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且伟大：那些充满生机的遗物

中世纪神学家邓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有个很让人着迷的概念：这个性（Thisness）。它遵循着一种个别化的原则，将具体的、不同的形式命名为“这个性”。一如小说里“樱红色的丝线”区别于“丝线”，或者“穿着草绿色衣服的恶棍”区别于“穿着绿色衣服的恶棍”——可以说，“这个性”赋予了我们一种精确的美感，它从混沌而模糊的生活团块中打捞出一丝不苟的细节，将抽象的概念引入了触之可及的事物本身。这大概也是薛爱华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中所做的工作：告别了历史书写宏大叙事的诱惑，他只拈着一根绣花针，钻旋右转，一针一线，密匝匝地缝制出了唐代舶来品的华丽目录。 从前看金庸的小说，城头变幻大王旗，英雄们“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漫天烟幕，幽冥莫辨。但我总疑心，那些退居故事边缘、夹藏在字里行间的小人物，除了强化英雄们的“主角光环”外，总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吧？他们的生活细节是怎样的，又由谁来书写？看正史也是一样的困惑——割据与混战在宏大的幕布之上表演，但并没有人关心1848年革命的前夜，托克维尔的仆人每天晚上回来为他刷皮鞋、然后再去参加战斗的心理状态，也没有人在乎中世纪各大家族火拼之时，一个负责摆面包片的管家偷吃猪油时的滋味——但后者恰恰是我最迫切希望了解的，因为宏阔的历史变局无非是由这些被消音的匿名者所构筑——若无沙粒堆积的坚硬河床，又谈何恒河的奔流？ 对历史现象抽象的概括与总结永远是空心的，我们当然可以在概念或者数字中认识到唐朝的伟大、汉唐盛世的飞扬、唐朝对外贸易的繁荣，但这些认识并不会比我们对一张餐巾纸的认识更多。因为，我们感受不到这些繁华盛世的具体模样——也就是说，以往的史论书写多少缺乏“这个性”（Thisness）。“感受到、体验到”，这是远比“认识到、了解到”更为结实的认知路径。一如桑塔格有些极端地谈到的，如果研究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学者不遭遇一次婚变与出轨，他就永远只能在“概念上”理解对于出轨的愤恨与嫉妒。 好在，微观史学与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在空心的结论中填满了各种“物”与“人”。也许正因为对“上帝在细节之中”的执着追求，我们才得以了解到13世纪一个意大利修道院里，假扮梦幻圣女的修女的野心与渴望（《不轨之举》）、了解到16世纪一个装着木腿的法国农民的对于正义的追求（《马丁•盖尔归来》）、甚至了解到文艺复兴时代，在环球剧院里观赏莎剧者所购买的零食：乌梅、樱桃与牡蛎（《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同样地，打开《撒马尔罕的金桃》，一时间，酒、茶、糖、玉、漆、器扑面涌入了我们原本空泛的历史想象中——当我吃着香蕉时和巴旦杏时，总是不由联想到这是从唐代人们才开始吃的食物，因为帝国开疆拓土的伟业，这些异域的食物混入了人们的食谱；当我阅读着药品使用说明书时，那些“延胡索”、“肉豆蔻”则提示着它们跋山涉水，躺在商人的行李箱里进入东土大唐的冒险旅程。在这一时刻，我，一个唐朝的后裔，与“忆昔开元全盛日”建立起一种流淌着蓝色血液的谱系，共时的体验将我投入到了历时的纵深之中。这些日常生活中依然具有实用价值的物品，以一种“充满生机的遗物”状态将我与过去相勾连，以一种具体可感的方式将历史雕像的轮廓从大理石外壳中清晰地凿了出来——一句话，《撒马尔罕的金桃》是一本充满着“这个性”的物质名录词典。 当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阿瑟•威利（Arthur Waley）与查尔斯•哈特曼（Charles Hartman）等汉学家将笔触集中在唐代文化的文本与诗学层面时，薛爱华径直进入了盛唐的物质世界。实际上，传统的汉学研究思路早已饱受诟病，这一从经典文本细读或者是哲学思想发微的研究路径被认为是“在另一种文化文学传统中冒充行家里手”（Susan Brownell），对于文本穷究式的阐释方式将不可避免地忽视掉物质文化、经济趋势、现实等因素。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人类学学位的薛爱华似乎更容易受到器物而非文本的诱惑，因而他对古代物质世界的重视无疑独辟蹊径，正如一些评论指出，他虽然也不时引用唐代诗歌文本，但绝不以解读这首诗歌本身为目的。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诗歌依然服务于对物质世界的侧面描绘。正因如此，这个世界显得无比真切，因为纷繁复杂的物质消除了抽象带来的乏味与空洞。纵观全书，中国古代诗人的辞章缠绕在每一章节开篇的异国诗人短歌之中，互文的呼应指向时代的兼容并蓄，而舶来的物品更与舶来的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 “物质世界”生机勃勃的基底——在这个时代，人既可以是货物的搬运者、交换者、掌管者与主宰者，但同样可以成为货品本身。 如薛爱华所提到的，这些以人为主的进贡品中，很大部分是战争中被俘获的奴隶，那些具有附加值的奴隶，比如高丽、新罗国的少女由于可以成为很好的女婢、演绎者与姬妾而颇受欢迎，由此甚至刺激了人贩子和海盗业，而对趣味的追求又促进了侏儒进口业的发展。除此之外，患有白化病的“白头人”、号称能使人长生不老的艺人、精通歌舞乐器的演员都成为奇货可居的抢手货。甚至，连人的头发也成为了进贡品，朝鲜进贡的人头发可以治疗顽疾，如“小儿惊啼”、“无故遗血”。具有交感色彩的叙事将盛唐拉入了古代巫术的大同世界中——在欧洲的民间传说中，一个巫师的魔法力量维系在她的头发里，头发和指甲被视作占有一个人精华的魔法力量，这些重要元素常常被运用在魔法符咒里，而古代埃及人相信一瓶混有人头发、指甲和血液的毒液将赋予人绝对的权威力量。显而易见的是，《撒马尔罕的金桃》的整本书都洋溢着那种来自古代世界文献的无邪与天真，不可尽信却又趣味盎然，以至于，有时候颇似在读《山海经》或者《搜神记》。而对“以人为物”的“物化”记载中，又往往流露出一些人性的温情，比如薛爱华记载到，唐太宗同情两名被送至中途的新罗女伶，下令使其返家。这种物质与人伦交织的写法，又颇为狡黠地使薛爱华告别了干瘪的物质罗列叙事。 山多尔•马劳伊曾在《余烬》中写道：“只有通过细节我们才能理解本质……一个人必须掌握所有细节，因为他永远不知道哪些是重要的，哪些词会在物的背后闪光”。通过撒马尔罕进贡的金桃、通过印度群岛进贡的乌木、透过新罗进贡的海豹皮，我们终于看见异域奇珍背后闪光的故土大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