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启蒙之作

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而后又长期在西方生活的知识分子，徐贲先生著书立说，总体上都是不得不说的良心之作。这对百余年来在传统泥潭中苦苦挣扎艰难转型的中国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启蒙。这样的启蒙精神，往上可以追溯到顾炎武黄宗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思想家，徐贲先生完全继承了一代启蒙先贤的衣钵。

《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一书延续了徐贲先生以往的作品风格，不过将启蒙主题进一步前移，着眼于教育。他在书中为人们厘清了几个关键词：统治并不必然意味者压迫和强制，统治具有治理的成分，民主的治理依赖于教育。教育也不应该是思想管制，教育的根本是培养现代公民，或者说是公民教育。教育不是“惩罚与规训”，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和讲道理。良好的教育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有智慧，更具体自我治理能力；而坏的教育（臣民教育和党化教育）则是残酷的毒害和洗脑，将人变得愚昧盲从，没有自我和自我治理能力。

徐贲揭示了统治与教育的神秘关系：“当教育异化为 一种统治手段的时候，它是为统治 权力的目标服务的”，这样的教育“是一种心灵的摧残，留下的是终身难以愈合的烙印和创伤”。他不仅列举了纳粹德国等极权制度下的教育弊端，还在后记中记录了自己在文革和文革后中国身处教育体制的亲身感受，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只是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扮演他们所服务的那个教育体制为他们设置好了的既定角色。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得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真正的可怕是，在教育体制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政治体制——统治。

徐贲的书都浅显易懂，涉猎有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多种学科，他不遗余力地为中国大众传播各种现代文明思想，这对物质上已经全面现代化，但精神世界还停留在传统甚至原始状态的中国社会来说，显得弥足珍贵。相比物质进步，思想进步要难得多，这不啻于从猴子变成人的过程。

国民与公民是一种身份，并不是每个人，或者每个国民都是公民，公民并不只是一种户口概念，从政治上来说，公民是一种自我身份认同，这种身份不是自然获得的，而是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结果。只有理解了现代国家概念下的责任和权利，才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从臣民到国民，中国人完成现代文明进化的历程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