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专业、完美地解释了中国近30年来和世界近200年来工业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读后豁然开朗。 5星。
作者在国内念本科，现在是美国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讲习教授。本书比较完美地解释了中国近30年来和世界近200年来工业革命的成功与失败，指出了当前主流经济学派在指导和解释国家整体经济建设方面的缺陷。我认为比较有道理。读后感觉豁然开朗，感觉比较震撼。
作者是专业学者，所有的信息与资料，尽力给出来源，有不少页面的注释的篇幅超过了正文。
书中主要观点：工业革命是有路径依赖的，需要先培育市场，然后激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纺织业的爆发为主），然后激发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能源、动力、运输和通信行业的爆发为主）。中国各种机缘巧合在改革开放初期走对了路径，之后以极快的速度重复了英美数百年的工业化历程。陷入中等国家陷阱的国家，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业化路径没走对，而不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读后感觉有几个小缺陷（不影响评为5星）：整体上条理不够清晰；内容上有一些罗嗦，一些事实和观点多次重复；对全局的叙说不太够，以为到了结尾能给出全部重要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进程，实际没有，至少没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做分析；另外最遗憾的是完全不提专业圈子内对他的观点的看法。
以下是书中一些观点与信息的摘抄：
1：但在过去的35年中，如果任何具备敏锐观测力的西方人能够每年去中国哪怕一次，摘掉欧洲中心观的眼镜，他将发现“神秘”的工业革命就活生生地展现在他眼前。P8
2：经济学家通常犯的一个错误，是用指责落后国家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和缺乏人力资本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落后和无法实现工业化，因而提出应该先花钱办学校。但是，他们把因果关系搞错了。这些国家劳动力素质低下，是因为缺乏市场需求来为基于劳动分工的企业提供盈利机会，因而缺乏在实践中训练劳动大军的“战场”。P23
3：一个宠大的、有组织的、无暴力的、讲信用的统一市场的存在，是规模化大批量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的前提条件。那些没能成功创造出一个能支撑规模化生产方式的、政治上稳定的、统一大市场的国家，只能永久停留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水平和马尔萨斯均衡上。无论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如何援助和提供基金支持，如何搞“茉莉花”和“阿拉伯之春”，这些国家也无法实现工业化。P24
4：不同之处在于，邓小平治下具备的三个要素是清朝和民国时代缺乏的。清朝和民国时期并不缺乏私人财产权和自由市场，但缺乏：(1)农民在产品分配上对剩余产品的所有权(即剩余索取权)；(2)农村灌溉系统和农村与城镇之间公共道路的网络(这种基础设施的缺乏导致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耕作在清朝和民国时代的低生产率和高风险，因为它导致农业收成对干旱和自然灾害的极度敏感)；(3)对多样化农产品有大量需求的大市场和能够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原始工业。P28
5：因此，在开始阶段，大面积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的空闲时间来“就地”生产原始的低附加价值劳动密集型原生工业品，并通过远距离贸易来赚钱，是一种十分经济、有效和自然的方式；这是发酵市场、培育企业家、发展供应链和商业配送网络、提高农村和城市商业化对日常制造品的需求和生产力、提高农民收入、产生地方政府收入用于本地基础设施建设，并最终启动工业革命的诀窍。P32
6：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场农村工业化浪潮和乡镇企业繁荣也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引爆了中国近代史上苦苦等待和久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P33
7：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17～18世纪用了一两百年之久才完成的市场发酵和市场创造过程、在中国被大大压缩，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P44
8：但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领导下组织农民完成的市场发酵(像中国那样)，在当今战后的和平秩序下，是实现在不发达农业国快速工业化的一个更好的方式，且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P52
9：不过，回顾改革开放35年的发展历程，中政府官员的腐败有一个明确的形式：政府官员积极创造市场并向市场参与者提供高效中间人服务，虽然也接受回报——即获取提供服务的费用(寻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种寻租行为充满了“激励相容”问题和“利益冲突”问题，但显然比制度经济学所认为的“榨取制度”的社会效率高很多。P55
10：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国证明了有为重商主义政府领导下的经济超高速发展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合理模式，并非乱碰乱撞出来的偶然结果。P58
11：从这个观点来看，许多非洲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缺乏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工业革命。没有原始工业革命，这些国家就无法逃离马尔萨斯陷阱和粮食安全诅咒，并进入以规模化生产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P75
12：如果没有引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全球贸易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出现对能源、动力、运输和通信的基础设施的巨大市场和资金积累，从而也就不可能引爆以规模化生产重工业产品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果是，大多数拉美国家虽然成功实现了农业和采矿部门的现代化(机械化)，却无法完全实现轻工业和重工业部门的工业化，或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因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P76
