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米尔斯
拖延症的治愈方法之一，就是马上提笔，写下你要说的第一句话。那意味着已经开始了，而开始往往是最难的，尤其是对我而言。
米尔斯是著名的社会学文本批判家，其著作多以批判而出名，尤其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他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批判了"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和"科层实用性”等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倾向（闻翔，2012），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独特方法论纲领，即"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结合起来，在结构和个人、历史与传记、宏观与微观之间穿梭”（郭于华，2006）。这几乎是他对于社会学的最大贡献，“社会学的想象力”也成为了社会学领域无人不晓的核心词汇之一。米尔斯作为“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或公共社会学的先驱”（闻翔，2012；转引自雅各比（2006）和布洛维（2007）），其对于社会话题的关注，或者说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对社会现象进行考察的努力，在他的美国社会分层三部曲——《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权力精英》——中得到了体现。下面我们简单讨论一下《白领》，就米尔斯所关注的两个基本问题，即“对于社会变迁可能性的探寻，以及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意义的关切”（闻翔，2012）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
美国白领阶级的兴起，既是在美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也是美国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叶锦涛（2016）曾在RSR读书会上论述过，他认为美国白领阶级的兴起，和当时社会结构的转型，尤其是职业结构的转型有关。白领的兴起，本身就是新一轮职业结构的生产。老中产阶级——农场主、小商人和小业主等——在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被淘汰或转型，科层制组织中的新白领阶级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迅速成为了美国社会的大阶级（注：至少是在数量上）。然而，在米尔斯看来，美国所出现的这样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不仅是职业结构的变动，更是权力结构的变动，暗示了美国文明所赖以立足的基础正在发生改变”（闻翔，2012）。职业结构的变动是表面的，权力结构（的变动）才是米尔斯关注的深层次的问题（注：有人批判米尔斯过于关注“权力”，其实米尔斯是将权力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从而探究社会变迁的可能），他从权力结构变动的视角去试图探寻社会变迁的可能性。米尔斯认为，白领阶级受到不断发展的科层制和工具理性的制约，这使得白领本身被异化，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自由。白领成了科层制的奴役或者被工具理性支配的“傻子”，他们的眼光变得短浅和狭隘，进而导致政治立场上的“政治冷漠”。米尔斯断言，“这种政治上的冷漠既是自由主义步入穷途末路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理想坍塌的征兆，同时还是我们时代的政治不适的核心所在”（米尔斯，2006:260）。因而，他对美国的未来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为推力，以白领阶级的兴起为表象的社会变迁，最终将会导致美国的民主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米尔斯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意义始终有着热切的关注。他曾在一封信中提到一个困扰他多年的问题，即“一个作者，如何既能够完整地报告社会科学使他得以发现的事实，同时又在他的诠释中包含该对象对于他而言通常来说所具有的人格意涵？”（闻翔，2012；转引自Mills，2000：111）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用米尔斯自己的一句话来回答（注：这也是他的墓志铭：I have tried to be objective. I do not claim to be detached）：“我努力做到客观，我从未宣称超然。”（闻翔，2012；转引自Mills，1962:10）意思就是我们做研究要朝着尽可能客观化的方向努力，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都来源于我们的实际生活感受，我们所做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也会受到我们兴趣和价值取向的影响。所以，在米尔斯看来，“社会学家在其自身的个人生活经历中所感受到的‘私人困扰’恰恰可以成为其所关注和写作的‘公共议题’的重要来源”（闻翔，2012），这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正如大琳（2016）所感受的，如今，米尔斯笔下可怜而又“愚蠢”的白领在（当代）中国如潮水般涌现，尤其是在那些一线城市，在那些拥挤到让人窒息的地铁上。那种日复一日的“复制式”的机械生活，人在科层制的牢笼中被异化成理性化的工具，个体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一些年轻的社会学者发出感慨，“一天，还是1乘365，没有区别，没有意义”（大琳，2016）。那些在钢筋水泥楼里的“机械奋斗”的人已经麻木了。拔高一个层次来说，白领不仅是一种职业，更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会成为一种文化的基因，对国民性格的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每个人都去追求所谓“白领式”的生活方式，那么中国社会将会面临个性丧失和创造力枯竭的危机。
