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辈和父辈都不再提，慢慢地忘记了”

“为什么只过了十年，我们就变得如此疲惫？”谈起自己这代人，80后作家张悦然很不解。

“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的精神上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她继续谈论自己的同代人，“另一方面，他们肉身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已经疲惫不堪，已经有一种中年人的状态。”

张悦然刚刚出版第四部长篇小说《茧》，主人公就是她关注的80后。上两代人的旧恨，令两个青年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80后常被归类为历史虚无主义者，普遍更关心自我，对历史兴趣有限。张悦然希望有所改变，写现实生活，检讨历史。她曾形容自己十多年前写的作品思想空洞，没有真正的思考。

“也许外界觉得这不是原来的张悦然，可能很多读者不接受，但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张悦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的写作风格已经转变。

张悦然很看重自己的新小说。7月29日的新书发布会上，在嘉宾发表意见时，她时常显得严肃。当天深夜，她在微博上发布一张发布会的照片，兴奋地写道：“发布会。谢谢余华，谢谢梁文道，谢谢杨庆祥 。他们真的喜欢这本书，是最重要的吧。”

“一个人成长、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关注重要历史事件。”发布会主持人杨庆祥相信，会有更多80后作家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性。而在8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中，《茧》“第一次接触真实的历史题材，比如’文革’”。杨庆祥是张悦然的同事，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担任副教授。

青春文学曾经尖锐，现在微风拂面

2001年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后，张悦然密集出版了一批作品。

在一篇文章中，评论家邵燕君把张悦然的创作形容为“玉女忧伤”和“生冷怪酷”。文章开篇就指出，2000年，由韩寒的《三重门》开始，80后先进入市场；2004年，他们才大规模进入文坛。

2004年，张悦然出版了长篇小说《樱桃之远》在内的四本书，转年1月又出版长篇小说《水仙已乘鲤鱼去》。2006年底，她出版第三部长篇小说《誓鸟》，尔后发觉写不下去了。

《誓鸟》的故事背景，是郑和下西洋。“那时候，我对那段历史没有个人观点，只觉得很迷人、很浪漫。”写明代历史，张悦然延续了自己的一贯风格。

“《誓鸟》把我那种抒情、华丽的辞藻推到了顶峰，看起来特别华美，又特别虚幻。”张悦然尝试其他题材，写着写着就“虚”了，沉湎于抒情，“感觉特别不对”。她认定，自己需要抛弃这种风格，“用一种更朴素的方式，去写更大的主题”。

接下来十年，张悦然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创办了文艺丛刊《鲤》。其中晚近七年，她把主要精力花在《茧》上。《茧》也写历史，故事缘起于“文革”时的一桩迷案。她想了解父辈的经历，“理解历史怎样塑造他们”。

过去，张悦然更关心自己的同代人，作品的价值观往往十分黑暗。最近，小说《水仙已乘鲤鱼去》正改编电影，将亲自导演的张悦然发现，时过境迁，大家未必能理解书里的价值观。

小说主人公叫璟，是位作家，自幼遭到母亲仇视。仇视的诱因一部了然：怀上她之后，母亲产生了美貌逝去的危机感，领舞资格也被歌舞团剥夺。璟11岁时，奶奶、父亲先后死于心脏病，母亲改嫁。她爱上继父，后来被母亲送去寄宿学校，三年后出落成美少女回家。第二天，继父车祸身亡。

璟历经人生不幸，所爱之人尽数死去，万念俱灰。在《人民文学》刊载时，小说开篇有句引言：“我常常陷于无爱的恐慌中。”

“这部小说当时拥有非常广阔的读者基础，特别多人喜欢，但以现在的眼光去看，价值观完全是黑暗和下坠的。”张悦然猜想，现在的读者宁愿去读“鸡汤”式的治愈系小说。

所谓“生冷怪酷”，张悦然认为是时代产物。韩寒和春树等80后作家，作品都曾对抗教育体制，那种尖利现在很难找到。她心生困惑：“是不是因为当时80后这一代人有那种尖锐的东西，那时候的读者也需要这样的东西？”

在张悦然眼中，80后出生在集体主义解体的年代，更在意自己和家庭，对外界“可能有一种漠然和不关心”。但是，随年龄渐长，他们不得不面对世界。“我们这代人好像早慧，但是晚熟，所谓80后，大概十多年前就开始发出声音，但自己又没有特别实质性的，真正的思想。”

新小说写到大约三分之一，张悦然确定了“茧”这个名字。很多朋友觉得如今时兴特别长的名字，十几个字最好。为了表达人与之间的隔绝和孤独，她还是保留了“茧”——他们被包裹进历史和秘密编织成的茧里。

