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秘书与政客
陈伯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比较特别的人物，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很值得玩味。他本是一介藉藉无名的文人，从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起家，直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高位，一时间风头无两，从而登上了他人生的顶峰，但随后又突然被批判、打倒，直至拘押，后又因被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被判刑18年，他的人生便也就此定格。所以在很多年轻国人自然而然的印象里，他只不过就是一个可以与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并列的“大坏蛋”而已。然而，如果我们客观公正的梳理他的一生，则会发现，陈伯达错综复杂的一生其实是被三种角色所定义的：文人、秘书与政客。
文人是陈伯达人生的底色。他出身于没落秀才之家，走出校门即回家乡担任了学校教员，后又在报社当过记者、编辑。当年，他也是一个文艺青年，非常倾慕郭沫若，也发表过几首新诗，还曾在当时颇负盛名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小说——《寒天》。在苏联学习归国后，他在敌占区主编过报纸、杂志，写了很多文史哲论文，牵头发起了“新启蒙运动”，由此成为知名人物，跃入了中国文化界的名流之列。后来他到延安，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皆因文字而起，甚至在他进入中共高层分管意识形态，实际从事的主要还是文字工作。他在政治上彻底毁灭之后，在生命的余晖中仍然是文人的角色在支撑着他，不停写作，直至去世。
陈伯达作为文人，典型的有才无德，缺少文人应有的那种风骨，反倒应上了文人无行那句老话。他极聪明、有才学、有傲气、有成果，写了不少文章，也可以算是著作等身，为世人所熟知的就有《评〈中国之命运〉》《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等。但他却没有中国传统文人骨子里应有的清高、坚韧、以及为之坚守的节操。他心胸狭隘、锱铢必较，在延安时仅仅只是因为观点不同就附和康生，去挑头批判王实味，整倒于炳然，其所作所为不但逾越了学术讨论的底线，而且超过了文人相轻的程度，几乎可以等同于打击报复、栽赃陷害了。
陈伯达作为秘书是最为成功的。他因为在一个讨论孙中山思想的理论座谈会上的发言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随后就被调到毛泽东身边成为领导“身边人”，开始了长达31年的政治秘书生涯，是毛泽东众多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也是职位升得最高的一个。他凭借自己出色的文字功底和扎实的理论知识，以及毛泽东的器重，迅速在延安的理论界崭露头角，成为毛泽东最为倚重的秘书之一，并且成为了延安理论界的权威人士。在这31年里，他不但写了一些时政文章，出版了几本著作，还常常作为主要执笔人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五一六通知》等一大批重要文件，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提出了“百家争鸣”，发明了“人民公社”，被视为党内的“理论家”、“中共中央一支笔”，连毛泽东都亲切的称他为“老夫子”。
陈伯达作为秘书，为什么能够如此成功呢？古语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而对于一个好秘书而言，却应该是秘书常无心，以领导之心为心——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只要能够准确领会领导意图，就是好秘书。如果能够能将领导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那就更是出类拔萃了。我们检视他的一生不难发现，他的个人才华固然是他能够得到毛泽东赏识，不断得到重用的原因之一，而其二则是，他非常善于见风使舵，察言观色，平常喜欢打听毛泽东阅读的书籍、说过的话语，以便窥测领导的思想动向，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言行好跟上领导的步伐，附和领导的想法。往往是毛泽东提出一个想法，陈伯达就能够迅速、准确地将其形诸文字，长此以往就给领导形成一种“知我者莫如陈伯达”的感觉。
陈伯达在政治上也曾经辉煌一时。其实最早，他只是思想上倾向于共产党而已，而且一直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摇摆。他最早的官位并不是在共产党，而是在国民党福建军阀张贞手下，做过一段少校秘书。因为国民党处决陈伯达的秘令，让他再无退路——在四一二政变的反革命恐怖中，他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党内的仕途起于中共北方局的宣传部长，到延安后当过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中央研究院秘书长等，一直到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才由此而不断飞黄腾达，由中央候补委员，而委员，而常委，文革开始后担任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政治局五常委之一，位列第四，达到他人生的顶峰。此后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因被毛泽东批判，由此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陈伯达为官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那就是要“跟对人”，还要准确地判断“风向”。自己作为秘书，既没有很深的资历，也没有很大的功劳，之所以能够不断得到重用，他很清楚这是因为得到毛泽东赏识的原因，所以他就时时处处唯领导马首是瞻，紧跟领导不掉队，这是他能够步步高升的基础。所以，他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在建国初期曾经和高岗有过接触，后来又主动为江青捧场，还曾跟林彪建立“热线”联系，都是在寻找靠山，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他为了跟对“风向”，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就转变极快，有时候甚至可以不顾事实而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比如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前夕曾赞同过彭德怀的“万言书”，而在彭被打倒之后，又迅速转向而高调批判彭，并污其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等。这变脸比翻书还快，足以证明陈伯达作为“政客”的嘴脸。而他所亲手制造的“冀东惨案”就更加令人不耻了。
