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与女性的三种象喻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力）
后来者的写作总是自觉不自觉向前辈的经典致敬。读完《浮尘之上》，不期然想起另外几部作品：《平凡的世界》《围城》《倪焕之》，因为《浮尘之上》叙说着乡村青年文化人努力挣扎出祖辈贫困处境的艰辛和自信，流露着身处晦暗人生又不乏冷嘲的智性俯视，洞察了中国教育界屡见不鲜的灰色生存相，还包含了对素质教育终将光照人间的期盼。咂摸着作者的行文笔致，不能不想到几个德国古典浪漫派诗人：歌德、诺瓦利斯、荷尔德林，从作者对诸诗人的文字引用和意象拓展，都可以看出这部小说浸润的古典浪漫情愫。另外，就是罗曼•罗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作者不仅用罗曼•罗兰的著作为道具，来演绎一段倏起倏落的爱情，还多次引用了这部著作中的言语。贯穿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方成冰，显然被赋予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人道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色彩，桀骜不驯的性格、对抗世俗的孤独感便不能不成为这种人物形象的标准配置，尤其是在偏远的小镇上竖起人文素质教育大旗的时候。
关于教育者和教育界的写作虽非新鲜话题，却难以驾驭自如，因为这个崇扬诗教的古老国度三十多年来越来越无法轻松谈论教育了，中国教育所面临的困境，构成了教育界自身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诸多焦点话题，甚至可以称之为当下中国政治文化转型时期的一个典型文本。如同众多出于善良目的而设计的制度或实践方案一样，变革了几十年始终没有满意结果反而问题一箩筐的中国教育体制，聚焦了极为复杂的国人之痛，不止一代人在这种“痛”中完成教育历程，成为教育者，以并不令人欣悦的方式传道授业解惑，在良知之痛中延续着民族教育之痛。让有良知的读者捧卷时不能不痛苦的是，当下教育和教育者乃至受教育者的痛，不仅时时显现于都市，更多时候显现于、随即湮灭于广大的乡村，小说里芦淀中学方成冰们的挣扎和努力，有太多的现实映像。
一
小说的主体部分是方成冰在乡村中学接受磨砺，所以开端对于省城和爱情故事的介绍，其基本叙事功能在于为小说结束处的爱情复合、同学聚首埋下伏笔，也为整部叙事的迂回呼应作下铺垫。这只是为了达成叙事圆环而作的必要设计，真正能够体现出作者艺术技巧和思想主旨的还是主体部分，也就是必须深入细致解读的部分。
在《浮尘之上》中，无论是乡村青年的挣扎和倔强，还是男女主人公的乡村/城市出身，都不能不让人想起感动无数乡村文学青年的《平凡的世界》，特别是那些以落魄者身份发出的悲苦兼自励言辞，总是让乡村出身或者境遇不佳的读者感慨难言。为了加强这种感染效果，作者在着意塑造的男性主人公身边，安置了几个女性角色，作情感慰藉或者道德品行考验之用，而这几个女性角色的经济地位、文化身份、社会交往能力相差甚远，这种悬殊自然辐射出更多的情节链接，形成丰富的社会文化网络，以折射属于男性的多维的人生内涵或困境。如果从人的身份与空间互为象喻的角度考量，《浮尘之上》中许可可，姚天香，秦玉这三个女性，应该分别对应着都市、小市镇、乡村三种文化空间。女性与文化空间的互为象喻自古就有，或作为母亲形象的大地（家园、故土），或作为婚恋暗喻的“月满西楼”，或作为欲望化身的百乐门舞厅。
从《浮尘之上》的整体设计来看，这三个女性都对方成冰一见钟情，都不是针对他的长相或是家庭地位或者经济能力，显然是为了突出男性主人公的才华超群，男性的才华被一个又一个女性仰慕，便成为层波叠浪的情节发展动力。先让“女貌”与“郎才”形成古典爱情故事层面上的匹配，后让“郎才”与“女才”相匹配，完成对于古典爱情模式的超越，这种欲扬先抑的结构安排，其深层仍然没有摆脱对于男性的颂扬。女性温软的身体、俏丽的身姿对于男性的吸引，远不及女性对于男性的深刻理解重要，所以是集都市背景与文学审美能力于一身的许可可与方成冰终成眷属。男性在情感焦虑时难免徘徊月下，顾影长叹，在白昼总还要保持一番孤傲的不屈或冷冷的倔强，这种情节在《浮尘之上》中常常可以见到，因此，不能不说，作者在有意强化男性担当世界责任的勇气以及担当者时常感受的孤独。
于是，这三个女性出现于方成冰视野中的顺序就显出了作者的良苦用心。都市女性打开了乡村青年的心灵，也为他树立了生活的灯塔，虽然大部分篇幅里许可可都不在场，却遥遥地等待（或者说召唤）着男性的自我拔升。都市（女性）既然已经设计成为男性的归宿，那么乡村或小市镇（女性）便是走向归宿的中间阶段，所承担的叙事功能，无非是折射、映衬这种走向归宿的合理性或者必然性。这是《浮尘之上》和众多把城市欲望化（妖魔化）书写的乡土叙事不同之处，小说叙事虽然让方成冰对都市的权力持有者保持不驯顺的姿态，却最终设计他被都市接纳的尾声，反映出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天平还是倾向于都市的。既然主人公命运的总体走向如此设计，那么，乡村和小市镇（女性）所能承担的叙事功能就必须是呈现人生过渡阶段的复杂艰难，使主人公的性格变化和命运变化显示出足够的合理性。从对姚天香和秦玉的篇幅安排、归宿设计来看，作者把更多的温情给了乡村（女性），而不是小市镇（女性），这就折射出主人公对于生命两端的重视：出生之地和最后皈依之地。当然，也不妨说这正是作者对于生命两端的重视。
