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高度发达的宋代何以被征服？——读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刻》所想到的
在大学里，就读到过陈寅恪先生评价宋朝的著名的话：“华夏民族之文明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赵氏郡望在天水，故以天水指代赵宋）。当时的确很不能理解，想不通我们从小印象里积贫积弱、丧权辱国，与靖康之耻、亡国之恨联系在一起的宋朝何以能当此赞誉。
后来又多读了一些书，了解到海内外史学界有“唐宋变革论”之说，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可以说是从自然经济和贵族政治的中世纪初步进入了商品经济加平民政治的近代。由此方初步明白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对中国古代历史细节了解得越多，就越来越觉得：过去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造成的一种成见——认为中国自秦以来2000多年历史处于停滞状态，总是在原地循环——是错误的。从秦汉时期的古典帝国，到南北朝和隋唐的中世纪帝国，再到宋以后已颇具近代色彩的晚期帝国，中华文明从社会经济结构到政治运行机制，从社会各集团构成到思想文化形态，都有很深刻重要的变化。当然也有一以贯之而不变的东西，一是中华文明传统一脉相承没有中断，二是基本上维持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我以为，这两点与其说是停滞，倒不如说是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要知道从世界范围来看，能维持文明传统不中断、能维持如此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大一统，实在是绝无仅有。
而问题就在于中国为何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关键时期逐步落后，而没有先于西方或与西方同期进入启蒙时代，开启工业化、民主化的近现代历程？这一关键时期的落后，使得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差一点亡国灭种。直到历经空前的大动荡、大革命，才开启现代化之路，而到现在也还在奋力追赶西方。
这个疑问也可以说始终萦绕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而不断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解答。
吴钩的《宋：现代的拂晓时刻》一书也对这个问题提供了自己的答案。
这本小书作者写得通俗浅显，但并非戏说，而是广泛搜罗史料，把反映宋代近代化特征的众多历史细节分门别类汇集在一起：包括世俗化、市民化的社会生活，繁荣的城市社会及经济，发达的商业活动和市场体制，理性化、一定程度上分权化的政治、司法体制等方面。特别是作者对宋代政治运行中“虚君实相”、“共治公议“、“重视法治”等近代化特征的揭示，对宋代司法制度为防止冤假错案而制定的严密的互相制衡的体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法制的巅峰，就是对现代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解读，最让我印象深刻。读了以后令人对中国在宋代发生的社会历史进步印象深刻，不能不感叹宋所达到的历史高度。
作者充分肯定了宋代的历史进步，认为宋代已经达到了“现代的拂晓时刻”。然而为何宋之后现代并没有来临，反而迟到了近七百年呢？作者认为，这是由于落后民族的侵略迟滞了历史的发展。
作者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既然宋代的中华文明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可是为什么这种文明却不能把文明成果转化为足够的力量去保护自己，不被征服？
一个当时历史条件下高度发达的文明，却无法抵挡落后的渔猎、游牧民族的侵略，在靖康之难中短短几年就沦丧了大半江山，并最后被彻底征服，这难道不是说明这种文明还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不是说明这种文明的脆弱吗？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起读过的历史小说《金瓯缺》（曾获茅盾文学奖，在宋史爱好者中口碑颇佳）。小说作者徐兴业详考史籍，以悲壮苍凉的笔墨，叙述了北宋末年表面上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锦绣江山是如何沦亡的。
这部小说反映了，靖康悲剧的主要责任在于北宋朝廷的上层！当时北宋朝廷从皇帝到执政大臣，众多上层人物只知争权敛财、穷奢极欲、敷衍塞责，而全然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不顾中下层人民的死活。与辽金的和战决策犹如儿戏，等到战端一开，却又胡乱指挥。当金兵长驱直入时，又只会逃跑或者干脆投敌。如此，怎能不败？怎能不亡？
对民族存亡、百姓安危还有着责任心的忠臣良将，却受到权臣昏君所制，终不能力挽狂澜、有所作为。广大下层百姓积极抵抗，但由于缺乏组织、得不到朝廷的呼应，最终也陷于失败。终于造成了“神州陆沉”的历史悲剧！
