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二年的那场雪停了吗？
我曾经批评过陶短房的《1856》一书，认为那写得太过平淡，平铺直叙，只不过堆集了一些史料而已。而且，我虽不会拿此书与《万历十五年》作比较，但评论界还是做了这类无聊的攀比，这体现在别人为该书作的序文里。其实，货比货总是一目了然质量以及价格的优劣的，《万历十五年》值不值得作为此一类书写的标杆，这是另话，现在，就有一部远胜过《1856》的作品，那就是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
看了这样的书名，你怎会不联想到黄仁宇的那本书上去呢？但我不想做这样的比较。
历史上的有些年份，已经是不容置疑的成为了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比如1840，比如1949，比如1978……当然，也还有一些年份，却是因为某些著作的成名，或某一类分析某一种观点的成立而逐渐有了代表的意义，也从此成了研究某种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参照。这就比如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王树增写《1901》、孟席斯写《1421：中国发现世界》……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本不会成为上述那样的重大历史时刻，但是，夏坚勇的这本书，却试图把绍兴十二年塑造成与万历十五年一样具有分水岭和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觉得，他的这种尝试虽不见得成功，却成就了一部相当不错的历史作品。
之所以选择绍兴十二年，我们要来看看夏坚勇的观点。此前的绍兴十一年底，宋金和议终于达成，自靖康之难以来长达十六年的宋金战乱暂告一个结束。宋高宗赵构收兵权，杀岳飞，自毁长城的同时也坚定了对金的全心全意求和。从绍兴十二年开始，南宋王朝正式开始了一段守内虚外、在偏安之下的繁荣发展，可以说，这一年是确定南宋基本国策并一以贯之执行这一国策的关键一年，不属于“继往开来”，而属于“拨乱反正”的年份，南宋中兴盛世自此始，其意义堪比1978年吧？
在本书接近尾声的时候，夏坚勇借用宋高宗赵构抚今追昔的思绪，借用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文章句式，不无含讥带讽地这样总结道：
今年就好了，风平浪静，天下归心。从战争走向和平，绍兴十二年是开局之年，这一年的成就怎样评价都不为过高。例如，母后回銮，梓宫归葬，宋金和议进一步巩固；例如深入贯彻“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彻底肃清岳飞阴谋集团的余党，并改革南渡以来逐渐坐大的家军体制，最终完成王朝历史上的第二次杯酒释兵权；例如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对外贸易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增长，以丈量土地为标志的“经界法”正在有序推进。此外，宫廷礼制亦日见完备，玉辂上路，仪仗初演，宫城建设方兴未艾，皇权的仪式感赫赫且扬扬。所有这一切，完全可以用“伟大”、“辉煌”或“里程碑”之类的光鲜词句来形容，也完全可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已经习惯了作者在通篇文字中的那种借古讽今的讥嘲腔调，但依然会深切地感觉到，这貌似平庸的一年，绍兴十二年，还真的是可以被赋予上述那些重大意义的，只要统治者想，只要著史者这般说。
夏坚勇在这部书里，以时间脉络为经，自绍兴十二年正月而至腊月；以王朝大事件为纬，逐月择要记述。他努力要展现南宋历史上这具有标志性一年的全貌，而采用类似法国年鉴学派的写法，取大视野与小细节的结合。从临安的小年夜、元旦的大朝会、元宵节的万家灯火，写到初春无雨的江南、清明时节的杏花雨杨柳风桃花水，到九月的新酒上市、腊月的雪和除夕的四城爆竹，不仅写四季的景色、时令的风俗、民间的田畴乡野景象，也写宫廷的起居、官场的仪典，最精彩处正是对社会生活包罗万象的精微刻画，大到君小到民，举凡风俗、物价、科举、学潮、艺文、官制、茶政、马政、度牒、驿传、地理、气候、产业、外贸、宗室、外戚，巨细靡遗，生动鲜活。如果以政治经济军事事件为骨，那么宫廷市井乡村男女吃穿用行的生活则为肉，还原的是一个时代的场景。这样写端的好看。一度，它让我想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又想到徐兴业的《金瓯缺》。