有趣之处在于，作者倾尽绝大部分篇幅书写的正是主人公仅仅视为人生过渡的小市镇，小市镇和女性的互为象喻也没有持续多久，作为都市权力辐射末端和乡村权力的上端，小市镇以含混而诡谲的面目拨弄着芸芸众生，这才是小市镇的威力所在，大概这也是作者真正的关注焦点，虽然以教育改革者的挫败为题材，但是挫败的文化根源不在于教育或者教育者，而在于都市权力以及受都市权力拨弄的小市镇文化氛围，就如同克里斯朵夫年轻时对抗而暮年归顺的社会环境，当初叶圣陶也是把倪焕之的失败归因于那个流言四起而又愚昧重重的小市镇，柔石的《二月》何尝不是？关注教育的文学书写，往往不得不把扭曲的环境、暗陋的人性渲染足了，才能点明教育改革艰难的症结所在，因此，教育改革题材的叙事便扩大为泛政治叙事，深蕴着一腔文化批评的幽情。
第28章“改造”，是《浮尘之上》前半部分最具哲理色彩的情节。方成冰被姚天香带到家中，和身为财政所长的父亲一起设计方成冰的未来，姚天香不喜欢却又不愿摆脱在庸常小市镇生活的优越感，于是“不喜欢”就变成了她的一种姿态，她在精神上期待着方成冰“像山外吹来的清风”吹拂自己，却不能容忍方成冰对于小市镇文化秩序的公然无视，最终只能在行动上与袁得水一致。原因很简单，她虽然明白地知道自己“就是不要这样的生活”，却无法清晰地知道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如同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屡屡出场的那种有文化有情调的小妇人，《红与黑》中的侯爵小姐玛特尔、《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厌恶世俗生活却又始终在世俗生活里沉浮。方成冰对她的这种矛盾心态非常清楚，终于在分手之夜点明：“你总希望一个男人能在自我世界里活得无拘无束，卓尔不群；又能在世俗社会里活得八面威风，左右逢源。你总以为一个男人可以在这两极之间自由摆渡。”这是半神性半奴性的结合体，也许世间有，而方成冰“做不到”。表面上看，她心仪桀骜不驯、有才华的男性，其实缘于对现实的恐惧，她不愿如蒋校长、政教主任等一干人那样“成天毫无意义的忙碌，浑浑噩噩地过活，直到老死。”这样的女性角色只能成为男性主人公自我磨砺的参照物，所以这部作品中最具灵魂拷问色彩的文字就出现了：
人究竟该怎么活着？是为本能地活着而活着，还是该为了某种意义而活着。也许荷尔德林所追求的“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富有人性的一种活法，那么，他方成冰该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种下什么才能生长出“诗意”？
二
值得留意的是，作者只让男性主人公产生如此深邃的思考，而把女性置于不情愿堕入庸俗生活的惴惴不安中，显然是在彰显男性主人公所拥有的“思考能力”，以及这种思考能力所暗示的“意义”与“诗意”。无需讨论作者是否受限于男性中心的话语立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当男性如此苦心焦虑于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诗意时，女性在其视野中充当了什么角色？不过是绿叶，衬托男性“思想能力”的绿叶。当小市镇（女性）的慵懒警醒了求索前行的男性，小市镇（女性）就失去了魅力，朴野而生命蓬勃的乡村（女性）豁然彰显。方成冰带着这样的思考路过“芦笛人家”时，“远远地往里面瞥了一眼，没有看见秦玉的身影，但秦玉的歌声回旋在他的耳际，像九天飘落的梵音”。乡村（女性）逐渐成为男性的精神支撑，而男性的生命也自然过渡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方成冰和秦玉的爱情纠葛，其实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别一版本。从秦玉照顾醉酒的方成冰、为他做饭乃至于亲吻拥抱这些生活细节来看，这个乡村姑娘显然混合了母性、妻性和情人等多种角色内涵，这也是众多乡村叙事在叙说青年文化人与乡村姑娘爱情故事时候常有的混合设计，或者说是一种普遍的期待，乡村（女性）美丽多情而无私奉献，哪怕被误解被遗弃也只是怀着幽怨离开。“对爱的饥渴与执着，已发展成一种母性的图腾，对典型的东方女性品格的膜拜。”①方成冰的母亲与姐姐身上都隐约闪现着这种品质。