从这部小说中，我以为能够窥见宋代中华文明的致命弱点。 文明发达的一个副产品，往往是内部矛盾的复杂、尖锐，特别是上层与下层的对立与隔阂。这就成为文明的软肋，成为发达文明致命的弱点。而比较落后的文明，却往往内部分化水平不高，矛盾较少，上、下层之间比较团结，因此能够凝聚成强大的实力，战胜内耗的发达文明。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谓“上下同欲者胜”。
宋代虽然有着繁荣的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但却没有创造出抑制内部矛盾、实现“上下同欲”的机制，没有把发达的文明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国家实力的机制。这就是宋代的悲剧、也是中华文明的悲剧。
我以为造成宋代中华文明这一致命弱点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汉唐的强盛时代，中华文明依靠领先于世界的严密的官僚体制以及帝国对农户的控制（编户制、均田制），依靠与帝国休戚与共的军事贵族，曾实现了高效的资源汲取，实现了将发达文明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国家实力。
而在宋代，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已经使众多传统的共同体解体，而出现了原子化的社会。社会学家曹锦清先生就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正是由于中古时期的乡村自然经济和农村共同体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已经解体，出现的是地权快速流转、农户在商品经济中沉浮不定而急剧贫富分化、失地流亡农民快速增加的这样一个（相比起中古时代）高度分化、高度流动的乡村社会，而国家原先对农户的严密控制（同时也承担向乡村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也因此被冲破而消亡，宋代大儒才极力提倡乡村宗族建设，为的是要重建乡村共同体、建立能为乡村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曹锦清：《宋代以来的中国是如何建设乡村组织的？》http://www.aisixiang.com/data/84607.html ）
在此背景下控制了宋代政权的是这样一个社会集团：士绅官僚集团。他们依靠科举发家，大多数出身乡村庶族地主。他们的土地、财富主要不是靠国家的授予和历史的传承（像汉唐时期的军功贵族、世家大族），而是靠自己努力经营、兼并小农以及把做官的权势用种种潜规则转化为物质利益。这样一个社会集团成了在帝国和广大民众之间的“中间人”。然而这样的“中间人”是与“上下”皆不同欲的。对上（君主），他们实质上更像雇员和老板、经理人和股权拥有者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汉唐时期贵族官僚与国家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有绝对的利益动机去对上阳奉阴违来为自己谋私利；对下，他们与乡村小农在利益上是直接对立的，他们要扩张财富（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扩张冲动又特别强烈），就必须要兼并小农。而这又势必激化社会矛盾，并且与国家要依靠小农来提供田赋、力役、兵役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在这样的社会集团控制下的朝代，就不能不表现为政治的腐败和国家能力的弱小。
在像宋代中国这样一个商品化、市民化、高度分化的社会，要抑制内部矛盾，要建立有效的资源汲取机制以把发达的文明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国家实力，秦汉以来中华帝国的老套路已经越来越失效了。掌控发达的官僚机构的士绅官僚越来越成为社会上唯一有力的集团，成为腐败的黑洞，汲取着发达文明创造的财富却不转化为积极的成果，而是在种种潜规则中白白耗费掉。
要走出这一文明的困局，我以为需要超越森严的官僚政治体制，而建立更多不同阶层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从而消除士绅官僚集团对政权的垄断；需要更多地发挥地方、民间的力量，引入分权、自治的机制，以缓解大一统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地方、民间虚弱——总之，需要把消极臣服于权力的古代臣民转化为能有效参与政治从而与国家休戚与共的近代公民、塑造新的政治共同体，才能缓解“上下不同欲”，才能创造新的有效资源汲取机制使发达的文明转化为强大的力量。
然而，这的确是宋及以后几百年的中国所没有实现的任务。我以为，这里的原因有传统中华文化缺乏相应的思想资源和制度想象力，有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和士绅官僚集团强大的自我维护的能力，有落后民族征服带来的社会倒退，等等……
作为现代人，回望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华文明的悲剧，不禁有“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之感，然而，若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岂不悲夫!