按说，写以此为题的一部书，手头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作参考，基础的史料的脉络就有了，但那只是个大脉络，要想写得生动、真切，还要参考大量的宋人笔记。我觉得，有宋一代，文化鼎盛，官修史书、私撰笔记的记述之丰，使宋史研究缺的绝不是原始资料，而是对原始资料的挖掘、钩沉、比较和审核。写这样一部书，貌似容易，写得精彩实难。夏坚勇也正是参考并用活了宋人笔记及多种史录，在厚积薄发这一点上，他比陶短房用的好，也写得巧，于无形中透出深厚的学养。这也是我特别点赞的地方。
此书的另一特点，则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那就是写作的风格化问题。夏坚勇的写作虽史著，实散文，虽不是当年明月、高天流云为代表的通俗说史，却也不似王曾瑜、邓广铭等宋史大家的考据深究，而是行文轻快，不冗长，更不枯燥，读来趣味盎然。且不时夹枪带棒、嬉笑怒骂，借古讽今的地方或者说直接联系到当今社会、官场上诸般怪现状的句子词语数不胜数。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历史读物的“通俗”之写作手法，也可以理解为作者通过这种夹叙夹议要表达的一种情怀。只是，像我在本文开始处引用的那一段文字，讥宋高宗可也，抨时弊也未为不可，这样的文字和议论多了，就会让有些人读来心有灵犀，也会让有些人读罢直皱眉头。
尽管我还想说瑕不掩瑜这样的话，但我仍觉得夏坚勇这样做无疑是有点犯傻。在这样一部本有望成为优秀史学著作的书中，他竟然游走在文字包括思想的雅与俗之间，不仅是试图比较或抒发自己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的“奇思妙想”，也不时用到一些很当下的时髦而浅薄的网络语汇。试想一下，谁会愿意在一部严肃的历史研究著作中看到诸如哇塞、牛人、犯贱、裸奔、钱途、喜唰唰、一号文件、组织这把刀子一类的词汇呢，这样的词汇怎么会有生命力呢？再过几十年，当人们读到这部书时，这些属于某一特定阶段的俚语俗词大概会让人觉得不正经吧？这很不妥。当然，夏坚勇这部书通篇的语言都很活泼，是用今天的语汇去形容和比附历史上接近的现象，看来，他就一心要写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而非煌煌史著。只是，既有这么好的题材，本来还可以经营出更好的器局，写出一部完全能够与《万历十五年》媲美的著作，何必降格以求，使之沦为通俗说史呢？
这个浮躁的社会和浮躁的读者，逼良为娼地让我们的作者也成了浮躁的取宠的作者，诚可惜也！但惋惜过后，我还要说的是，这书，端的写得好。
看了这样的书名，你怎会不联想到黄仁宇的那本书上去呢？但我不想做这样的比较。
历史上的有些年份，已经是不容置疑的成为了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比如1840，比如1949，比如1978……当然，也还有一些年份，却是因为某些著作的成名，或某一类分析某一种观点的成立而逐渐有了代表的意义，也从此成了研究某种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参照。这就比如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王树增写《1901》、孟席斯写《1421：中国发现世界》……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本不会成为上述那样的重大历史时刻，但是，夏坚勇的这本书，却试图把绍兴十二年塑造成与万历十五年一样具有分水岭和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觉得，他的这种尝试虽不见得成功，却成就了一部相当不错的历史作品。
之所以选择绍兴十二年，我们要来看看夏坚勇的观点。此前的绍兴十一年底，宋金和议终于达成，自靖康之难以来长达十六年的宋金战乱暂告一个结束。宋高宗赵构收兵权，杀岳飞，自毁长城的同时也坚定了对金的全心全意求和。从绍兴十二年开始，南宋王朝正式开始了一段守内虚外、在偏安之下的繁荣发展，可以说，这一年是确定南宋基本国策并一以贯之执行这一国策的关键一年，不属于“继往开来”，而属于“拨乱反正”的年份，南宋中兴盛世自此始，其意义堪比1978年吧？
在本书接近尾声的时候，夏坚勇借用宋高宗赵构抚今追昔的思绪，借用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文章句式，不无含讥带讽地这样总结道：
