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中国：于无声处听惊雷

文/璃人泪 六卷本的《哈佛中国史》是一套面向大中学生和普通读者的普及读物。由著名汉学家卜正民领衔并撰写元明卷，另外三位海外汉学家陆威仪、迪特·库恩、罗威廉分别撰写其余五卷。这与寻常所见的通史或教科书有所不同。后者要么是由一个作者从头至尾遵循自己的体例完整阐述，虽一脉相承，却局限于一己视野；要么集体讨论或各书章节拼凑起来，集思广益，可惜难免凌乱跳跃不成一体。相比之下，《哈佛中国史》保持了相对的完整性和同一性：同一个朝代（或者说时期，秦与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元与明均作为一个宏观的阶段来考量）由同一个作者来撰写，按照作者对该段历史的整体把控，行文风格大不相同；但纵观各卷目录又不难发现，整套书的精神是一致的，即并不以时间为序罗列重大历史事件、记录耀眼的人物，并不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评价往昔的功过，而是从地理、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逐一代入当时当地，助读者整体体会历史的推演过程。一切在今天看来了不起的伟业、有失考虑的失误、荒诞愚昧的现象，顺着历史长河回溯，原本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其中不可理解的东西，或许是我们了解的史料还不够多。 帝国盛衰如潮涌 《哈佛中国史》最根本的立足点是“帝制”，整套书要探讨的是作为帝国的中国史，因此，将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视为“早期中华帝国”的开端，而止于清朝被推翻。在《哈佛中国史》中，时间是一条流动的河，帝国的盛衰随着这条河奔流不息千变万化。这也代表着历史的延续性，听得到秦以前的涓流，看得到清以后的奔流，更多的是在各卷之间，不同朝代之间的过渡，以及不那么泾渭分明的历史。的确，我们可以明确以某场战役或者某个新的纪年代表一个转折点，但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个人来说，存在一个缓冲区，对于文化来说更是如此。 就帝国论，除第四卷《儒家统治的时代》书名未直接出现“帝国”二字，其余几卷紧紧围绕帝国的性质、其中隐含某种类似生命的元素：雏形（早期）、分裂、走向世界（世界性）、挣扎、苟延残喘（最后）。生命的元素在，帝国得以维系；生命的元素灭，帝国不复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朝代更迭江山易主、或是战乱、叛变，中华帝国仍是中华帝国，如同青壮年的一场疾病，假以时日痊愈了，还能重拾活力继续闯荡，及至年老体弱病入膏肓，才是真的命数已尽。 葛兆光评论中国学者写历史是“一根主线，若干支流”。但在《哈佛中国史》的西方视野下，我们读到的是这条河流流向的变化、水势的变化、种种看似寻常却决定它未来的蛛丝马迹。尽管存在太多变量，历史本身是个非线性不确定的过程，却不至于令人仓皇无措，每个身处环境中敏感的参与者或多或少都在感知历史、推波助澜。 地缘政治的分与合 不独中外有别，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天南地北都不可一概而论。在《哈佛中国史》中，帝国是不可割裂的整体，也需要有分有合的探讨，各时各地都是帝国这条河流的重要一环。 丛书第一册开篇，先讲秦朝的地理，介绍地质地貌和水系分布。地理特征决定了后续发展，秦地多山，多数土地不宜耕种，可耕种的土地又被山脉、高原阻隔，陆路运输成本高，水路运输又有局限。还有黄和地区多泥沙、土地疏松、水患连年，如果我们站在秦人的角度，会如何发展？ 又譬如，北方游牧民族为何来犯？草原地理环境固然是决定他们生活形态的原因之一，陆威仪分析，中亚地区也曾将农业与畜牧相结合，在绿洲或河流附近种植庄稼作为畜牧的补充，却因人口膨胀和气候干旱等原因彻底放弃农业。而随畜牧和狩猎发展起来的弓马技艺成就了游牧民族天然的军队，掠夺南方经济产物似乎也是历史必由。 地貌差异造成经济差异、生活差异，又进一步反映到文化差异上。《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中详细分析了晋南渡后的南北文化差异：南方世家大族在朝堂上为了声望和官职展开斗争，北人被排斥，于是推崇清谈、诗歌、音乐才华为贵族象征，“将自己包装成拥有哲学静默、名义上的隐逸及文学成就的优雅之士”，其初衷又何尝不透着些许无奈。到了明朝，虽有可实行所谓“公平”的人才举荐制度——科举考试为标准，仍难免受当权者的主观偏好干预。如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在电视剧《少年包青天》中亦有关于南北士子剑拔弩张日益激化的矛盾。 