张悦然没考虑两位80后主人公的家庭阶层差别，她想写人们的普遍困境，譬如生死。“过不了这个坎，可能都没办法活下去，对所有人都一样。”

张悦然创办的文学丛刊《鲤》，读者涵盖80后和90后，内容更偏向“纯文学”，而非青春文学。但她还怀念青春文学中的反叛气息：“那时候，还在冲击一种体制，或者在冲击一种所谓平静、幸福、美好的生活。那时候还有残酷青春，还有一些挺尖锐的东西。”

“如果我们现在把市面上这些，所谓’治愈系’的小说看成另外一种青春文学，那未免太微风拂面了。”张悦然说。

“年轻人的机会越来越少。”同为80后的杨庆祥认为，80后及后面两代人，实际上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情况将愈发严峻。他曾把80后称为“失败的一代”。

“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都不利于年轻人发展，阶层固化，就业机会减少，思想懒惰，大量资源被控制在’老男人’手里。”杨庆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也察觉了这一代人的倦怠与无力，“你会觉得没有力量去改变什么，不完全是个体生理的无力感，是整个精神的无力感。 ”

头颅里有铁钉的植物人

《茧》中也有黑暗，人们仍旧疏离、缺爱，但故事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更紧密。张悦然常开玩笑，说《茧》里的故事是从父亲那里“偷来”的。

张悦然的祖父祖母都学医，父亲在医院家属院长大。13岁时，隔壁楼一位相熟的医生叔叔遭到批斗，回家后慢慢失去行动能力，成了植物人。医生在他脑袋里发现了一枚铁钉，长度超过8厘米，凶手一直没找到。

张悦然的父亲一度是位文学青年，1977年恢复高考，考进山东大学中文系，大二时以这件往事为基础，写出第一篇小说《钉子》。小说投给上海的一家文学杂志，没过多久编辑来信，稿子采用，并表示赞赏。他很高兴，和女朋友庆祝自己走上写作之路。

一个月后，编辑部再度来信，说“上面”认为小说调子太灰，没法用。再写几篇，调子都太灰，发表不了。毕业后，他留校任教，结婚，生了女儿张悦然，不再写小说。

张悦然开始写作后，才知道父亲也写过小说。但是，父亲写过的故事，她听来毫不惊奇，有点失望。她记得，钉子和植物人的故事，父亲在她很小时就讲过。

2009年左右，张悦然开始热切希望了解植物人的故事。小说原稿散佚，在父亲的记忆中，虚构部分与历史真实已经交织在一起。她回医院做调查，找到了植物人的档案。

档案只有两页纸，罗列着那位内科医师的生命历程：1926年出生，参军，入党，分配，被打，医院精心照顾，从未生过褥疮，体质渐衰，1970年平反，1985年去世。

字句简单，细节骇人。1968年，他遭到毒打，右手和几根胸椎骨折，血尿、发烧、头痛、呕吐。医生们发现铁钉后，经过六次手术，他的大脑被切除大半，“一直昏迷不醒，造成’活死人’惨案”。

钉子的故事，在张悦然心里“长成了大树”。像当年的父亲一样，她很想把它写进小说。

如果再花些工夫，张悦然能找到那位受害者的家人，听更多回忆，但她停了下来。“再调查，会渐渐变成一个非虚构作品，可能非常有力量。”张悦然解释，作家经常要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做取舍，“我感兴趣的部分，还是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去看待这件事。”

张悦然选择了虚构。“‘活死人’惨案”是三代人故事的缘起，其余部分由想象完成。小说里，迷案跨越三代人，叙事的是两个家族的第三代，一男一女两位80后。

父辈、祖辈的遭遇，被张悦然写进了小说。

张悦然小时候，母亲常带她去外公的故居——一套相当好的院落，全家人曾一起住在那里。张悦然去时，那里早被没收，变成了居委会。母亲仍旧依恋儿时居所，告诉女儿：“以后再把这些事讲给你听。”

外公性情温和，早早去世。他曾是银行家，在“文革”时受到很多伤害。批斗结束，他有时一个人去饭馆，点个糟溜鱼片，坐下来慢悠悠地吃。别人看到，更加恼火，继续骂他。“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生活的尊严。”张悦然设想外公的心境。她相信，外公的遭遇与性格，会留在母亲身上。