当然，历史对于每个人物都有公断。陈伯达作为一个人还是有很多教训的，他人很聪明，也很有才华，却品行不端，是一个典型的投机者。他的一生都是在投机，不管是文人，还是秘书，还是政客，都是在别人那里固宠希荣，从没有遵从过自己的内心，不管是当初在国共两边摇摆，还是在苏联与托派有过勾连，以及建国后的种种表现，都表现出他的投机心态——始终以自己，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来选择路径，而没有站在历史的、公正的立场上但可惜的是，在最后一次他赌错了，所以摔得很惨……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晚年对自己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镜鉴。
文人是陈伯达人生的底色。他出身于没落秀才之家，走出校门即回家乡担任了学校教员，后又在报社当过记者、编辑。当年，他也是一个文艺青年，非常倾慕郭沫若，也发表过几首新诗，还曾在当时颇负盛名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小说——《寒天》。在苏联学习归国后，他在敌占区主编过报纸、杂志，写了很多文史哲论文，牵头发起了“新启蒙运动”，由此成为知名人物，跃入了中国文化界的名流之列。后来他到延安，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皆因文字而起，甚至在他进入中共高层分管意识形态，实际从事的主要还是文字工作。他在政治上彻底毁灭之后，在生命的余晖中仍然是文人的角色在支撑着他，不停写作，直至去世。
陈伯达作为文人，典型的有才无德，缺少文人应有的那种风骨，反倒应上了文人无行那句老话。他极聪明、有才学、有傲气、有成果，写了不少文章，也可以算是著作等身，为世人所熟知的就有《评〈中国之命运〉》《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等。但他却没有中国传统文人骨子里应有的清高、坚韧、以及为之坚守的节操。他心胸狭隘、锱铢必较，在延安时仅仅只是因为观点不同就附和康生，去挑头批判王实味，整倒于炳然，其所作所为不但逾越了学术讨论的底线，而且超过了文人相轻的程度，几乎可以等同于打击报复、栽赃陷害了。
陈伯达作为秘书是最为成功的。他因为在一个讨论孙中山思想的理论座谈会上的发言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随后就被调到毛泽东身边成为领导“身边人”，开始了长达31年的政治秘书生涯，是毛泽东众多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也是职位升得最高的一个。他凭借自己出色的文字功底和扎实的理论知识，以及毛泽东的器重，迅速在延安的理论界崭露头角，成为毛泽东最为倚重的秘书之一，并且成为了延安理论界的权威人士。在这31年里，他不但写了一些时政文章，出版了几本著作，还常常作为主要执笔人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五一六通知》等一大批重要文件，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提出了“百家争鸣”，发明了“人民公社”，被视为党内的“理论家”、“中共中央一支笔”，连毛泽东都亲切的称他为“老夫子”。
陈伯达作为秘书，为什么能够如此成功呢？古语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而对于一个好秘书而言，却应该是秘书常无心，以领导之心为心——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只要能够准确领会领导意图，就是好秘书。如果能够能将领导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那就更是出类拔萃了。我们检视他的一生不难发现，他的个人才华固然是他能够得到毛泽东赏识，不断得到重用的原因之一，而其二则是，他非常善于见风使舵，察言观色，平常喜欢打听毛泽东阅读的书籍、说过的话语，以便窥测领导的思想动向，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言行好跟上领导的步伐，附和领导的想法。往往是毛泽东提出一个想法，陈伯达就能够迅速、准确地将其形诸文字，长此以往就给领导形成一种“知我者莫如陈伯达”的感觉。
陈伯达在政治上也曾经辉煌一时。其实最早，他只是思想上倾向于共产党而已，而且一直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摇摆。他最早的官位并不是在共产党，而是在国民党福建军阀张贞手下，做过一段少校秘书。因为国民党处决陈伯达的秘令，让他再无退路——在四一二政变的反革命恐怖中，他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党内的仕途起于中共北方局的宣传部长，到延安后当过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中央研究院秘书长等，一直到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才由此而不断飞黄腾达，由中央候补委员，而委员，而常委，文革开始后担任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政治局五常委之一，位列第四，达到他人生的顶峰。此后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因被毛泽东批判，由此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陈伯达为官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那就是要“跟对人”，还要准确地判断“风向”。自己作为秘书，既没有很深的资历，也没有很大的功劳，之所以能够不断得到重用，他很清楚这是因为得到毛泽东赏识的原因，所以他就时时处处唯领导马首是瞻，紧跟领导不掉队，这是他能够步步高升的基础。所以，他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在建国初期曾经和高岗有过接触，后来又主动为江青捧场，还曾跟林彪建立“热线”联系，都是在寻找靠山，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他为了跟对“风向”，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就转变极快，有时候甚至可以不顾事实而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比如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前夕曾赞同过彭德怀的“万言书”，而在彭被打倒之后，又迅速转向而高调批判彭，并污其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等。这变脸比翻书还快，足以证明陈伯达作为“政客”的嘴脸。而他所亲手制造的“冀东惨案”就更加令人不耻了。
当然，历史对于每个人物都有公断。陈伯达作为一个人还是有很多教训的，他人很聪明，也很有才华，却品行不端，是一个典型的投机者。他的一生都是在投机，不管是文人，还是秘书，还是政客，都是在别人那里固宠希荣，从没有遵从过自己的内心，不管是当初在国共两边摇摆，还是在苏联与托派有过勾连，以及建国后的种种表现，都表现出他的投机心态——始终以自己，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来选择路径，而没有站在历史的、公正的立场上但可惜的是，在最后一次他赌错了，所以摔得很惨……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晚年对自己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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