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城市化的进程该如何走？

人口可以被规划吗？

这两周详细读完了陆铭先生《大城大国》。这本书，我应该算是越读越厚了，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查阅了，几个特大城市的一些资料，然后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有几个城市，所做的人口规划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我查阅了北京、上海和深圳三个城市2020年城市总体规划，结果非常有意思。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预计2020年人口1800万，然而09年北京人口就已是1860万，15年是2170.5万。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到2020）预计1800万，04年就已是1834.98万了，15年是2415.27万。深圳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预计人口是1100万。2015年，深圳市的总人口已是1137.9万。北京、上海和深圳，这几个城市指望管10多年的人口规划，都恰好都在5年内报废了。

在四个特大城市里面，广州的规划是最符合预期。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到2010）里面预计，广州在2010年的人口是1225万，实际上，2010年广州人口是1270万。

在年初最近被国务院批复的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中，广州人口规划是1800万。而现在广州的人口是1350.11万，可增长的比例大概是33%左右。而深圳最新的2020年人口规划是1480万，可供发展的空间也是30%左右。

非常吊诡则是，上海的新规划，2016到2040年，人口目标是要控制住不变化，2020年和2040年的人口都想控制在2500万，近乎是要二十多年人口0增长。北京对2020年的人口新规划是2200万，可供增长的比例也是非常有限的。

这样的人口规划合理可行吗？

北京对人口预测和控制就几乎从来就没有准确过。1983年出台的规划提出，在2000年左右，北京的人口要控制在1000万左右。三年之后的1986年，北京市人口就已经突破1000万了。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到2010）要求2010年的人口要控制在1200万左右。但事实上，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北京人口就已经是1382万了。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政府和城市人口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这本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现行政策缺乏公平性的思考

当然光靠市场是不灵的，人口调控是需要政府参与其中。经济学里为政府干预提供理论基础的主要就是外部性。怎么去衡量一个政策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呢？作者认为，最根本地，政府要通过价格机制调控造成负外部性的行为，而不是针对人。因为通过税款，等的价格机制调控的话，每个人受到的作用是一样的，这保证公平性。但如果你简单的区分，张三能干，李四不能做，通过户籍去做区分的话，实际上就构成了一个特权。而我们中国在发展的进程中，有太多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冲突的情况。如何保证一个政策和决定？作者提到了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这相当于是一个国际版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换位思考。当且仅当我们不知道自己利益的位置的时，才能够去判断这样的抉择是否是公平的。而我们现在的太多政策，没有经过这样的思量。

应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正如十八大三中全会里面讲到的，作者认为真正决定人口规模的是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作用。

城市化的好处

城市化是规模经济最重要的体现。规模经济体现为三大效应，一个是分享效应，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很多东西建设起来之后，人多了，它的平均成本也就降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的外部性（Externality）。简单来说，就是人员的高度密集，他们所带来的思想碰撞和火花能够带给人不断的学习和前进的动力。很朴素地说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进大城市里面能够开阔眼界。还有一个第三方面就是匹配效应。在大城市里面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更加细致，分工更加明确。很多非常专业化的劳动力在小城市里面是没有办法去找到工作的，只能在大城市里面找到。反过来，大城市也进一步推动了专业化发展。

城市病是什么

城市病，主要是分三个方面，拥挤，污染和犯罪。污染和犯罪是可以通过改变行政和管理方式而降低的。拥挤，则会带来高的地价和房价，这是一个市场问题。你在中心城区居住，会在通勤的过程中节省好些时间，更方便地享受到大城市丰富的体验和生活。但与此同时，高的地价、房租和房价会带来负面效应，这就是市场化的一个动态平衡，而一个城市人口的真正容量就取决于，人们对于这样的成本和收益，去做一个取舍和权衡。是人们的取舍，决定了这个城市人口的多少。

城市化促进社会分工

城市发展的好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所谓人力资本外部性。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不仅是大学生才有的，教育年限不高的劳动者，在城市也能获得知识技能信息等多方面的外部性。更进一步来说，低技能劳动者在大城市获得收入提升的效应，要大于高技能的劳动者。而且低技能者与高技能者的工作上面有互补性。高技能劳动力的聚集，会带来了对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聚集将促进社会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国内城市政策不能照搬移民政策

许多城市都喜欢高技能劳动者者，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人才，特别是一些城市型国家，比如新加坡。但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人口迁移政策，不应该照搬国家对外国移民的政策。在户籍和福利挂钩的情况下，高技能人才更容易获得本地户籍的优先权。高技能劳动者受到了留在大城市的鼓励，结果就是相对于低技能劳动者而言，他们在大城市里面容易供过于求，出现大学生工作难找和大量的低层就业的现象。采取这样的城市，也会出现低技能劳动者的的政策性短缺导致工资上涨的怪现象。

人口政策要尊重市场规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里面先说，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之后才说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这个次序的先后是有含义的，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措施，必须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去逆转这些规律。

一种常见的担心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去大城市去，大城市就会被挤爆了吧？城市被举报，只是一些害怕大城市发展的人的想象，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被挤爆过，或者说早在一个城市被挤爆之前，城市的生活成本就已经很高，即使没有人为设定的制度障碍，大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也会阻碍移民进入大城市的市场机制。

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城市？

大城市的活力，在根本上来源于原始人是害怕孤独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这是千百年来最好的诗歌之一，但是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的解读，偶尔厌倦了大城市的各种病，那就去用内心的安宁来自由聊新人最可爱，而不是非要把城市建得像农村一样的低密度。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简雅各布斯写下美国大城市生与死，她斗争段对象就是当时追求低密度的美国城市规划学界，历史证明它历史证明，他是对的美国城市正在为低密度而支付昂贵的代价，也是驱动人们重返高密度和更有活力的大城市。

高密度社区可以带来丰富的服务多样性，同时也因为规模经济，但产品相对来说价格更便宜，水果的话会更新鲜，低密度城市的发展模式，未来很难满足居民的消费型服务业的需求，结果是住这样的社区，经常需要开车去较远的地方去消费，对于城市规划并不是像人们想当然的那样把道路建得越宽，越容易行车，城市拥堵就会减少，而是恰恰相反高密度，马路多采，模式，更容易引导服务的多样性，生活的便利性和出境需求的减少，出行也会更偏好自行车和步行。

为什么要进行城镇化？

我们从《舌尖上的中国》里面的一个故事开始说起：

松茸产地的凌晨3点，单珍卓玛和妈妈坐着爸爸开的摩托车出发。穿过村庄，母女俩要步行走进30公里之外的原始森林。雨让各种野生菌疯长，但每一个藏民都有识别松茸的慧眼……为期两个月的松茸季节，卓玛和妈妈挣到了5000元，这个收入是对她们辛苦付出的回报。

“一般来说，走一公里才能找到一朵松茸。”卓玛说。松茸是:一城人参桌上的美味食用菌，甚至还远销日本。在香格里拉斟一飞雨季的每天凌晨3点出门上山找松茸，如果去晚了，松茸就被别人挖走了。

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经济学问题。松茸的产出完全是天赐的，产量固定，如果组织协调的话，凌晨3点出门，这样的辛苦是可以避免的。而因为人多，协调成本上升，所以这样的组织很难出现，这也是农业规模经营迟迟难以实现的原因。减少农业人口，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另一方面，在土地资源和产出都接近极限，无法提升的时候，要提高农民的收入，那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减少农业人口。

那么农业人口应该往何处转移呢？与农业不同，工业和服务也的发展却可以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创造就业。当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到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时候，农民的人口减少，剩下的农民变成规模化经营的农场主，或者农业工人，收入也就上去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