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早期生态
北大肯定是一个持续、多元的话题。读了《权力源自地位》一书,采摘一些枝节片段,录下一些数字,证明自己没白读。
(一)
以“太学”起底,“将科学嫁接在科举上”,大体体现了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初衷。(P17)
“教育现代化的支持者多是科甲出身”。(P21)
孙家鼎为京师大学堂拟定的学科清单:“一曰天文科,算学附焉;二曰地学科,矿学附焉;三曰道学科,各教源流附焉;四曰政学科,西国政治及律例附焉;五曰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六曰武学科,水师附焉;七曰农学科,种植水利附焉;八曰工学科,制造格致各学附焉;九曰商学科,轮舟铁路电报附焉;十曰医学科,地产植物各化学附焉。”(P31)
按照方案,府州县小学毕业生称为“生员”,省会中学毕业者称为“举人”,而从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学生则获得“进士”出身,成为朝廷命官。(P38)
学生的毕业证书是用一毫米厚的宣纸制成的,每边印有象征祥瑞之意的飞龙两条,盖有西太后的印,并载明学生的成绩和排名,最后因任授官。(P75)
伴随清朝的崩溃,京师大学堂并没有随着旧制度一同消亡。1912年5月12日重开,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校。(P84)
张作霖军阀势力的破坏终结了北大的“光辉岁月”。
1929年北大恢复,但已失去了往日的独特性。中国的首都是南京,国民政府已在那里以及武昌、广州建立了国立大学,这些大学吸引了南方那些原本属于北大的生源,并要“与北京大学分庭抗礼,争夺知识界的领袖地位”。(P260)
北大也不再是唯一一所可以标榜自己是敢为天下先的大学了,除他以外,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高校也都采用了类似的运动技巧和民族主义导向。在“一二.九”运动中,北大落在了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之后。(P260)
“尽管如此,北大对自己历史的铭记及其回顾历史的方式,都使之继续作为一个可以自由思考的圣地,与千篇一律强调实用学科的其他高校迥然不同”。(P260)
(二)
1998年,光绪帝批准梁启超的《大学堂章程》,令户部分别筹拨所需兴办经费35万两、常年用款18万两。(P35)
京师大学堂设立两名总教习(校长),一位主管西学一位主管中学。其中西学总教习邀请同文馆总教习、具有传教士背景的美国人丁韪良出任,丁韪良开出的条件是:每月薪水500两和官衔由三品升为二品顶戴。(P37)
1907年,学部拨给官费留学生15万两白银,拨给京师大学堂19.2万两,而用于国民教育的经费却只有区区1.2万两。(P75)
从1913年到1916年,北大年预算由300万元出头增长到近450万元,学生数量也迅速增加,到1914年末本预科共录取学生约900名,两年后则超过了1500名,每年的报录比是四或五比一(P103)。罗敦伟回忆,1919年与他一起参加北大入学考试的有将近3000人,最后只有180通过(P192)。
1914年录取的423名本科生中,213人来自南方的四个省份:广东78,浙江71,江苏44,福建20;然后是山东43、直隶37,合起来70%来自沿海。423名学生中有213名选择读法科。(P103)
1914年末,53名大学教员中有10名外国人,29名海归;38名大学预科教员中有7名外教,21名海归。据1918年初统计,北大共有90名教授,平均年龄不足35岁,同期本科学生的年龄不到24岁(P136)。
1917年,北京大学教授的工资基本都是每月200元。同时期北京初小教师工资大约每月24元,高小教师是32元。李书华1922年执教北大,每月薪水280大洋。每月100元便可以租到有20间房屋的四合院,外加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车夫(P220)。
陶钝回忆,他在北大一年的花销只要250元,其中山东省教育厅津贴80元,县教育局津贴40元,剩下的钱由家里支付。
国民党一向在北方力量不足,但到1924年已经很受北方学生欢迎了。当被问及“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的大人物是哪几位”时,北大学生有473人选择了孙中山,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是陈独秀(178票)和蔡元培(153票)(P242)。
(三)
不知为什么此书的中译名叫作“权力源自地位”,the power of position,京师大学堂当年的地位自不待言,此后北大在20年代末的失落也确实与“地位”有关,但power对译“权力”好像还是让人有些莫名其妙。窃以为“力量”更好——当然,我说了不算,归根结底是原作者起的英文书名是怎么想的,以及为什么有这样的对译。