13：能让英国(政府和商人)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的标志，就是它当年无与伦比的开拓和垄断世界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的国家能力。与此相比，18世纪的印度和中国是望尘莫及。P89
14：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达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临界点。与英国工业革命一样，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也是纺织业。P93
15：中国规模化轻工业特别是纺织服装业在20世纪80年代行期的大面积兴起，其后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煤炭、钢铁和公路建设方面的繁荣，以及自21世纪初以来的高铁建设和重工业起飞，显然呼应了18-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路径和顺序。因为它们拥有相同的工业化逻辑，古老英国和现代中国的这些工业化浪潮都处在一个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的持续不断地采用新技术和实现在新产业上下游持续不断扩张其市场的动态反馈过程中：由需求推动，由供给维持。P102
16：此外，所有后来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包括现在的中国)都严重依赖纺织业开启它们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纺织品制作性质和它们长久不衰的需求以及巨大的世界市场决定了这条工业革命的铁律。P104
17：荷兰是迄今为止所有解释工业革命理论的“克星”和反证，因为它无论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还是在工资收入上，还是发明以泥炭代替木材作为新型能源方面，还是在全球贸易上，都曾经遥遥领先英国。但是它不仅没有在18世纪末率先开启工业革命，而且在英国引爆工业革命后近一百年还没有成功复制工业革命，落在法国、德国之后成为欧洲工业化较晚的国家。P111
18：从辛亥革命开始，国民政府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以为引进了美国式西方民主政治，中国就一定能够或自然而然走上工业化道路(这与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中东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运动何其相似)。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幼稚的。P129
19：2009年以来的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并不是欧元区的廉价信贷或缺乏金融监管本身，而是在尚未完成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之时，一些欧洲国家(南欧地区)在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就决定进入福利国家和金融资本主义社会。P142
20：由于拥抱了以市场主张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今天的中国享有着英国在175年前鸦片战争期间享有的力量与骄傲(却以一种和平的方式)。P159
21：在实践上、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是对“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ISI)战略”失败的一个回应。ISI在50年代到70年代尤为流行，并被许多农业国和前殖民地国家在“二战”独立后用来启动工业化进程。ISI的显著特征是在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哲学指导下，由强政府来引导全方位的工业“大推进”：从现代农业到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中国在毛时代也尝试了这一方案但很快失败了。P181
22：因此毫不奇怪，目前学术界如果还有什么共识的话，就是“华盛顿共识”是失败的。P183
23：一个反例就是中国在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失败，这与其在渐进式的自下而上的农业和工业领域的改革成功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疗和教育行业的市场化摧毁了其向基层大众提供基本公费医疗和教育服务的能力。医院和学校的商业化逐利行为大大降低了医疗和教育体系的服务质量和可达性，并使基本医疗和初等教育的私人成本提高到了普通民众收人难以承受的地步。由于不对称信息、自然垄断和外部性，医疗和教育行业的市场失灵最为突出，因而更加
需要政府干预、公共监督和公共财政补贴。P186
24：现代工业化国家是一个基于所有社会阶层大规模分工和协调的巨大而统一的组织。每一个居民(及他的货币价值)要么拥抱这个工业化体系，要么就会被它无情地抛弃。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有组织的犯罪、地下反叛组织和军事政变是未工业化国家的常态(尤其是那些在工业化之前就接纳了民主的国家，如埃及、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许多其他非洲和南美国家)，但在工业化国家里却几乎绝迹或得到控制(例如大多数OECD国家)。P191
25：发展中国家猖獗的腐败不是因为缺乏法律规则，而恰恰是因为缺少执行它的资源和国家能力。一个国家民主和自由程度与其军事和安全力量成正比，这一发现应该不会使得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感到惊讶。 P193
26：制度经济学家(例如Acemoglu and Robinson，2005
and 2012)试图制造一个巨大的神话——即民主、私人产权和法律规则是16～19世纪西方列强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特别是英国产生工业革命的前提。这一神话又是建立在另一个神话之上，即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是18世纪末期英国成功引爆工业革命的终极秘密。一旦有了民主、法律和对私有财产约保护，“看不见的手”就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在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创造工业革命约奇迹。这绝不是真相。事实是，私人产权、法律规则和自由贸易都是人类社会古老约概念，但它并没有为古埃及、古希腊、古中国或古印度自动地带来工业革命。而普选制民主则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产物。P199
27：正因为服务业的这些特点，服务业的真正发展壮大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是进入福利社会的标志。P248
