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一、李鸿章生平履历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子四人。鸿章其仲也。
道光三年，生于合肥；
道光二十七年，考取进士，入翰林院；
咸丰四年，赞安徽巡抚福济及吕贤基军事；
咸丰八年，入曾国藩幕中参赞军事；
咸丰十一年，组建淮军；
同治元年二月，署江苏巡抚，率淮军赴上海；
同治二年十月，攻克苏州，加太子太保；
同治三年四月，平定全吴，署两江总督；
同治五年十二月，代为钦差大臣，奉命剿灭东捻；
同治六年十二月，东捻肃平；
同治七年正月，奉命剿灭西捻；七月，西捻肃清；八月，入觐京师；
同治九年，担任直隶总督；光绪二十七年
光绪二十二年，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
光绪二十四年，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光绪二十五年，任两广总督；
光绪二十六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议和事宜；
光绪二十七年，薨于京师贤良寺，谥曰“文忠”。
二、本书结构及写作方式
本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与第十二章对李鸿章的一生做了总结和评价，第二章介绍李鸿章在晚清历史中的地位；第三章介绍了李鸿章的家庭环境及其出生时的社会背景；第四章和第五章介绍了李鸿章作为军事家的经历；第六章介绍了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的内容、结果及分析；第七章介绍了李鸿章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第八章和第九章介绍了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作为；第十章介绍了投闲时期李鸿章的治水与治粤事迹；第十一章介绍李鸿章的离世。全书大致是按照编年体的方式叙述，但有时候为了保持前后一致，在介绍李鸿章的某一方面时，往往突破限制而叙及以后。采用的写作方式是夹叙夹议，叙述事实与分析评价同时进行，作者梁启超认为是效仿太史公司马迁。
三、本书内容
梁启超首先阐述了写作本书的原因。其与李鸿章在政治上为公敌，在私下交情也不深，之所以要为李鸿章作传，乃是因为“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而“盖作史者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因此，梁启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对李鸿章进行公正的评价。
在绪论中，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对李鸿章的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三句话成为了全文的主线，穿插在以下各章中，使全文构成了一个整体。以下分别论及之
梁启超对李鸿章才华的叙述是多方面的。首先，李鸿章具有扎实的经史方面的功底，其于二十五岁便中进士，点翰林，可谓是少年得志。相比较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三十七岁才得中进士，而梁启超因为内外原因一生都只是举人，不得不说李鸿章确实是才华横溢的；其次，李鸿章有军事方面的才能。早在咸丰四年，其在福济幕中参赞时，便献计击败过太平军。咸丰八年至咸丰十一年，其在曾国藩帐下也多所建树。同治元年二月，他率8000淮军抵达上海，在常胜军的辅助下，屡立战功，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平定了全吴。面对其他将帅屡战屡败的捻军，他各花了一年时间便先后平定了东捻和西捻；第三，他有治理国家方面的才能。他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主要的实干家，在军事上建立了近代海军，在商务上创办了一大批企业；第四，他具有外交方面的才能。在甲午之战与八国联军侵华后极端不利的境地下，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正因为这个缘故，梁启超说他是英雄。
但是，梁启超认为他只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原因何在？不学无术耳，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吾惜其识。”李鸿章的见识不够，也在文中有多次体现。在平定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梁启超都着重点明了曾国藩的战略谋划作用，李鸿章只是萧规曹随而已。其在军事上的见识暴露地最厉害的便是甲午中日战争，梁启超为其归纳了“十二咎”，在此之外，更指明即便未有此失，中国也不能幸胜，而李鸿章却不能料此，非“愚人”便是“死人”；其在洋务运动中的见识不够，则表现在他“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最终三十年惨淡经营毁于一旦；其在外交过程中的见识不够，从本质上在于其不知“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从手段上来说则使用的还是战国纵横家那一套，朝秦暮楚，最终不仅孤立无援，还导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因此，李鸿章是应当受到指责的，但却不应过分指责，这就是梁启超的第三句话“吾悲其遇”。
梁启超的第三句话在文中应当作三重意思来了解。首先，李鸿章的见识有限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李鸿章出生于道光三年，到其真正接触到西方时已是同治二年，已年近四旬，其思想已经基本定型，能发起洋务运动已是了不起的创举，实在难以指望其能够有变革体制的决心，这便是历史局限性。因此，对其苛求是有失公平的；其次，李鸿章并非真正的决策者。即便认识到要变法图存，也难以施展。梁启超特意分析了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的特殊性。晚清乃是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与异族入主中原的朝代，李鸿章作为汉臣受到了双重的防范，即便在其权势最盛之时，依然遭到多方掣肘，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即便其想要有所作为，何其难也；最后，李鸿章在晚清重臣中乃是最负责任的一位。“彼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德富苏峰语）在帝国的衰亡中，只有李鸿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去世也是因处理辛丑合约事而积劳成疾，“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
在书的最后一章，照应开头，梁启超也用一句话对李鸿章进行了正反两面的评价，“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因为前者，李鸿章应当受到指责；因为后者，李鸿章理应给予同情。这就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
