；韩寒特立独行，制造藐视权威，率性批判的标签，一个敢说话的年轻人，一个为自己活的年轻人，一个善于长跑和赛车的嬉皮士，一个永远不会败下阵来的辩论家。只是在文学的本职上，韩寒是个过于轻盈的作家，一个太容易分心的孩童，而从近几年的趋势可以看出，韩寒和郭敬明除了身高上的难以弥合的差别，内里上区别不大，都是一种偶像式的，无法严肃的，越来越剥脱和文学的联系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除此两个代表性的方向性的人物之外，大部分的青春文学作家的结局是消亡。这种消亡并不是渐进式的，而是突发式的，成批地消失，那些曾经写出超出自己年龄的成熟度的作品的年轻人们，似乎听到了一声归队的哨子一样，又回归到自己原初的生活。如果想要分析这个有趣的现象，可能需要去辨识我们中国特有的写作环境和作家面临的有限的发展模式，当然也要考虑写作者本身处理写作和生活的态度。中国所能容纳的文学类别，可能可以简单归结于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而青春文学从出现伊始，就是另一个特殊门类，以创作者的年龄和写作题材为界，主要是创作者的身份，青春文学由青春人写作。而这一类比势必要融入或者严肃文学或者通俗文学才能存活下来。郭敬明和韩寒迅速地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郭敬明金币式的胭脂气的，还是韩寒挠痒痒一样的批判式的，都是有效地进入到通俗文学语境的方式。而那些大批的青春文学作家的特征并不如此明晰，不过想要拒绝通俗奔向严肃，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严肃文学的阵地主要是大量的文学期刊，而文学期刊的主流是体制内的写作，体制内的严肃，体制内的悲苦和体制内的批判，对于一个热爱上写作的年轻人来说，想在这个语境内生存基本上等于汇入自己厌弃的陈旧语系，这种骑于墙，两边望，难以取舍的困惑可能是使这批作家消亡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文学本身具有规律，一个作家的生长也有规律可循，有如大跃进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是对自身薄弱的文学生态的破坏，作家是缓慢的生物，需要跟生活裹挟在一起，不断学习观察，不断沉思反省，蠕动式地前行。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是自我的需要，而非热闹的典礼，大多数青春文学作者更像是典礼的来宾，鲜艳于形，而到底是谁的婚礼并不清楚，一旦主角入了洞房，来宾也需散去，各自回家，拾起最安全最熟悉的生活。从上述的粗浅分析可以看出，张悦然是这一波文学热潮里的另类，她曾经获得过商业上的成功，曾经放飞那几束最璀璨的烟火，回到书房里，又想到这不是办法，掂量着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从她一直在创作中短篇小说就可以看出，她所关心的东西和大部分青春文学热潮中涌现的作家大不同。写作，写出好的小说，做一个职业的小说家，可能是她给自己的目标，所以她选择做一个安静地特立独行者。早年的写作积累了生活的必需品和读者，这些东西没有成为负担，而是成为某种自由。不过这条路还是艰难的，一个作家也许受过诸多作家的影响，但是作家又很难以依据模板复制，这条道路需要自己创造自己，需要苦行僧一样逼迫自己成为一个更深刻的人，需要有时候捂起耳朵做自己的事情，有时候又得竖起耳朵听听大家在说什么，有时候需要忆起当年的写作以给自己力量，有时候又需要确认那种写作并不值得留恋，一切都是新的，新世界需要自己一砖一瓦去修建。但是同时，我认为，这也是独创的可敬的唐吉坷德式的幸福。
悦然在微信里的头像是一个短发少女，手插在裤兜，眼神斜下，嘴唇紧闭，面带微笑似乎不屑一顾，身后有一片阴影似乎也感到孤独。一个人无论身上经历了怎样的创痛，总是力图跟文学产生联系，一个人无论多么孤单和迷惑，总想去文学里寻一些慰藉和宽容，在我看来，这似乎可以说是某种小说家的本色。一个人私自写作，公开发表，拥者众，回头还能把写作当做一件私事，这似乎可以说是某种小说家的操守和禀赋。人总是期待自己的黄金时代，而对于作家来说，这黄金时代并非多少人为你喝彩，而是越发感到自己和文学越来越近的联系，无法将自己的生命从文学中剥离出来，转了一圈发现，哦，还是写吧，又能干什么呢？恐怕这样的无奈，便是黄金时代的导引。每当泥沙俱下之际的时候，每当时代裸露出生铁一样丑陋的内胆的时候，内心的黄金时代便格外耀眼，当我阅读《茧》的时候，经常会想起这一点，就像《茧》的结尾写到：程恭回过身来，硬币已经被新落的雪覆住，看不见了。他和李佳栖站在那里，听着远处的声音。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狗的叫声，孩子们的嬉笑声，一个早晨开始的声音。他闻到了炒熟的肉末的香味，浓稠的甜面酱在锅里冒着泡，等一下，再等一下，然后就可以盛出锅，和细细的黄瓜丝一起，倒入洁白剔透的碗中。在这里，死亡褪去，历史远行，软弱的人存活下来，内心泛起幸福的巨响。这是我最后要说的一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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