后来又多读了一些书，了解到海内外史学界有“唐宋变革论”之说，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可以说是从自然经济和贵族政治的中世纪初步进入了商品经济加平民政治的近代。由此方初步明白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对中国古代历史细节了解得越多，就越来越觉得：过去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造成的一种成见——认为中国自秦以来2000多年历史处于停滞状态，总是在原地循环——是错误的。从秦汉时期的古典帝国，到南北朝和隋唐的中世纪帝国，再到宋以后已颇具近代色彩的晚期帝国，中华文明从社会经济结构到政治运行机制，从社会各集团构成到思想文化形态，都有很深刻重要的变化。当然也有一以贯之而不变的东西，一是中华文明传统一脉相承没有中断，二是基本上维持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我以为，这两点与其说是停滞，倒不如说是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要知道从世界范围来看，能维持文明传统不中断、能维持如此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大一统，实在是绝无仅有。
而问题就在于中国为何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关键时期逐步落后，而没有先于西方或与西方同期进入启蒙时代，开启工业化、民主化的近现代历程？这一关键时期的落后，使得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差一点亡国灭种。直到历经空前的大动荡、大革命，才开启现代化之路，而到现在也还在奋力追赶西方。
这个疑问也可以说始终萦绕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而不断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解答。
吴钩的《宋：现代的拂晓时刻》一书也对这个问题提供了自己的答案。
这本小书作者写得通俗浅显，但并非戏说，而是广泛搜罗史料，把反映宋代近代化特征的众多历史细节分门别类汇集在一起：包括世俗化、市民化的社会生活，繁荣的城市社会及经济，发达的商业活动和市场体制，理性化、一定程度上分权化的政治、司法体制等方面。特别是作者对宋代政治运行中“虚君实相”、“共治公议“、“重视法治”等近代化特征的揭示，对宋代司法制度为防止冤假错案而制定的严密的互相制衡的体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法制的巅峰，就是对现代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解读，最让我印象深刻。读了以后令人对中国在宋代发生的社会历史进步印象深刻，不能不感叹宋所达到的历史高度。
作者充分肯定了宋代的历史进步，认为宋代已经达到了“现代的拂晓时刻”。然而为何宋之后现代并没有来临，反而迟到了近七百年呢？作者认为，这是由于落后民族的侵略迟滞了历史的发展。
作者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既然宋代的中华文明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可是为什么这种文明却不能把文明成果转化为足够的力量去保护自己，不被征服？
一个当时历史条件下高度发达的文明，却无法抵挡落后的渔猎、游牧民族的侵略，在靖康之难中短短几年就沦丧了大半江山，并最后被彻底征服，这难道不是说明这种文明还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不是说明这种文明的脆弱吗？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起读过的历史小说《金瓯缺》（曾获茅盾文学奖，在宋史爱好者中口碑颇佳）。小说作者徐兴业详考史籍，以悲壮苍凉的笔墨，叙述了北宋末年表面上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锦绣江山是如何沦亡的。
这部小说反映了，靖康悲剧的主要责任在于北宋朝廷的上层！当时北宋朝廷从皇帝到执政大臣，众多上层人物只知争权敛财、穷奢极欲、敷衍塞责，而全然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不顾中下层人民的死活。与辽金的和战决策犹如儿戏，等到战端一开，却又胡乱指挥。当金兵长驱直入时，又只会逃跑或者干脆投敌。如此，怎能不败？怎能不亡？
对民族存亡、百姓安危还有着责任心的忠臣良将，却受到权臣昏君所制，终不能力挽狂澜、有所作为。广大下层百姓积极抵抗，但由于缺乏组织、得不到朝廷的呼应，最终也陷于失败。终于造成了“神州陆沉”的历史悲剧！
从这部小说中，我以为能够窥见宋代中华文明的致命弱点。 文明发达的一个副产品，往往是内部矛盾的复杂、尖锐，特别是上层与下层的对立与隔阂。这就成为文明的软肋，成为发达文明致命的弱点。而比较落后的文明，却往往内部分化水平不高，矛盾较少，上、下层之间比较团结，因此能够凝聚成强大的实力，战胜内耗的发达文明。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谓“上下同欲者胜”。
