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扑火，依然故我

在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的谱系中，丁玲是非常特别的存在。张爱玲早已成为文艺青年的基本素养，萧红也因一部《黄金时代》重回大众视野。论文学成就、传奇经历，丁玲并不逊色于这两位，但却仿佛已沉寂了多年。

丁玲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解放后历任文化高官，执掌新中国文艺战线，一生几次沉浮都与文艺斗争与政治运动息息相关。这些经历使得她与同时代或远离政治或避走他乡的作家区别开来，但真正有别于人的，是她一生对信仰的追求和她性情的明朗向上。

这部《丁玲传》由李向东和王增如合著，后者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全书引用了书信、文件、讲话等第一手资料，有许多前所未闻的新鲜史料。这些材料构成了传记坚实的筋骨。而传记作者因与传主有足够密切的接触，熟悉其性情，这便赋予传记鲜活的血肉。

一部优秀的传记，除了筋骨与血肉俱备，还应该要勾勒出传主的灵魂。作者要与传主心意相通，深入他（她）的所思所想，理解他（她）的所做作为，是真正的知己。也只有同等的见识和体认，才能读懂并写活一个灵魂。这是优秀传记的不二法则。于是我们有了胡适“完全了解、真正喜欢”的《苏东坡传》，也有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里的那句“世间再无张居正”。《丁玲传》被丁玲的亲友认为写得“像丁玲”，这正是得到了传主的神韵，也是一本传记能得到的至高评价。

丁玲对信仰的追求如飞蛾扑火般执着，历经磨难、凌辱，一次次被打倒，一次次申诉无门而终不悔。在后革命时代，在反思、解构的语境下，以一种轻飘的态度去认识革命，或者因为个人际遇的不幸而控诉、怨恨，这是容易的。但丁玲从来没有想过放弃革命，始终是“鼓起余勇，竭力挣扎”。传记作者也因此没有刻意渲染苦难，无论在北大荒的流放岁月，还是太行山下的蛰居，在孤寂沉郁的底色上，总是跳出“亮堂堂的，热呼呼的”片段。面对苦难，全书“哀而不伤”的基调，正是丁玲强韧健朗的性情的体现。

这种强韧健朗，在于丁玲真正发自内心地热爱劳动，真正与人民走到一起，抛弃个人的痛苦哀怨，永远想着国家与民众的命运。而她作为女性，从没有女性悲观的气质和弱者的宿命。沈从文在《记丁玲》里形容丁玲是“十围的松树，百尺的楠木，”并且应该“在大气中严寒酷暑里长养”。没有这样强韧明朗的性情，丁玲不会选择革命，也不会终生追求革命。革命与性情是这样相辅相成的，如此才成为独一无二的丁玲。

丁玲的一生都处在革命的中心，而无论在炙手可热还是下放流放中，她都不曾放下写作，始终“对创作有刻骨的相思”。然而造化弄人，在创作的盛年被耽误了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不仅是丁玲个人文学生命的巨大空白，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巨大断片。由此，在丁玲身上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与革命之间复杂与纠结的关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解志熙在本书前言中这样分析道：“纵使没有‘文以载道’的传统，现代中国革命仍然会动用文艺为它服务的，因为那是它可以运用的为数不多的现代资源之一……历史的真实是，革命和革命文学都是现代中国的现实逼出来的。”深入解读丁玲，应当可以矫正我们在当下语境中对中国革命漫画式的、二元对立的简单理解，同时也是深入了解中共党史和现代文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这部传记的另一个特点是用丁玲的生平来阐释她的作品。一个作家在构思与写作时，必然带入当下的境遇与心态，丁玲各个时期写作风格的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出彼时思潮与文艺方向的影响。而传记对丁玲与同志、朋友的交往或交恶，也都放在特定的时间段、特定的处境中，设身处地加以考究。所谓知人论世，论世知人，正是本书在写作中所遵循的重要法则。这种“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的平实态度，相信每个读者都能从中得到写作和人生的启示。

1979年底，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后，丁玲在自己的肖像上题字“依然故我”。这正是丁玲的骄傲，也是她一生的写照。归根到底，一部传记之所以优秀，是在于传主生命的丰盈。在张爱玲成为经典，在重新发现了萧红之后，我们绝不应该忘记丁玲。

（载《北京青年报》2016-9-2 书评坊 题名“我们绝不应该忘记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