今年就好了，风平浪静，天下归心。从战争走向和平，绍兴十二年是开局之年，这一年的成就怎样评价都不为过高。例如，母后回銮，梓宫归葬，宋金和议进一步巩固；例如深入贯彻“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彻底肃清岳飞阴谋集团的余党，并改革南渡以来逐渐坐大的家军体制，最终完成王朝历史上的第二次杯酒释兵权；例如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对外贸易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增长，以丈量土地为标志的“经界法”正在有序推进。此外，宫廷礼制亦日见完备，玉辂上路，仪仗初演，宫城建设方兴未艾，皇权的仪式感赫赫且扬扬。所有这一切，完全可以用“伟大”、“辉煌”或“里程碑”之类的光鲜词句来形容，也完全可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已经习惯了作者在通篇文字中的那种借古讽今的讥嘲腔调，但依然会深切地感觉到，这貌似平庸的一年，绍兴十二年，还真的是可以被赋予上述那些重大意义的，只要统治者想，只要著史者这般说。
夏坚勇在这部书里，以时间脉络为经，自绍兴十二年正月而至腊月；以王朝大事件为纬，逐月择要记述。他努力要展现南宋历史上这具有标志性一年的全貌，而采用类似法国年鉴学派的写法，取大视野与小细节的结合。从临安的小年夜、元旦的大朝会、元宵节的万家灯火，写到初春无雨的江南、清明时节的杏花雨杨柳风桃花水，到九月的新酒上市、腊月的雪和除夕的四城爆竹，不仅写四季的景色、时令的风俗、民间的田畴乡野景象，也写宫廷的起居、官场的仪典，最精彩处正是对社会生活包罗万象的精微刻画，大到君小到民，举凡风俗、物价、科举、学潮、艺文、官制、茶政、马政、度牒、驿传、地理、气候、产业、外贸、宗室、外戚，巨细靡遗，生动鲜活。如果以政治经济军事事件为骨，那么宫廷市井乡村男女吃穿用行的生活则为肉，还原的是一个时代的场景。这样写端的好看。一度，它让我想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又想到徐兴业的《金瓯缺》。
按说，写以此为题的一部书，手头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作参考，基础的史料的脉络就有了，但那只是个大脉络，要想写得生动、真切，还要参考大量的宋人笔记。我觉得，有宋一代，文化鼎盛，官修史书、私撰笔记的记述之丰，使宋史研究缺的绝不是原始资料，而是对原始资料的挖掘、钩沉、比较和审核。写这样一部书，貌似容易，写得精彩实难。夏坚勇也正是参考并用活了宋人笔记及多种史录，在厚积薄发这一点上，他比陶短房用的好，也写得巧，于无形中透出深厚的学养。这也是我特别点赞的地方。
此书的另一特点，则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那就是写作的风格化问题。夏坚勇的写作虽史著，实散文，虽不是当年明月、高天流云为代表的通俗说史，却也不似王曾瑜、邓广铭等宋史大家的考据深究，而是行文轻快，不冗长，更不枯燥，读来趣味盎然。且不时夹枪带棒、嬉笑怒骂，借古讽今的地方或者说直接联系到当今社会、官场上诸般怪现状的句子词语数不胜数。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历史读物的“通俗”之写作手法，也可以理解为作者通过这种夹叙夹议要表达的一种情怀。只是，像我在本文开始处引用的那一段文字，讥宋高宗可也，抨时弊也未为不可，这样的文字和议论多了，就会让有些人读来心有灵犀，也会让有些人读罢直皱眉头。
尽管我还想说瑕不掩瑜这样的话，但我仍觉得夏坚勇这样做无疑是有点犯傻。在这样一部本有望成为优秀史学著作的书中，他竟然游走在文字包括思想的雅与俗之间，不仅是试图比较或抒发自己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的“奇思妙想”，也不时用到一些很当下的时髦而浅薄的网络语汇。试想一下，谁会愿意在一部严肃的历史研究著作中看到诸如哇塞、牛人、犯贱、裸奔、钱途、喜唰唰、一号文件、组织这把刀子一类的词汇呢，这样的词汇怎么会有生命力呢？再过几十年，当人们读到这部书时，这些属于某一特定阶段的俚语俗词大概会让人觉得不正经吧？这很不妥。当然，夏坚勇这部书通篇的语言都很活泼，是用今天的语汇去形容和比附历史上接近的现象，看来，他就一心要写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而非煌煌史著。只是，既有这么好的题材，本来还可以经营出更好的器局，写出一部完全能够与《万历十五年》媲美的著作，何必降格以求，使之沦为通俗说史呢？
这个浮躁的社会和浮躁的读者，逼良为娼地让我们的作者也成了浮躁的取宠的作者，诚可惜也！但惋惜过后，我还要说的是，这书，端的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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