宋代虽然有着繁荣的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但却没有创造出抑制内部矛盾、实现“上下同欲”的机制，没有把发达的文明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国家实力的机制。这就是宋代的悲剧、也是中华文明的悲剧。
我以为造成宋代中华文明这一致命弱点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汉唐的强盛时代，中华文明依靠领先于世界的严密的官僚体制以及帝国对农户的控制（编户制、均田制），依靠与帝国休戚与共的军事贵族，曾实现了高效的资源汲取，实现了将发达文明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国家实力。
而在宋代，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已经使众多传统的共同体解体，而出现了原子化的社会。社会学家曹锦清先生就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正是由于中古时期的乡村自然经济和农村共同体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已经解体，出现的是地权快速流转、农户在商品经济中沉浮不定而急剧贫富分化、失地流亡农民快速增加的这样一个（相比起中古时代）高度分化、高度流动的乡村社会，而国家原先对农户的严密控制（同时也承担向乡村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也因此被冲破而消亡，宋代大儒才极力提倡乡村宗族建设，为的是要重建乡村共同体、建立能为乡村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曹锦清：《宋代以来的中国是如何建设乡村组织的？》http://www.aisixiang.com/data/84607.html ）
在此背景下控制了宋代政权的是这样一个社会集团：士绅官僚集团。他们依靠科举发家，大多数出身乡村庶族地主。他们的土地、财富主要不是靠国家的授予和历史的传承（像汉唐时期的军功贵族、世家大族），而是靠自己努力经营、兼并小农以及把做官的权势用种种潜规则转化为物质利益。这样一个社会集团成了在帝国和广大民众之间的“中间人”。然而这样的“中间人”是与“上下”皆不同欲的。对上（君主），他们实质上更像雇员和老板、经理人和股权拥有者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汉唐时期贵族官僚与国家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有绝对的利益动机去对上阳奉阴违来为自己谋私利；对下，他们与乡村小农在利益上是直接对立的，他们要扩张财富（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扩张冲动又特别强烈），就必须要兼并小农。而这又势必激化社会矛盾，并且与国家要依靠小农来提供田赋、力役、兵役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在这样的社会集团控制下的朝代，就不能不表现为政治的腐败和国家能力的弱小。
在像宋代中国这样一个商品化、市民化、高度分化的社会，要抑制内部矛盾，要建立有效的资源汲取机制以把发达的文明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国家实力，秦汉以来中华帝国的老套路已经越来越失效了。掌控发达的官僚机构的士绅官僚越来越成为社会上唯一有力的集团，成为腐败的黑洞，汲取着发达文明创造的财富却不转化为积极的成果，而是在种种潜规则中白白耗费掉。
要走出这一文明的困局，我以为需要超越森严的官僚政治体制，而建立更多不同阶层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从而消除士绅官僚集团对政权的垄断；需要更多地发挥地方、民间的力量，引入分权、自治的机制，以缓解大一统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地方、民间虚弱——总之，需要把消极臣服于权力的古代臣民转化为能有效参与政治从而与国家休戚与共的近代公民、塑造新的政治共同体，才能缓解“上下不同欲”，才能创造新的有效资源汲取机制使发达的文明转化为强大的力量。
然而，这的确是宋及以后几百年的中国所没有实现的任务。我以为，这里的原因有传统中华文化缺乏相应的思想资源和制度想象力，有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和士绅官僚集团强大的自我维护的能力，有落后民族征服带来的社会倒退，等等……
作为现代人，回望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华文明的悲剧，不禁有“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之感，然而，若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岂不悲夫!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