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伦比亚大学对话格非，谈谈《隐身衣》内外二三事

格非《隐身衣》的英文译本最近在美国出版。2016年10月12日，格非与《隐身衣》的翻译人Canaan Morse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对本书进行了深入对话与讨论。本人有幸参加了此次活动，粗略总结一下内容，分享给大家。（注：作者的回答是大意，没有字字精确。）

1. 为什么选择“古典音乐'贯穿始终？

格：古典音乐是一种精神生活。20年前我生活的年代，物质贫乏，有钱人很少，而且没人和有钱人有太多交集；20年后的今天，基本上所有人都在讨论物质。我对此感到很惊讶，短短20年，人们的改变可以这么大。我在想，在所有人都追求物质时，有没有人往反方向走？事实上，是有的，这是我书中”古典音乐发烧友“他们所代表的一群人。川端康成曾在自己的一本书里提到”黑盒子里的蝈蝈“，它们看不见光，但是永远都在唱歌。这就是我所描述的人群：他们固执地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但社会看不见他们，他们穿着“隐身衣”，拒绝主流价值观的“绑架”。

2.音箱发烧友和机器对于小说的作用？

格：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日本、中国大陆、台湾等地兴起过一段迷恋音像设备的潮流。1990年，在北京还有大型的国际音像展。我认为小说不能离开“物质性”而存在，物质性知识对于一篇小说非常重要，没有物质，完全说教不能写小说。所以小说中的专业音响知识是我有意识安排的。此外，我还尝试在小说中加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恐怖因素、悬念、惊悚，这也是我在尝试的“哥特式小说”。

3.小说的内容里，城市的人在有限的空间活动（公寓），写都市环境有什么困难？（之前写城镇的多一些）

格：我最喜欢的两个作家：鲁迅和莫言，他们两个人都是最初来自乡镇。我16岁离开乡村，在上海20年，在北京16年。我写作的内容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与农村有关的内容？很多人说是因为童年时期的经历，我问过很多人，后来终于有个同学替我回答出来了：“从根本上说，中国就是一个乡村社会，中国人对城市并不是很熟悉”。在西方国家，城市化已经达到了几百年，而中国的城市化时间非常短。在写《隐身衣》这篇小说时，我经常去（北京的）南城观察、了解历史过往，甚至我的好朋友在大冷天骑着自行车帮我观察。之前得过一个“老舍文学奖”，因为大家觉得我写的北京像北京。写城市对我来说是有一定困难，但我必须了解城市，像巴尔扎克、福楼拜，他们的创作过程都离不开“走访”。

4.（格非后来谈到不喜欢上海，主持人顺势提问）为什么不喜欢上海？

格：现在中国的城乡关系是“城乡对立”，这一点在上海表现得尤为明显，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城乡关系。历史上的北平（北京）、南京，都是乡村风貌。从唐宋开始中国就有了“城市”，但由于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因素就被带入了城市：河道、水、山。。。 城乡之间没有高低之分，等级之分，城市与乡村自由来往，当官了的人老了有的会回到乡村。而现代的“城市”是一种新的“城市”，它制造了“等级观念”，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我们需要找回中国人自己的城市观念。在上海，如果你是外地人，就会经历语言和身份上的嘲讽，对于底层劳动人民的瞧不起。几十年前的上海，在毛的时代，对劳动者还有些许的尊重（这种尊重甚至是强制的，这可以抵消一些外地人的不适感），而今天的状况与当年完全不同，完全是生产与剥削的关系。

5.其他一些细节

主人公崔建立了完整的主体性。
曾用名《浮生余情》（哈哈哈哈莫名地画风突变）。
作者想要“重新建立日常生活”，建立主体性(individualized subjectivity)。

最后说一下本书翻译Canaan Morse，一个中文说得快要比我好的美国小哥......从事翻译已经有十多年了，读了格非的《隐身衣》之后立马给格非写信，希望能将这部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因为他觉得一定会受欢迎（从目前来看，在美国市场口碑还不错）。口译笔译实力担当，在现场将格非的谈话内容翻译成英文给现场观众，比如格非说完曾用名《浮生余情》，解释了一句“是余下的余“，小哥：我知道是哪个余！（京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