28：如果很难想象现代希腊能够靠捧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些古代思想家就能自动赢得现代国家治理和全球贸易的软实力，那中国难道不是同样如此吗？P259
作者是专业学者，所有的信息与资料，尽力给出来源，有不少页面的注释的篇幅超过了正文。
书中主要观点：工业革命是有路径依赖的，需要先培育市场，然后激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纺织业的爆发为主），然后激发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能源、动力、运输和通信行业的爆发为主）。中国各种机缘巧合在改革开放初期走对了路径，之后以极快的速度重复了英美数百年的工业化历程。陷入中等国家陷阱的国家，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业化路径没走对，而不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读后感觉有几个小缺陷（不影响评为5星）：整体上条理不够清晰；内容上有一些罗嗦，一些事实和观点多次重复；对全局的叙说不太够，以为到了结尾能给出全部重要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进程，实际没有，至少没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做分析；另外最遗憾的是完全不提专业圈子内对他的观点的看法。
以下是书中一些观点与信息的摘抄：
1：但在过去的35年中，如果任何具备敏锐观测力的西方人能够每年去中国哪怕一次，摘掉欧洲中心观的眼镜，他将发现“神秘”的工业革命就活生生地展现在他眼前。P8
2：经济学家通常犯的一个错误，是用指责落后国家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和缺乏人力资本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落后和无法实现工业化，因而提出应该先花钱办学校。但是，他们把因果关系搞错了。这些国家劳动力素质低下，是因为缺乏市场需求来为基于劳动分工的企业提供盈利机会，因而缺乏在实践中训练劳动大军的“战场”。P23
3：一个宠大的、有组织的、无暴力的、讲信用的统一市场的存在，是规模化大批量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的前提条件。那些没能成功创造出一个能支撑规模化生产方式的、政治上稳定的、统一大市场的国家，只能永久停留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水平和马尔萨斯均衡上。无论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如何援助和提供基金支持，如何搞“茉莉花”和“阿拉伯之春”，这些国家也无法实现工业化。P24
4：不同之处在于，邓小平治下具备的三个要素是清朝和民国时代缺乏的。清朝和民国时期并不缺乏私人财产权和自由市场，但缺乏：(1)农民在产品分配上对剩余产品的所有权(即剩余索取权)；(2)农村灌溉系统和农村与城镇之间公共道路的网络(这种基础设施的缺乏导致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耕作在清朝和民国时代的低生产率和高风险，因为它导致农业收成对干旱和自然灾害的极度敏感)；(3)对多样化农产品有大量需求的大市场和能够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原始工业。P28
5：因此，在开始阶段，大面积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的空闲时间来“就地”生产原始的低附加价值劳动密集型原生工业品，并通过远距离贸易来赚钱，是一种十分经济、有效和自然的方式；这是发酵市场、培育企业家、发展供应链和商业配送网络、提高农村和城市商业化对日常制造品的需求和生产力、提高农民收入、产生地方政府收入用于本地基础设施建设，并最终启动工业革命的诀窍。P32
6：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场农村工业化浪潮和乡镇企业繁荣也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引爆了中国近代史上苦苦等待和久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P33
7：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17～18世纪用了一两百年之久才完成的市场发酵和市场创造过程、在中国被大大压缩，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P44
8：但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领导下组织农民完成的市场发酵(像中国那样)，在当今战后的和平秩序下，是实现在不发达农业国快速工业化的一个更好的方式，且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P52
9：不过，回顾改革开放35年的发展历程，中政府官员的腐败有一个明确的形式：政府官员积极创造市场并向市场参与者提供高效中间人服务，虽然也接受回报——即获取提供服务的费用(寻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种寻租行为充满了“激励相容”问题和“利益冲突”问题，但显然比制度经济学所认为的“榨取制度”的社会效率高很多。P55
10：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国证明了有为重商主义政府领导下的经济超高速发展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合理模式，并非乱碰乱撞出来的偶然结果。P58
11：从这个观点来看，许多非洲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缺乏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工业革命。没有原始工业革命，这些国家就无法逃离马尔萨斯陷阱和粮食安全诅咒，并进入以规模化生产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P75
12：如果没有引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全球贸易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出现对能源、动力、运输和通信的基础设施的巨大市场和资金积累，从而也就不可能引爆以规模化生产重工业产品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果是，大多数拉美国家虽然成功实现了农业和采矿部门的现代化(机械化)，却无法完全实现轻工业和重工业部门的工业化，或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因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P76
13：能让英国(政府和商人)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的标志，就是它当年无与伦比的开拓和垄断世界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的国家能力。与此相比，18世纪的印度和中国是望尘莫及。P89
