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电影目录学”的电影史

考察二十世纪新史学发展历程，各个原本局限于学科内的“专门史”都趋向于与主流史学相融合，这是由新史学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等特点所决定的。可以说，破除学科壁垒，书写“整体历史”，早已成为历史学发展的趋势，电影史也不例外。
       传统电影史的书写不仅仅是“电影编年史”，笔者认为其类似于历史文献学，更准确地说是“电影目录学”，即按时间、类型、作者和国别等顺序把电影分门别类加以评介，与传统“经史子集”的目录分类并无本质区别。几种经典的中外电影史都属于此类。这种书写方式本身无可指摘，但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资料整理方面，可谓是邓广铭先生所说的史学“钥匙”之一。《电影史：理论与实践》则对突破“电影目录学”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提出了“经济电影史”、“社会电影史”等新的研究范式，开始将电影史置于大的历史环境中，使原本较为孤立的电影史学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传统学科产生互动，无疑将电影史学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这也是本书印行三十年多来都备受推崇的原因所在，前人的赞誉在此无需赘述。本书的“选读指导”部分也极具价值，为希望以新型范式书写电影史的学人指点了可行的方向，也对我们中国电影史学界影响深远。
       受世界史学发展潮流影响，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几代学人将西方新史学理论引入中国，把历史研究领域从传统的政治史扩大到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历史学也被改造为察见一切社会民生事务的现代化学科。后浪出版公司此次重印本书，也以9篇文章所组成的特辑形式，反映了中国电影史学人在史学革新方向的努力，肯定了对西方所确立的新型研究范式的认同。当然，若是将这些成果注明发表时间并以此顺序排列，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示出中国电影史学界的理论进步。
       作为读者，我们期待一本运用全新范式的中国电影史能够早日问世，这既需要电影史学界继续把传统的“电影目录学”做好，也需要主流史学界助力，把电影史学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相结合，将电影史研究纳入“影像史学”、“形象史学”的范式当中，使电影和历史互为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潮光先生所著《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便是这方面的一个进步，但同类型作品显然远远不够。所以时至今日，《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依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尤其是在梳理西方的电影史书写历程方面。在此要为后浪推出该书的新版点赞。相信伴随新史学的发展趋势，中国电影史也会逐渐变化出全新的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