方成冰对于乡村文化空间（女性）的矛盾心理，其实反映了作者（或者准确地说是乡村叙事的作者）对于乡村的矛盾情感，既神魂相依又理性疏离，这种矛盾情感缘于男性主人公拥有俯视乡村的都市教育背景，为男性主人公设置这种教育背景的叙事策略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源头，现代乡土文学发轫之初，那些作者们悲切回望乡村的眼神，也首先是被城市启蒙了的。《浮尘之上》最终虽然没有让方成冰回到省城扬眉吐气，却也让他彻底摆脱了乡村，进入燕城，乡村仍然充当的是青年文化人精神成长的基地，或者说是乡村青年自我磨砺获得飞扬动力的原乡。这种把乡村既当作灵魂皈依之所、又当作精神受难之地、终作为理性回望之乡的思路，已经贯穿了一个世纪以来的乡村叙事。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深刻理解城市作为文化空间的象征内涵。人们平时留意的更多只是物理空间的各种征候，而无意洞察附着于物理空间符码之上或之内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实际上，空间是“内含于财产关系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空间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成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②都市之所以具有如此复杂而巨大的功能，原因就在于它汇聚了资产、商业产品和人的活动，因而是“一个享有特权的社会场所，是生产意义和消费产品的场所”。③不能不说，《浮尘之上》虽然对都市拥有的权力和物质一再冷嘲热讽，却没有否定都市，作者所否定的只是都市中现有的权力和物质拥有者罢了。因此，在最深沉的精神层面上，作者和他的男性主人公与乡村达成了共鸣，那就是进入并且扎根于城市，而不是征服城市，方成冰在骨子里和他的家人、村人一样，怀着乡村对于都市的混合着敬畏、自卑和郁愤的情感。让省城的女性痴情长期等待、最终翩然来就，不过是这种情感的曲折表达方式。从更为开阔的文学史视野来看，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悲悯乡村的，叙述乡村仰望小市镇或者都市权力时的屈辱感；倾慕城市的，更多彰显乡村文化空间的愚昧闭塞或者衰朽。都市已经毋庸置疑的成为这个社会的、也成为作家意识中的文化中心和价值标杆，这应该是一个好现象，说明中国作家已经可以理性地看待都市牵引乡村前行的历史潮流，而不再一味地让乡村在仰望都市的同时愤愤不平。
对于方成冰来说，省城师范大学沈老师的临别赠言是对他的激励，也是对他此后在乡村遭遇磕磕绊绊的谶言：“坚守需要付出代价，放弃又会使你陷入庸常”。这句话甚至可以看做这部小说主人公形象的最大特点，在与各种环境因素对抗对话中逐渐形象丰满却始终无法化解对抗态势，也是小说叙事张力所在。与此呼应的，是李云鹤常常念叨的那句话：“有路可走终至无路可走，屈子是也；无路可走终至有路可走，庄子是也。”方成冰的矛盾其实就是精神上皈依庄子而在现实中必须做屈子，这一点，其实象征了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的生存困境。如果考虑到这部小说的主题指向是教育改革，就不能不深思一个问题：方成冰顺利进入都市后仍然要面对这个一度压迫、驱逐他的文化（权力）机制，叙事圆环的建构，安知不是对于这个圆环的解构呢？约翰•克里斯朵夫晚年返回巴黎后，不再反抗世俗，进入所谓“清明高远的境界”，看似超脱，实际上反映了罗曼•罗兰对于精神战士最终可能放弃英雄主义的忧虑。三十多年来的这个小说叙事，只要涉及底层青年反抗权力、壮大自我心灵的主题，都乐于为主人公预设一个被都市（现实权力机制）接纳的收束，这究竟是仅仅代表了作者的美好愿望呢，还是在含蓄表达着作者对于都市（现实权力机制）无法摆脱的企慕？
三
从纯粹的叙事解读来看，小说不过是作者为了特定目的而作的设计，尽管作者心中有着关于生活的无比清晰的影像，形诸纸面的也不过是一重摹写，当作者把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与想象表述成为作品时，既会浓缩与提升现实生活中本有的诗意，也会聚焦与彰显现实生活中积久的痼疾与污浊。正因为《浮尘之上》的作者兼顾了生活中这种永恒的矛盾，才呈现了世界的本相，大河奔流而泥沙俱下。
诗意与污浊的对比，首先体现在自然风景与贫穷卑屈生活状态的对比。开端四章只是写都市中的人事纠葛，无自然风景可言，方成冰打算送给许可可的一枝虞美人，也只能无声地蜷缩在公寓楼的墙壁之下。当方成冰的脚踏上故乡松软的灰土地，就感觉自己像渡过红海却找不到家园的犹太人，这处此节描写非常贴合他刚被都市驱逐又不甘扎根乡村的心理。就他受过的教育而言，乡村是美丽的，所以“他喜欢看那疏疏落落的人家披着古红的霞光，喜欢看那几缕从陶渊明的诗里飘散出来的炊烟，还有那良田，美池和桑竹，自有几分桃花源的清明气象”；就他在都市已经享有的爱情而言，乡村让他痛苦，因为这里蕴蓄着贫穷和白眼。为了渲染主人公精神成长的艰难历程，作者自然要设计让他进城受骗受辱的情节，父母的甘于卑贱和无怨无悔则是另外一抹令人心酸的风景，相比之下，夸夸其谈的大小官吏和商人，不过是用来烘托都市权力的无边法力罢了，这些都是人生诗意的反面，适足以反映现实的晦暗污浊。