14：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达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临界点。与英国工业革命一样，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也是纺织业。P93
15：中国规模化轻工业特别是纺织服装业在20世纪80年代行期的大面积兴起，其后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煤炭、钢铁和公路建设方面的繁荣，以及自21世纪初以来的高铁建设和重工业起飞，显然呼应了18-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路径和顺序。因为它们拥有相同的工业化逻辑，古老英国和现代中国的这些工业化浪潮都处在一个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的持续不断地采用新技术和实现在新产业上下游持续不断扩张其市场的动态反馈过程中：由需求推动，由供给维持。P102
16：此外，所有后来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包括现在的中国)都严重依赖纺织业开启它们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纺织品制作性质和它们长久不衰的需求以及巨大的世界市场决定了这条工业革命的铁律。P104
17：荷兰是迄今为止所有解释工业革命理论的“克星”和反证，因为它无论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还是在工资收入上，还是发明以泥炭代替木材作为新型能源方面，还是在全球贸易上，都曾经遥遥领先英国。但是它不仅没有在18世纪末率先开启工业革命，而且在英国引爆工业革命后近一百年还没有成功复制工业革命，落在法国、德国之后成为欧洲工业化较晚的国家。P111
18：从辛亥革命开始，国民政府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以为引进了美国式西方民主政治，中国就一定能够或自然而然走上工业化道路(这与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中东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运动何其相似)。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幼稚的。P129
19：2009年以来的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并不是欧元区的廉价信贷或缺乏金融监管本身，而是在尚未完成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之时，一些欧洲国家(南欧地区)在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就决定进入福利国家和金融资本主义社会。P142
20：由于拥抱了以市场主张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今天的中国享有着英国在175年前鸦片战争期间享有的力量与骄傲(却以一种和平的方式)。P159
21：在实践上、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是对“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ISI)战略”失败的一个回应。ISI在50年代到70年代尤为流行，并被许多农业国和前殖民地国家在“二战”独立后用来启动工业化进程。ISI的显著特征是在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哲学指导下，由强政府来引导全方位的工业“大推进”：从现代农业到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中国在毛时代也尝试了这一方案但很快失败了。P181
22：因此毫不奇怪，目前学术界如果还有什么共识的话，就是“华盛顿共识”是失败的。P183
23：一个反例就是中国在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失败，这与其在渐进式的自下而上的农业和工业领域的改革成功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疗和教育行业的市场化摧毁了其向基层大众提供基本公费医疗和教育服务的能力。医院和学校的商业化逐利行为大大降低了医疗和教育体系的服务质量和可达性，并使基本医疗和初等教育的私人成本提高到了普通民众收人难以承受的地步。由于不对称信息、自然垄断和外部性，医疗和教育行业的市场失灵最为突出，因而更加
需要政府干预、公共监督和公共财政补贴。P186
24：现代工业化国家是一个基于所有社会阶层大规模分工和协调的巨大而统一的组织。每一个居民(及他的货币价值)要么拥抱这个工业化体系，要么就会被它无情地抛弃。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有组织的犯罪、地下反叛组织和军事政变是未工业化国家的常态(尤其是那些在工业化之前就接纳了民主的国家，如埃及、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许多其他非洲和南美国家)，但在工业化国家里却几乎绝迹或得到控制(例如大多数OECD国家)。P191
25：发展中国家猖獗的腐败不是因为缺乏法律规则，而恰恰是因为缺少执行它的资源和国家能力。一个国家民主和自由程度与其军事和安全力量成正比，这一发现应该不会使得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感到惊讶。 P193
26：制度经济学家(例如Acemoglu and Robinson，2005
and 2012)试图制造一个巨大的神话——即民主、私人产权和法律规则是16～19世纪西方列强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特别是英国产生工业革命的前提。这一神话又是建立在另一个神话之上，即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是18世纪末期英国成功引爆工业革命的终极秘密。一旦有了民主、法律和对私有财产约保护，“看不见的手”就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在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创造工业革命约奇迹。这绝不是真相。事实是，私人产权、法律规则和自由贸易都是人类社会古老约概念，但它并没有为古埃及、古希腊、古中国或古印度自动地带来工业革命。而普选制民主则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产物。P199
27：正因为服务业的这些特点，服务业的真正发展壮大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是进入福利社会的标志。P248
28：如果很难想象现代希腊能够靠捧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些古代思想家就能自动赢得现代国家治理和全球贸易的软实力，那中国难道不是同样如此吗？P259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