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评论:跳出技术分析

“世界是不可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摸象的瞎子。”我不只一次从Mr.李口中听到这句高度概括的话。他是我钦佩的一个学者式的长者、精明到近乎狡猾的企业家——在他面前，我是个loser。他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的思维方式。一年多后，我在他这句话的前半句冠以“对每个个体来讲”的前提。我觉得这样更完备一些，至少与马克思宣言式的“世界是可知的”这样的命题没有冲突。
Mr.李教会了我很多，我让他失望了——在纷繁复杂的经济世界中我理不出清晰的主线，虽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与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被我翻到发皱。纸上得来终觉浅。
那时候，我经常和英国回来的H君一起聊天，我们都觉得经济学教科书中将经济增长的源头归结到资本与劳力这样的结论对现实经济世界的解释乏力。我们共同认可我提出的命题：“长期看是经济决定政治，而分段地短期看确实政治决定经济”。在受到《血酬定律》一书的启发后，我借用经济学中长期与短期的分类说出了自己的感悟。在《血酬定律》里，吴思认为规则决定着资源分配。
政治决定经济。是的，至少，政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经济。
速水佑次郎的《发展经济学》解开了我的困惑——我感悟到了却未能较为系统地阐述它，尤其是用清晰定义的术语去阐述。
速水佑次郎没有孤立地看待经济世界，而是将其置于文化-制度的背景中去寻找经济发展的源头。在这样的框架下，是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经济的繁荣与萧条。
经济市场的逻辑是既定成本下的收益最大化（或既定收益下的成本最小化），而成本是受到诸如资本与劳力这样的资源禀赋制约的，资源禀赋的变化会诱致技术变迁从而使社会得到发展。这个朴素的逻辑只是概念上的，倘若如是，经济发展的时间曲线就是直线式的，而非振荡式的，而后者代表着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在我们的真实经济世界里，经济活动多数是由集体完成的，集体行动需要组织与制度。当制度不能有效地组织集体行动时，诱致性的制度创新又会出现。而诱致性的制度创新并非总是有效的。因为政治领导人需要的回报是其权力基础的加强——除非他在加强权力方面得到的效用增量预期超过他付出的成本，否则他不会组织集体行动。
制约制度创新的另一个因素是历史。人们总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在有限的选择范围内预期未来。因此历史的差异会造就制度的不同，如果无视文化价值和社会习俗的差异，简单粗暴地引进外国制度就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更可能造成社会混乱。
这样的结论不是单纯头脑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在考察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美日发达经济体、东亚新兴经济体、拉美发展中经济体后实证—至少是阶段性实证—的结果。
我们的历史不也充满了这样的教训吗？
从1840年的挫败开始，我们相信是军事技术上的不足，但是洋务运动的成就却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功亏一篑；然后，我们开始将失败归于制度上的落后，维新与革命，都试图将欧美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它的效果也令人怀疑。
那真是个焦虑的年代，不仅是我们的制度、技术，甚至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自身都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太静而不活跃，思维上欠缺逻辑，身体太文弱，郁达夫在小说中甚至对于我们的性能力也倍感怀疑。
或许，了解自身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