y/2016.11.30
米尔斯是著名的社会学文本批判家，其著作多以批判而出名，尤其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他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批判了"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和"科层实用性”等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倾向（闻翔，2012），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独特方法论纲领，即"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结合起来，在结构和个人、历史与传记、宏观与微观之间穿梭”（郭于华，2006）。这几乎是他对于社会学的最大贡献，“社会学的想象力”也成为了社会学领域无人不晓的核心词汇之一。米尔斯作为“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或公共社会学的先驱”（闻翔，2012；转引自雅各比（2006）和布洛维（2007）），其对于社会话题的关注，或者说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对社会现象进行考察的努力，在他的美国社会分层三部曲——《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权力精英》——中得到了体现。下面我们简单讨论一下《白领》，就米尔斯所关注的两个基本问题，即“对于社会变迁可能性的探寻，以及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意义的关切”（闻翔，2012）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
美国白领阶级的兴起，既是在美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也是美国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叶锦涛（2016）曾在RSR读书会上论述过，他认为美国白领阶级的兴起，和当时社会结构的转型，尤其是职业结构的转型有关。白领的兴起，本身就是新一轮职业结构的生产。老中产阶级——农场主、小商人和小业主等——在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被淘汰或转型，科层制组织中的新白领阶级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迅速成为了美国社会的大阶级（注：至少是在数量上）。然而，在米尔斯看来，美国所出现的这样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不仅是职业结构的变动，更是权力结构的变动，暗示了美国文明所赖以立足的基础正在发生改变”（闻翔，2012）。职业结构的变动是表面的，权力结构（的变动）才是米尔斯关注的深层次的问题（注：有人批判米尔斯过于关注“权力”，其实米尔斯是将权力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从而探究社会变迁的可能），他从权力结构变动的视角去试图探寻社会变迁的可能性。米尔斯认为，白领阶级受到不断发展的科层制和工具理性的制约，这使得白领本身被异化，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自由。白领成了科层制的奴役或者被工具理性支配的“傻子”，他们的眼光变得短浅和狭隘，进而导致政治立场上的“政治冷漠”。米尔斯断言，“这种政治上的冷漠既是自由主义步入穷途末路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理想坍塌的征兆，同时还是我们时代的政治不适的核心所在”（米尔斯，2006:260）。因而，他对美国的未来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为推力，以白领阶级的兴起为表象的社会变迁，最终将会导致美国的民主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米尔斯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意义始终有着热切的关注。他曾在一封信中提到一个困扰他多年的问题，即“一个作者，如何既能够完整地报告社会科学使他得以发现的事实，同时又在他的诠释中包含该对象对于他而言通常来说所具有的人格意涵？”（闻翔，2012；转引自Mills，2000：111）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用米尔斯自己的一句话来回答（注：这也是他的墓志铭：I have tried to be objective. I do not claim to be detached）：“我努力做到客观，我从未宣称超然。”（闻翔，2012；转引自Mills，1962:10）意思就是我们做研究要朝着尽可能客观化的方向努力，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都来源于我们的实际生活感受，我们所做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也会受到我们兴趣和价值取向的影响。所以，在米尔斯看来，“社会学家在其自身的个人生活经历中所感受到的‘私人困扰’恰恰可以成为其所关注和写作的‘公共议题’的重要来源”（闻翔，2012），这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正如大琳（2016）所感受的，如今，米尔斯笔下可怜而又“愚蠢”的白领在（当代）中国如潮水般涌现，尤其是在那些一线城市，在那些拥挤到让人窒息的地铁上。那种日复一日的“复制式”的机械生活，人在科层制的牢笼中被异化成理性化的工具，个体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一些年轻的社会学者发出感慨，“一天，还是1乘365，没有区别，没有意义”（大琳，2016）。那些在钢筋水泥楼里的“机械奋斗”的人已经麻木了。拔高一个层次来说，白领不仅是一种职业，更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会成为一种文化的基因，对国民性格的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每个人都去追求所谓“白领式”的生活方式，那么中国社会将会面临个性丧失和创造力枯竭的危机。
y/2016.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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