一、李鸿章生平履历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子四人。鸿章其仲也。
道光三年，生于合肥；
道光二十七年，考取进士，入翰林院；
咸丰四年，赞安徽巡抚福济及吕贤基军事；
咸丰八年，入曾国藩幕中参赞军事；
咸丰十一年，组建淮军；
同治元年二月，署江苏巡抚，率淮军赴上海；
同治二年十月，攻克苏州，加太子太保；
同治三年四月，平定全吴，署两江总督；
同治五年十二月，代为钦差大臣，奉命剿灭东捻；
同治六年十二月，东捻肃平；
同治七年正月，奉命剿灭西捻；七月，西捻肃清；八月，入觐京师；
同治九年，担任直隶总督；光绪二十七年
光绪二十二年，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
光绪二十四年，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光绪二十五年，任两广总督；
光绪二十六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议和事宜；
光绪二十七年，薨于京师贤良寺，谥曰“文忠”。
二、本书结构及写作方式
本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与第十二章对李鸿章的一生做了总结和评价，第二章介绍李鸿章在晚清历史中的地位；第三章介绍了李鸿章的家庭环境及其出生时的社会背景；第四章和第五章介绍了李鸿章作为军事家的经历；第六章介绍了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的内容、结果及分析；第七章介绍了李鸿章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第八章和第九章介绍了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作为；第十章介绍了投闲时期李鸿章的治水与治粤事迹；第十一章介绍李鸿章的离世。全书大致是按照编年体的方式叙述，但有时候为了保持前后一致，在介绍李鸿章的某一方面时，往往突破限制而叙及以后。采用的写作方式是夹叙夹议，叙述事实与分析评价同时进行，作者梁启超认为是效仿太史公司马迁。
三、本书内容
梁启超首先阐述了写作本书的原因。其与李鸿章在政治上为公敌，在私下交情也不深，之所以要为李鸿章作传，乃是因为“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而“盖作史者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因此，梁启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对李鸿章进行公正的评价。
在绪论中，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对李鸿章的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三句话成为了全文的主线，穿插在以下各章中，使全文构成了一个整体。以下分别论及之
梁启超对李鸿章才华的叙述是多方面的。首先，李鸿章具有扎实的经史方面的功底，其于二十五岁便中进士，点翰林，可谓是少年得志。相比较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三十七岁才得中进士，而梁启超因为内外原因一生都只是举人，不得不说李鸿章确实是才华横溢的；其次，李鸿章有军事方面的才能。早在咸丰四年，其在福济幕中参赞时，便献计击败过太平军。咸丰八年至咸丰十一年，其在曾国藩帐下也多所建树。同治元年二月，他率8000淮军抵达上海，在常胜军的辅助下，屡立战功，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平定了全吴。面对其他将帅屡战屡败的捻军，他各花了一年时间便先后平定了东捻和西捻；第三，他有治理国家方面的才能。他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主要的实干家，在军事上建立了近代海军，在商务上创办了一大批企业；第四，他具有外交方面的才能。在甲午之战与八国联军侵华后极端不利的境地下，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正因为这个缘故，梁启超说他是英雄。
但是，梁启超认为他只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原因何在？不学无术耳，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吾惜其识。”李鸿章的见识不够，也在文中有多次体现。在平定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梁启超都着重点明了曾国藩的战略谋划作用，李鸿章只是萧规曹随而已。其在军事上的见识暴露地最厉害的便是甲午中日战争，梁启超为其归纳了“十二咎”，在此之外，更指明即便未有此失，中国也不能幸胜，而李鸿章却不能料此，非“愚人”便是“死人”；其在洋务运动中的见识不够，则表现在他“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最终三十年惨淡经营毁于一旦；其在外交过程中的见识不够，从本质上在于其不知“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从手段上来说则使用的还是战国纵横家那一套，朝秦暮楚，最终不仅孤立无援，还导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因此，李鸿章是应当受到指责的，但却不应过分指责，这就是梁启超的第三句话“吾悲其遇”。
梁启超的第三句话在文中应当作三重意思来了解。首先，李鸿章的见识有限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李鸿章出生于道光三年，到其真正接触到西方时已是同治二年，已年近四旬，其思想已经基本定型，能发起洋务运动已是了不起的创举，实在难以指望其能够有变革体制的决心，这便是历史局限性。因此，对其苛求是有失公平的；其次，李鸿章并非真正的决策者。即便认识到要变法图存，也难以施展。梁启超特意分析了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的特殊性。晚清乃是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与异族入主中原的朝代，李鸿章作为汉臣受到了双重的防范，即便在其权势最盛之时，依然遭到多方掣肘，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即便其想要有所作为，何其难也；最后，李鸿章在晚清重臣中乃是最负责任的一位。“彼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德富苏峰语）在帝国的衰亡中，只有李鸿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去世也是因处理辛丑合约事而积劳成疾，“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
在书的最后一章，照应开头，梁启超也用一句话对李鸿章进行了正反两面的评价，“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因为前者，李鸿章应当受到指责；因为后者，李鸿章理应给予同情。这就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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