小市镇在自然风情与民习风俗方面和是和乡村同质的文化空间，既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又有陈规陋俗，“水是芦淀镇生生不息的血脉，芦淀人在河埠上洗衣裳，刷马桶，捞螺丝，听着船老大扯开嗓子唱几句不成曲调的渔歌，或是跟码头上的风骚婆娘打情骂俏，这里浸透着生活的原汁原味。”这种自然风景在某种意义上，和那个有着天籁声音的秦玉，是互为象征的。对于方成冰来说，在领教过都市的盛气凌人和矫揉造作之后，“如果不是因为爱情，他并不拒绝芦淀这样的小镇。”毕竟这样的芦淀镇洋溢着古典诗意。但是，小市镇还有着与都市权力同质的一重文化空间，芦淀也不例外。当读者随着方成冰初次见识“芦淀”时，发现的是与乡村同质的小市镇；当方成冰走进设在镇上的“文教办”，呈现在他眼前（也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区政府大楼与镇政府大院镇党委镇政府周主任”等梯级排序的权力。当然，作者以大量篇幅展示小市镇权力运作的污浊，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是要更强烈地显示主人公生活于其中的屈辱和困窘，以及这种生活环境对诗意的驱逐。
当方成冰父子“走后门”的诸般努力均告失败之后，便只能到芦淀中学去报道，这个将汇聚各种人物形象的小市镇空间，作者意在强调各种人事争斗的暗潮，所以对其自然风景采取了欲抑先扬的笔法：“乍一看，芦淀中学竟有几分婉约而恬静的风致，比如学校门前那一座小巧玲珑又温柔敦厚的石拱桥，比如桥下流水潺潺黄叶悠悠虫声唧唧的天然组合，比如校门两边蓊蓊郁郁如烟如雾的垂杨和柳树。”作者用“乍一看”提醒读者，诗意从一开始就不属于芦淀中学，接踵而至的，便是属于小市镇的各种不堪的伎俩与算计了。
其次体现在心中拥有的美好之物与身处的人心阴暗、道德颓败形成的强烈对比。全书借用了较多的诗句，而每次引用诗句的时候，都是小说人物境遇不佳或厄运将至时，这就使得诗意与污浊的对比产生了类似于旋律的叙事效果。当方成冰与姚天香分手之后，去蒲柳村寻秦玉，整个身心沉浸入“温润如琥珀，透明如琉璃的世界”，恬静舒缓的乡村氛围使他想起了叶芝：“当你年老，两鬓斑斑，睡意沉沉/打盹在炉火旁。/你取下这本书来，慢慢的诵读/梦呓着你昔日的神采，/温柔的眼波中映着倒影深深。”这段诗句流露出阅尽生活沧桑之后的淡然，以及对于往昔纯美爱情的回忆，随即发生贾旺才失去田小娥醉酒出丑事件。即使生活以及被污浊包围，作者还是要让他心爱的主人公保持对于诗意人生的向往，在班级总评低于袁得水的时候，方成冰还要和学生一起感受《瓦尔登湖》的魅力：“我拥有阳光照耀的时辰以及夏令的日月，我挥霍着它们……”还要和秦玉共同品尝一份砂锅。
小说中有一条最具诗意的副线，以诺瓦利斯诗中的蓝色花朵作为意象多次闪现。最初是在方成冰得到姚天香温情关怀时，既欣悦又忐忑，感觉“现实就是横亘在你前面的河流，你站在此岸可以遥望彼岸的繁花满树却总是无法接近它”。颇有点“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的复杂况味。在第23章结尾处让方成冰产生蓝色花朵的朦胧想象：“回来的路上，方成冰发现，世界也跟自己一样变得醉意朦胧。醉了的世界比醒着的世界可爱。他分明看见幽蓝幽蓝的天空落下玫瑰色的花瓣雨，纷纷扬扬，轰轰烈烈；可是他一伸手，什么也没有。”氤氲着一重忧郁感伤，又极为切合诺瓦利斯的本意，“幽蓝幽蓝的天空”落下的花瓣雨，象征着方成冰憔悴的灵魂所能渴望的一切美好事物。在诺瓦利斯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亨利希•封•奥弗特丁根》中，蓝花象征着充满整个灵魂的幸福，它只存在于人们无法看见的地方，却常常鲜活呈现于梦、预感或者幻觉之中；它有时混在开放的花丛中向人致意，随即消失。它有时把香味送到人的面前，正当人陶醉时，香气却又飘走。在诺瓦利斯的小说中，蓝色花出现意味着主人公的内在塑造成熟，即将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④在《浮尘之上》中，每次蓝色花意象出现的时候，都是方成冰精神受到洗涤、灵明澄清之际。最后一章，许可可来访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诗意呈现：“盯着河面上卷起的水花，心窝里陡然泛起《卡斯波罗集市》的旋律。飘忽的晨雾也被那忧伤的旋律染上一层幽幽的湖蓝色。”蓝花意象时而浮现，就像作者有意散布于行文中的优美诗句，强调了美好诗意对人心理的安慰作用，以及这种虽然微弱却不绝于缕的诗意对于污浊现实的超越。
作者将小说命名为《浮尘之上》，显然是要强调主人公超越世俗和功利的形而上追求。方成冰在芦淀中学遭遇了一块人人敬而远之的“陨石”，便以之为精神寄托，多次月下流连或饮酒于此，自命“仰康石幽人”。这就形成了小说叙事的内在张力：冷眼观人间百态使主人公退居世界边缘，热心培育健康人格却常常使他处于世间漩涡中心。在这一点上，方成冰几乎是倪焕之的新世纪版本，而他周围的众生相，竟然与九十年前叶绍钧小说中的情景相差不远。唯因相隔近一个世纪而几无改变，这部小说才显出了冷峻的价值和意味。