(一)
以“太学”起底,“将科学嫁接在科举上”,大体体现了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初衷。(P17)
“教育现代化的支持者多是科甲出身”。(P21)
孙家鼎为京师大学堂拟定的学科清单:“一曰天文科,算学附焉;二曰地学科,矿学附焉;三曰道学科,各教源流附焉;四曰政学科,西国政治及律例附焉;五曰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六曰武学科,水师附焉;七曰农学科,种植水利附焉;八曰工学科,制造格致各学附焉;九曰商学科,轮舟铁路电报附焉;十曰医学科,地产植物各化学附焉。”(P31)
按照方案,府州县小学毕业生称为“生员”,省会中学毕业者称为“举人”,而从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学生则获得“进士”出身,成为朝廷命官。(P38)
学生的毕业证书是用一毫米厚的宣纸制成的,每边印有象征祥瑞之意的飞龙两条,盖有西太后的印,并载明学生的成绩和排名,最后因任授官。(P75)
伴随清朝的崩溃,京师大学堂并没有随着旧制度一同消亡。1912年5月12日重开,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校。(P84)
张作霖军阀势力的破坏终结了北大的“光辉岁月”。
1929年北大恢复,但已失去了往日的独特性。中国的首都是南京,国民政府已在那里以及武昌、广州建立了国立大学,这些大学吸引了南方那些原本属于北大的生源,并要“与北京大学分庭抗礼,争夺知识界的领袖地位”。(P260)
北大也不再是唯一一所可以标榜自己是敢为天下先的大学了,除他以外,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高校也都采用了类似的运动技巧和民族主义导向。在“一二.九”运动中,北大落在了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之后。(P260)
“尽管如此,北大对自己历史的铭记及其回顾历史的方式,都使之继续作为一个可以自由思考的圣地,与千篇一律强调实用学科的其他高校迥然不同”。(P260)
(二)
1998年,光绪帝批准梁启超的《大学堂章程》,令户部分别筹拨所需兴办经费35万两、常年用款18万两。(P35)
京师大学堂设立两名总教习(校长),一位主管西学一位主管中学。其中西学总教习邀请同文馆总教习、具有传教士背景的美国人丁韪良出任,丁韪良开出的条件是:每月薪水500两和官衔由三品升为二品顶戴。(P37)
1907年,学部拨给官费留学生15万两白银,拨给京师大学堂19.2万两,而用于国民教育的经费却只有区区1.2万两。(P75)
从1913年到1916年,北大年预算由300万元出头增长到近450万元,学生数量也迅速增加,到1914年末本预科共录取学生约900名,两年后则超过了1500名,每年的报录比是四或五比一(P103)。罗敦伟回忆,1919年与他一起参加北大入学考试的有将近3000人,最后只有180通过(P192)。
1914年录取的423名本科生中,213人来自南方的四个省份:广东78,浙江71,江苏44,福建20;然后是山东43、直隶37,合起来70%来自沿海。423名学生中有213名选择读法科。(P103)
1914年末,53名大学教员中有10名外国人,29名海归;38名大学预科教员中有7名外教,21名海归。据1918年初统计,北大共有90名教授,平均年龄不足35岁,同期本科学生的年龄不到24岁(P136)。
1917年,北京大学教授的工资基本都是每月200元。同时期北京初小教师工资大约每月24元,高小教师是32元。李书华1922年执教北大,每月薪水280大洋。每月100元便可以租到有20间房屋的四合院,外加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车夫(P220)。
陶钝回忆,他在北大一年的花销只要250元,其中山东省教育厅津贴80元,县教育局津贴40元,剩下的钱由家里支付。
国民党一向在北方力量不足,但到1924年已经很受北方学生欢迎了。当被问及“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的大人物是哪几位”时,北大学生有473人选择了孙中山,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是陈独秀(178票)和蔡元培(153票)(P242)。
(三)
不知为什么此书的中译名叫作“权力源自地位”,the power of position,京师大学堂当年的地位自不待言,此后北大在20年代末的失落也确实与“地位”有关,但power对译“权力”好像还是让人有些莫名其妙。窃以为“力量”更好——当然,我说了不算,归根结底是原作者起的英文书名是怎么想的,以及为什么有这样的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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