到张悦然动手写《茧》时，母亲已经遗忘很多，没了怨愤，不着急讲往事。很多年不去，张悦然猜想，院子应该被拆掉了。

祖父在民国时参加过缅甸远征军，偶尔还能回忆起一点往事。他坚持自己与孙立人将军合过影，虽然找不到照片，但仍引以为荣。他当时在齐鲁大学读书，以学生身份入缅作战，负责翻译和医护。虽然没上过前线，但他见识了许多生死别离。

“战争会部分摧毁他们的人格，到‘文革’的时候（人格进一步被毁），在很多事件中被挤压、被碾压，慢慢变成这样。”在张悦然的印象里，祖父有点独善其身，专心医学，对政治、做官都兴趣不大。

她想象，历史会有另一种走向。如果祖父留在缅甸，他的后半生将大不相同，进而影响家人。小说中，女主人公有过类似遐想：“我长大了，可能和一个缅甸的男孩谈了恋爱，我们冒着雨到广场上去看昂山素季的演讲……”

“我出生的时候，离那些历史还很近，如果那时候我就有能力跟他们对话，能记录下更真实的东西。”张悦然很遗憾，“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父辈在迅速地遗忘，迅速地变化。能在他们身上留住的东西很少。”

小说里，父亲不再写诗，祖父与孙将军的合影找到了，植物人莫名其妙地失踪。往事改头换面，填充了小说世界，两者关系好似现实与梦境。

与童年重逢

从2009年开始，张悦然把主要精力放在《茧》上。起初，她觉得故事离自己很远，不清楚怎么讲完整。

2011年春节，时隔多年，张悦然重回父母居住的山东大学家属院。家属院相对封闭，她记得，老师从前经常告诫，“不要跟社会上的孩子玩”。院里新盖了很多高楼，但“变化非常慢，不像城市的其他部分”。往日的树木、平房、垃圾站，甚至看水果摊的女孩和卖报的男人都还在。她突然意识到，那些是自己的童年痕迹。

“童年好像是一个平行世界，它一直也在前进，应该还有一个从没离开过的你，住在里面。”张悦然能找到自己的童年，比母亲更加幸运。

童年并非一直如此珍贵。不到20岁，张悦然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济南——“一个面目模糊的北方城市”。接近30岁时，她想真实地书写故乡。大暴雨、零食等童年往事，她自然而然地写了出来。小说的背景，就设在济南。

“重逢”童年后，张悦然决定为小说添一位男主人公，让两个人交替讲述自己家族的故事。全书开始，在他们长大的医科大学家属院，时隔18年，两位80后主人公重逢。他们是儿时玩伴，都跟家庭关系疏离，经历过情感挫折，与父辈如出一辙。

女青年李佳栖的祖父把秘密埋进内心，成为名医、院士，是家族的骄傲，但与儿子关系破裂；祖父变成植物人后，男青年程恭的的奶奶、父亲无助而暴躁，仇恨成了活下去的动力。恶行也许无心，但两个家族的命运由此改变。

《茧》的故事神似《罗密欧与朱丽叶》，但家族仇恨压垮了爱情。“如果罗密欧失去了爱的能力，如果朱丽叶每天都在想着罪的问题，他们该怎样面对生活呢？”张悦然问道。

确定讲述方法后，张悦然找到了写故事的路径：先返回自己的童年，再返回父亲的童年。两个童年，“可能在某个地方是连接着的”。她找到的连接点，是父辈在1990年代的精神状态。他们童年时经历了“文革”，壮年时无法施展抱负，一次次失望累积成幻灭和犬儒，在1990年代影响了下一代人。

199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对面，以三株口服液闻名全国的三株集团成立。大家看着它一天天“日新月异，像一个大帝国”。市场经济时代，很多大学老师无所适从，怀疑起学问的价值。在张悦然身边，有些老师瞬间成了商人、餐厅老板。有些人公派出国，再也没回来。

张悦然的父亲最终留在了学校。李佳栖的教授父亲则离开校园和家庭，去了北京，成为往返于中国东欧的国际“倒爷”。“倒爷”存在于特定年代。他们一夜暴富，用大麻袋装卢布，航空运输兴起后迅速没落。

父亲意外去世后，李佳栖迫切希望了解他的过往，为此找到他的学生、同事、生意伙伴，几乎放弃了自己的生活。18年后再见，受益于经济腾飞，大学生变成夸夸其谈的商人；“倒爷”回忆时，却好像白头宫女回忆当年盛况。

张悦然对“倒爷”的故事格外感兴趣，与一位表姑聊了很多次。表姑当年去过俄罗斯做生意，还记得火车上有很多狗在跑。“文革”时，很多狗死了。1990年代，人们喜欢的贵宾犬、贵妇犬，许多是从莫斯科运到北京的。