注释：
①郭小东：《中国当代知青文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②（法）亨利•列斐伏尔著，王志弘译《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8页。
③（法）亨利•列斐伏尔著，倪伟译《论都市形式》，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81页。
④参见谷裕《试论诺瓦利斯小说的宗教特征》，《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关于教育者和教育界的写作虽非新鲜话题，却难以驾驭自如，因为这个崇扬诗教的古老国度三十多年来越来越无法轻松谈论教育了，中国教育所面临的困境，构成了教育界自身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诸多焦点话题，甚至可以称之为当下中国政治文化转型时期的一个典型文本。如同众多出于善良目的而设计的制度或实践方案一样，变革了几十年始终没有满意结果反而问题一箩筐的中国教育体制，聚焦了极为复杂的国人之痛，不止一代人在这种“痛”中完成教育历程，成为教育者，以并不令人欣悦的方式传道授业解惑，在良知之痛中延续着民族教育之痛。让有良知的读者捧卷时不能不痛苦的是，当下教育和教育者乃至受教育者的痛，不仅时时显现于都市，更多时候显现于、随即湮灭于广大的乡村，小说里芦淀中学方成冰们的挣扎和努力，有太多的现实映像。
一
小说的主体部分是方成冰在乡村中学接受磨砺，所以开端对于省城和爱情故事的介绍，其基本叙事功能在于为小说结束处的爱情复合、同学聚首埋下伏笔，也为整部叙事的迂回呼应作下铺垫。这只是为了达成叙事圆环而作的必要设计，真正能够体现出作者艺术技巧和思想主旨的还是主体部分，也就是必须深入细致解读的部分。
在《浮尘之上》中，无论是乡村青年的挣扎和倔强，还是男女主人公的乡村/城市出身，都不能不让人想起感动无数乡村文学青年的《平凡的世界》，特别是那些以落魄者身份发出的悲苦兼自励言辞，总是让乡村出身或者境遇不佳的读者感慨难言。为了加强这种感染效果，作者在着意塑造的男性主人公身边，安置了几个女性角色，作情感慰藉或者道德品行考验之用，而这几个女性角色的经济地位、文化身份、社会交往能力相差甚远，这种悬殊自然辐射出更多的情节链接，形成丰富的社会文化网络，以折射属于男性的多维的人生内涵或困境。如果从人的身份与空间互为象喻的角度考量，《浮尘之上》中许可可，姚天香，秦玉这三个女性，应该分别对应着都市、小市镇、乡村三种文化空间。女性与文化空间的互为象喻自古就有，或作为母亲形象的大地（家园、故土），或作为婚恋暗喻的“月满西楼”，或作为欲望化身的百乐门舞厅。
从《浮尘之上》的整体设计来看，这三个女性都对方成冰一见钟情，都不是针对他的长相或是家庭地位或者经济能力，显然是为了突出男性主人公的才华超群，男性的才华被一个又一个女性仰慕，便成为层波叠浪的情节发展动力。先让“女貌”与“郎才”形成古典爱情故事层面上的匹配，后让“郎才”与“女才”相匹配，完成对于古典爱情模式的超越，这种欲扬先抑的结构安排，其深层仍然没有摆脱对于男性的颂扬。女性温软的身体、俏丽的身姿对于男性的吸引，远不及女性对于男性的深刻理解重要，所以是集都市背景与文学审美能力于一身的许可可与方成冰终成眷属。男性在情感焦虑时难免徘徊月下，顾影长叹，在白昼总还要保持一番孤傲的不屈或冷冷的倔强，这种情节在《浮尘之上》中常常可以见到，因此，不能不说，作者在有意强化男性担当世界责任的勇气以及担当者时常感受的孤独。
于是，这三个女性出现于方成冰视野中的顺序就显出了作者的良苦用心。都市女性打开了乡村青年的心灵，也为他树立了生活的灯塔，虽然大部分篇幅里许可可都不在场，却遥遥地等待（或者说召唤）着男性的自我拔升。都市（女性）既然已经设计成为男性的归宿，那么乡村或小市镇（女性）便是走向归宿的中间阶段，所承担的叙事功能，无非是折射、映衬这种走向归宿的合理性或者必然性。这是《浮尘之上》和众多把城市欲望化（妖魔化）书写的乡土叙事不同之处，小说叙事虽然让方成冰对都市的权力持有者保持不驯顺的姿态，却最终设计他被都市接纳的尾声，反映出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天平还是倾向于都市的。既然主人公命运的总体走向如此设计，那么，乡村和小市镇（女性）所能承担的叙事功能就必须是呈现人生过渡阶段的复杂艰难，使主人公的性格变化和命运变化显示出足够的合理性。从对姚天香和秦玉的篇幅安排、归宿设计来看，作者把更多的温情给了乡村（女性），而不是小市镇（女性），这就折射出主人公对于生命两端的重视：出生之地和最后皈依之地。当然，也不妨说这正是作者对于生命两端的重视。
有趣之处在于，作者倾尽绝大部分篇幅书写的正是主人公仅仅视为人生过渡的小市镇，小市镇和女性的互为象喻也没有持续多久，作为都市权力辐射末端和乡村权力的上端，小市镇以含混而诡谲的面目拨弄着芸芸众生，这才是小市镇的威力所在，大概这也是作者真正的关注焦点，虽然以教育改革者的挫败为题材，但是挫败的文化根源不在于教育或者教育者，而在于都市权力以及受都市权力拨弄的小市镇文化氛围，就如同克里斯朵夫年轻时对抗而暮年归顺的社会环境，当初叶圣陶也是把倪焕之的失败归因于那个流言四起而又愚昧重重的小市镇，柔石的《二月》何尝不是？关注教育的文学书写，往往不得不把扭曲的环境、暗陋的人性渲染足了，才能点明教育改革艰难的症结所在，因此，教育改革题材的叙事便扩大为泛政治叙事，深蕴着一腔文化批评的幽情。