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取自张悦然自幼旁观的老师们——“他们都有一种相差不多的气息”。那些知识分子中，父亲对她的影响无疑最深。小时候，张悦然经常兴致勃勃地画画、剪纸，父亲总是表示不屑，仿佛那些事毫无意义，让她顿时“觉得像一盆冷水浇下来”。

“90年代，在我青春期的时候，这样一个父亲形象影响着我。那时候，我对一切充满希望，特别有热情。但身边有一个很幻灭的人，对我童年的触动非常大。”张悦然认为，类似经历使80后缺乏爱的能力，“不会表达感情，或觉得得到的爱不够多”。

刚写小说不久，张悦然就创作过女孩弑父的故事。那女孩的父亲是画家，长期让她一动不动地做模特，态度粗暴。有男孩想邀请女孩参加舞会，但直言她的嘴唇太苍白。女孩没口红，想找父亲的红颜料代替，但根本找不到。这时，父亲又要画她。天慢慢黑下来，她跳了起来，杀死父亲，用他的血涂嘴唇后出门。

此后，张悦然经常写到弑父。回头看自己的作品，她觉得不可思议。弑父之外，还有炽烈的恋父。“她们爱的这个父亲，其实不是真实的父亲，而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像一个蜡人的存在。”张悦然形容道。这种性格，出现在李佳栖的身上。

“他也许害怕我对这个世界怀有特别高期望，或太多幻想，等我长大以后容易碰壁，容易受伤。”
现在，张悦然试着理解父亲的做法。

“找不到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

父辈的故事，张悦然耳闻目睹，写起来顺手；描绘“文革”，困难和隔阂很多，她担心自己写得不对，或人物的行为逻辑不成立。

施害者后代相爱，但爱情无法见光。“我不知道，那个时代的这种爱情，应该怎样写。”对张悦然来说，这是小说最难写的一部分，不满意，但没办法。

受害者的儿子“程玩命”，即程恭之父，激愤之下加入红卫兵，以抄家为乐，“文革”后仍旧性情暴虐。张悦然不确定，这种长期的愤怒和痛苦，能不能当共性来写。

群众暴力是“活死人”惨剧的诱因，小说没有直接描写犯罪场景，只在警方调查和回忆中呈现。张悦然借人物的口写道，混乱年代，“坏人作恶，好人也作恶”。她相信，不正常的社会环境，放纵了人性中的恶。

受害者年轻时参加革命，建国后担任医院领导。他把医生当成军人管，效果不彰，就心生恼怒，刻意打压医生，令他们无法专心工作，竟导致病人不治身亡。在非正常环境中，工作中的冲突升级为犯罪，以暴易暴。张悦然了解，当时无逻辑的恶行更多，但她仍想为之理出一条逻辑：“让我自己心安，如果所有的恶都没有逻辑，更可怕。”

施害者家人隐瞒秘密，不愿正视历史；受害者的家人心怀仇怨，谋求复仇，植物人成了全家的负担。将近50年过去，迷案仍未了结。

李佳栖执着地探寻父亲甚至祖辈的往事，疏离亲人，背叛男友。男友心灰意冷，愤怒地指责她：“你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

李佳栖的表姐，则为人正派，格外珍视家族的荣誉，尽心尽力地为祖父拍摄纪录片。

很多朋友告诉张悦然，自己认同李佳栖的男朋友。他更正常，李佳栖有点“作”。

张悦然描写了几种不同的历史观，想让小说里有多元的声音。她偏爱李佳栖的做法，“做一些无用功，但清晰地去走一遍父亲的路，了解他们的历史”。

张悦然敬佩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他在自传《剥洋葱》中坦承自己的污点：年轻时参加过纳粹党卫军，对身边人失踪无动于衷，又隐藏这些往事几十年。“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持清醒。”格拉斯写道。她没有亲眼见过格拉斯式的勇敢坦白，更常见的，是“祖辈和父辈都不再提，慢慢地忘记了”。“你也没有，是吧？”她问南方周末记者。不过，小说里有人为往事而忏悔，留下些希望。

《茧》首发在文学杂志《收获》2016年第二期。小说发表后，张悦然看到一些评论，也与文学圈的朋友讨论。有人觉得，她应该用更大篇幅去写李佳栖男友那样的，无视历史，轻巧活在当下的人：“他们是真实存在的80后主体，这个群体的精神面貌，应该有更多篇幅去展现。”

当然，有人不一样。在张悦然的微博上，一位90后读者留言：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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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节版载于贵报，16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