第28章“改造”，是《浮尘之上》前半部分最具哲理色彩的情节。方成冰被姚天香带到家中，和身为财政所长的父亲一起设计方成冰的未来，姚天香不喜欢却又不愿摆脱在庸常小市镇生活的优越感，于是“不喜欢”就变成了她的一种姿态，她在精神上期待着方成冰“像山外吹来的清风”吹拂自己，却不能容忍方成冰对于小市镇文化秩序的公然无视，最终只能在行动上与袁得水一致。原因很简单，她虽然明白地知道自己“就是不要这样的生活”，却无法清晰地知道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如同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屡屡出场的那种有文化有情调的小妇人，《红与黑》中的侯爵小姐玛特尔、《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厌恶世俗生活却又始终在世俗生活里沉浮。方成冰对她的这种矛盾心态非常清楚，终于在分手之夜点明：“你总希望一个男人能在自我世界里活得无拘无束，卓尔不群；又能在世俗社会里活得八面威风，左右逢源。你总以为一个男人可以在这两极之间自由摆渡。”这是半神性半奴性的结合体，也许世间有，而方成冰“做不到”。表面上看，她心仪桀骜不驯、有才华的男性，其实缘于对现实的恐惧，她不愿如蒋校长、政教主任等一干人那样“成天毫无意义的忙碌，浑浑噩噩地过活，直到老死。”这样的女性角色只能成为男性主人公自我磨砺的参照物，所以这部作品中最具灵魂拷问色彩的文字就出现了：
人究竟该怎么活着？是为本能地活着而活着，还是该为了某种意义而活着。也许荷尔德林所追求的“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富有人性的一种活法，那么，他方成冰该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种下什么才能生长出“诗意”？
二
值得留意的是，作者只让男性主人公产生如此深邃的思考，而把女性置于不情愿堕入庸俗生活的惴惴不安中，显然是在彰显男性主人公所拥有的“思考能力”，以及这种思考能力所暗示的“意义”与“诗意”。无需讨论作者是否受限于男性中心的话语立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当男性如此苦心焦虑于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诗意时，女性在其视野中充当了什么角色？不过是绿叶，衬托男性“思想能力”的绿叶。当小市镇（女性）的慵懒警醒了求索前行的男性，小市镇（女性）就失去了魅力，朴野而生命蓬勃的乡村（女性）豁然彰显。方成冰带着这样的思考路过“芦笛人家”时，“远远地往里面瞥了一眼，没有看见秦玉的身影，但秦玉的歌声回旋在他的耳际，像九天飘落的梵音”。乡村（女性）逐渐成为男性的精神支撑，而男性的生命也自然过渡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方成冰和秦玉的爱情纠葛，其实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别一版本。从秦玉照顾醉酒的方成冰、为他做饭乃至于亲吻拥抱这些生活细节来看，这个乡村姑娘显然混合了母性、妻性和情人等多种角色内涵，这也是众多乡村叙事在叙说青年文化人与乡村姑娘爱情故事时候常有的混合设计，或者说是一种普遍的期待，乡村（女性）美丽多情而无私奉献，哪怕被误解被遗弃也只是怀着幽怨离开。“对爱的饥渴与执着，已发展成一种母性的图腾，对典型的东方女性品格的膜拜。”①方成冰的母亲与姐姐身上都隐约闪现着这种品质。
方成冰对于乡村文化空间（女性）的矛盾心理，其实反映了作者（或者准确地说是乡村叙事的作者）对于乡村的矛盾情感，既神魂相依又理性疏离，这种矛盾情感缘于男性主人公拥有俯视乡村的都市教育背景，为男性主人公设置这种教育背景的叙事策略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源头，现代乡土文学发轫之初，那些作者们悲切回望乡村的眼神，也首先是被城市启蒙了的。《浮尘之上》最终虽然没有让方成冰回到省城扬眉吐气，却也让他彻底摆脱了乡村，进入燕城，乡村仍然充当的是青年文化人精神成长的基地，或者说是乡村青年自我磨砺获得飞扬动力的原乡。这种把乡村既当作灵魂皈依之所、又当作精神受难之地、终作为理性回望之乡的思路，已经贯穿了一个世纪以来的乡村叙事。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深刻理解城市作为文化空间的象征内涵。人们平时留意的更多只是物理空间的各种征候，而无意洞察附着于物理空间符码之上或之内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实际上，空间是“内含于财产关系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空间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成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②都市之所以具有如此复杂而巨大的功能，原因就在于它汇聚了资产、商业产品和人的活动，因而是“一个享有特权的社会场所，是生产意义和消费产品的场所”。③不能不说，《浮尘之上》虽然对都市拥有的权力和物质一再冷嘲热讽，却没有否定都市，作者所否定的只是都市中现有的权力和物质拥有者罢了。因此，在最深沉的精神层面上，作者和他的男性主人公与乡村达成了共鸣，那就是进入并且扎根于城市，而不是征服城市，方成冰在骨子里和他的家人、村人一样，怀着乡村对于都市的混合着敬畏、自卑和郁愤的情感。让省城的女性痴情长期等待、最终翩然来就，不过是这种情感的曲折表达方式。从更为开阔的文学史视野来看，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悲悯乡村的，叙述乡村仰望小市镇或者都市权力时的屈辱感；倾慕城市的，更多彰显乡村文化空间的愚昧闭塞或者衰朽。都市已经毋庸置疑的成为这个社会的、也成为作家意识中的文化中心和价值标杆，这应该是一个好现象，说明中国作家已经可以理性地看待都市牵引乡村前行的历史潮流，而不再一味地让乡村在仰望都市的同时愤愤不平。
对于方成冰来说，省城师范大学沈老师的临别赠言是对他的激励，也是对他此后在乡村遭遇磕磕绊绊的谶言：“坚守需要付出代价，放弃又会使你陷入庸常”。这句话甚至可以看做这部小说主人公形象的最大特点，在与各种环境因素对抗对话中逐渐形象丰满却始终无法化解对抗态势，也是小说叙事张力所在。与此呼应的，是李云鹤常常念叨的那句话：“有路可走终至无路可走，屈子是也；无路可走终至有路可走，庄子是也。”方成冰的矛盾其实就是精神上皈依庄子而在现实中必须做屈子，这一点，其实象征了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的生存困境。如果考虑到这部小说的主题指向是教育改革，就不能不深思一个问题：方成冰顺利进入都市后仍然要面对这个一度压迫、驱逐他的文化（权力）机制，叙事圆环的建构，安知不是对于这个圆环的解构呢？约翰•克里斯朵夫晚年返回巴黎后，不再反抗世俗，进入所谓“清明高远的境界”，看似超脱，实际上反映了罗曼•罗兰对于精神战士最终可能放弃英雄主义的忧虑。三十多年来的这个小说叙事，只要涉及底层青年反抗权力、壮大自我心灵的主题，都乐于为主人公预设一个被都市（现实权力机制）接纳的收束，这究竟是仅仅代表了作者的美好愿望呢，还是在含蓄表达着作者对于都市（现实权力机制）无法摆脱的企慕？
三
从纯粹的叙事解读来看，小说不过是作者为了特定目的而作的设计，尽管作者心中有着关于生活的无比清晰的影像，形诸纸面的也不过是一重摹写，当作者把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与想象表述成为作品时，既会浓缩与提升现实生活中本有的诗意，也会聚焦与彰显现实生活中积久的痼疾与污浊。正因为《浮尘之上》的作者兼顾了生活中这种永恒的矛盾，才呈现了世界的本相，大河奔流而泥沙俱下。
诗意与污浊的对比，首先体现在自然风景与贫穷卑屈生活状态的对比。开端四章只是写都市中的人事纠葛，无自然风景可言，方成冰打算送给许可可的一枝虞美人，也只能无声地蜷缩在公寓楼的墙壁之下。当方成冰的脚踏上故乡松软的灰土地，就感觉自己像渡过红海却找不到家园的犹太人，这处此节描写非常贴合他刚被都市驱逐又不甘扎根乡村的心理。就他受过的教育而言，乡村是美丽的，所以“他喜欢看那疏疏落落的人家披着古红的霞光，喜欢看那几缕从陶渊明的诗里飘散出来的炊烟，还有那良田，美池和桑竹，自有几分桃花源的清明气象”；就他在都市已经享有的爱情而言，乡村让他痛苦，因为这里蕴蓄着贫穷和白眼。为了渲染主人公精神成长的艰难历程，作者自然要设计让他进城受骗受辱的情节，父母的甘于卑贱和无怨无悔则是另外一抹令人心酸的风景，相比之下，夸夸其谈的大小官吏和商人，不过是用来烘托都市权力的无边法力罢了，这些都是人生诗意的反面，适足以反映现实的晦暗污浊。
小市镇在自然风情与民习风俗方面和是和乡村同质的文化空间，既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又有陈规陋俗，“水是芦淀镇生生不息的血脉，芦淀人在河埠上洗衣裳，刷马桶，捞螺丝，听着船老大扯开嗓子唱几句不成曲调的渔歌，或是跟码头上的风骚婆娘打情骂俏，这里浸透着生活的原汁原味。”这种自然风景在某种意义上，和那个有着天籁声音的秦玉，是互为象征的。对于方成冰来说，在领教过都市的盛气凌人和矫揉造作之后，“如果不是因为爱情，他并不拒绝芦淀这样的小镇。”毕竟这样的芦淀镇洋溢着古典诗意。但是，小市镇还有着与都市权力同质的一重文化空间，芦淀也不例外。当读者随着方成冰初次见识“芦淀”时，发现的是与乡村同质的小市镇；当方成冰走进设在镇上的“文教办”，呈现在他眼前（也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区政府大楼与镇政府大院镇党委镇政府周主任”等梯级排序的权力。当然，作者以大量篇幅展示小市镇权力运作的污浊，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是要更强烈地显示主人公生活于其中的屈辱和困窘，以及这种生活环境对诗意的驱逐。
当方成冰父子“走后门”的诸般努力均告失败之后，便只能到芦淀中学去报道，这个将汇聚各种人物形象的小市镇空间，作者意在强调各种人事争斗的暗潮，所以对其自然风景采取了欲抑先扬的笔法：“乍一看，芦淀中学竟有几分婉约而恬静的风致，比如学校门前那一座小巧玲珑又温柔敦厚的石拱桥，比如桥下流水潺潺黄叶悠悠虫声唧唧的天然组合，比如校门两边蓊蓊郁郁如烟如雾的垂杨和柳树。”作者用“乍一看”提醒读者，诗意从一开始就不属于芦淀中学，接踵而至的，便是属于小市镇的各种不堪的伎俩与算计了。
其次体现在心中拥有的美好之物与身处的人心阴暗、道德颓败形成的强烈对比。全书借用了较多的诗句，而每次引用诗句的时候，都是小说人物境遇不佳或厄运将至时，这就使得诗意与污浊的对比产生了类似于旋律的叙事效果。当方成冰与姚天香分手之后，去蒲柳村寻秦玉，整个身心沉浸入“温润如琥珀，透明如琉璃的世界”，恬静舒缓的乡村氛围使他想起了叶芝：“当你年老，两鬓斑斑，睡意沉沉/打盹在炉火旁。/你取下这本书来，慢慢的诵读/梦呓着你昔日的神采，/温柔的眼波中映着倒影深深。”这段诗句流露出阅尽生活沧桑之后的淡然，以及对于往昔纯美爱情的回忆，随即发生贾旺才失去田小娥醉酒出丑事件。即使生活以及被污浊包围，作者还是要让他心爱的主人公保持对于诗意人生的向往，在班级总评低于袁得水的时候，方成冰还要和学生一起感受《瓦尔登湖》的魅力：“我拥有阳光照耀的时辰以及夏令的日月，我挥霍着它们……”还要和秦玉共同品尝一份砂锅。
小说中有一条最具诗意的副线，以诺瓦利斯诗中的蓝色花朵作为意象多次闪现。最初是在方成冰得到姚天香温情关怀时，既欣悦又忐忑，感觉“现实就是横亘在你前面的河流，你站在此岸可以遥望彼岸的繁花满树却总是无法接近它”。颇有点“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的复杂况味。在第23章结尾处让方成冰产生蓝色花朵的朦胧想象：“回来的路上，方成冰发现，世界也跟自己一样变得醉意朦胧。醉了的世界比醒着的世界可爱。他分明看见幽蓝幽蓝的天空落下玫瑰色的花瓣雨，纷纷扬扬，轰轰烈烈；可是他一伸手，什么也没有。”氤氲着一重忧郁感伤，又极为切合诺瓦利斯的本意，“幽蓝幽蓝的天空”落下的花瓣雨，象征着方成冰憔悴的灵魂所能渴望的一切美好事物。在诺瓦利斯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亨利希•封•奥弗特丁根》中，蓝花象征着充满整个灵魂的幸福，它只存在于人们无法看见的地方，却常常鲜活呈现于梦、预感或者幻觉之中；它有时混在开放的花丛中向人致意，随即消失。它有时把香味送到人的面前，正当人陶醉时，香气却又飘走。在诺瓦利斯的小说中，蓝色花出现意味着主人公的内在塑造成熟，即将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④在《浮尘之上》中，每次蓝色花意象出现的时候，都是方成冰精神受到洗涤、灵明澄清之际。最后一章，许可可来访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诗意呈现：“盯着河面上卷起的水花，心窝里陡然泛起《卡斯波罗集市》的旋律。飘忽的晨雾也被那忧伤的旋律染上一层幽幽的湖蓝色。”蓝花意象时而浮现，就像作者有意散布于行文中的优美诗句，强调了美好诗意对人心理的安慰作用，以及这种虽然微弱却不绝于缕的诗意对于污浊现实的超越。
作者将小说命名为《浮尘之上》，显然是要强调主人公超越世俗和功利的形而上追求。方成冰在芦淀中学遭遇了一块人人敬而远之的“陨石”，便以之为精神寄托，多次月下流连或饮酒于此，自命“仰康石幽人”。这就形成了小说叙事的内在张力：冷眼观人间百态使主人公退居世界边缘，热心培育健康人格却常常使他处于世间漩涡中心。在这一点上，方成冰几乎是倪焕之的新世纪版本，而他周围的众生相，竟然与九十年前叶绍钧小说中的情景相差不远。唯因相隔近一个世纪而几无改变，这部小说才显出了冷峻的价值和意味。
注释：
①郭小东：《中国当代知青文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②（法）亨利•列斐伏尔著，王志弘译《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8页。
③（法）亨利•列斐伏尔著，倪伟译《论都市形式》，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81页。
④参见谷裕《试论诺瓦利斯小说的宗教特征》，《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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