帝国本是一个整体，却因其中过于复杂的差异必要分而治之，甚至对于当权者个人来说，处理这种好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在这点上，隋炀帝身上的矛盾尤为突出，陆威仪笔下分裂的隋炀帝是个政治悲剧，他无法处理好“对军事征服东北的执着和对南方个人生活的痴迷”。秦的统一是在为一国的局限找出路，元的主宰时刻在寻求一种正名，清毁于内部分崩离析的先兆。帝国内部分与合的平衡，恰是决定时代走向的关键。 见微知著观世相 《哈佛中国史》将中西方史料互作补充，其侧重点也大有可观。作者大抵都以自己对某段历史的整体理解作底，再从各个角度引述史料佐证，有些乍看之下并不是最重要的点，或许在保守的教科书中不值一提的细节，却能让一段历史丰满。 以战国为例，若要画出一条历史推演的曲线，早期中华帝国百废待兴，正在积累和完善体制、树立新规范。此时，统治者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服。陆威仪从不同角度烘托了这层用心：战国新的建筑元素强调高度和垂直度，因为统治者的权力需要强调，他们与上天、神祗相联系；实行人口登记、绘制地图，“证明国家政权开始把自己的权力升华到法律档案这种表现方式”；在文化上特别前卫的一点是有了“胎教”这件事，贾谊、董仲舒、刘向这些西汉最有名的学者都写了有关“胎教”的文章，可见其已被普遍接受，亦可见后天努力改变命运的意识出现，证明当时环境下有这样一条路可走，侧面反映社会价值的导向。 整套书最出彩的一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更是将天气异象作为贯穿历史的灵魂。龙见，以今天的科学来讨论其真伪尚无定论，但它不是空穴来风，被当时大多数人认可、被载入史册一定有缘由。其中缘由也不能简单地归于迷信，卜正民将之与朝代方方面面的改变相联系，通过天气异象的频率和程度来分析一个时代的历史是相当大胆的尝试，也让人耳目一新。历史可以在一处细节上找到规律，可以在并行的几组规律中发现相互对应的关系。我们的祖先经历过的严寒酷暑、极端异象，都是我们还原他们生活状态的线索。 除了上述可追溯文献寻找规律的细节，还有一些更琐屑、更不足挂齿的点，比方百姓生活的柴米油盐，或者市井巷议的潜规则，琢磨这其中的规律更需要洞察力，对海外学者实属不易。 譬如卜正民提到，筷子原称“箸”，因其与“阻”同音，苏州商人讳言“翻”、“阻”，以“快”谐音名之，侧面体现了宋代经济与风俗：“将具有不确定性的经济活动中的风险降到最低”。而罗威廉对上海的观察连我这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都大吃一惊。上周无意间看到某回忆旧上海的纪录片，听母亲提到过去外来移民也按地域划分三六九等。我当小道听过，罗威廉倒记得详细，由“苏北认同”引证族群的基础和社会边缘化，有理有据，且研究得相当透彻，真是细微之处皆有玄机。 社会的人与人的社会 在《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一卷中，陆威仪提到唐代刘知几作《史通》，评价孔子的《春秋》只把鲁国载入编年史，且“省略了对人物和事件的细致描写，是一个严重的史学错误”。但有趣的是，作者本人著史也绝少提到具体的人物传略，尤其是在第一卷，出现的人名都屈指可数。其他几位作者也并未详述重要人物，反而是知名度稍逊但有特点的人着墨稍多，仅作为论述观点的补充。在卜正民撰写的《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中，具体引证的几个实例主人公只是一段史料中的墨痕，好比偶然保存下来的古老照片无名却鲜活的主角，是回溯历史的入口，亦是当时的大多数；又似老勃鲁盖尔的名画《有伊卡洛斯坠落的风景》，水陆两边忙碌的农夫和渔民倒比主人公更醒目。 不突出大人物的写法并不是说只有被点到的才是重要的，如秦始皇、成吉思汗、忽必烈。作为社会的参与者，人人都可能反过来影响社会，即便这一影响不那么一目了然。《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写到市场经济的调控作用便是一例：米价贵，客商云集，价格必减，客商往他所，自然流通。 人是非常复杂的个体，不仅有他的社会角色，也要谋求私利。位高权重如曹操，仍难免思虑自己的喜好，他要彻底清除汉朝死忠拥护者，于是有了九品中正制。古时也有权钱交易，朝堂上也有小团体，共有利益拉帮结派，于是有了党争。有时，私利与公利的界限如此含混，足以为当事人提供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罗威廉认为他们“必须在自己的脉络下”分析，以简单的是非尺度评价难免偏颇。比如张之洞，他“每次迅速变化政治立场时的真切爱国之心是不可否认的，但在各种状况下，他对于清朝之最佳利益的看法是直接与他本身政治事业的推动一致的”。有时，群体受到的压抑情绪会成为平地惊雷的导火索，如宋代士大夫的绝望，经过严苛选拔，最后不得不服从朝廷和皇帝利益，靠的只是传统的信仰，这信仰一旦飘摇，必会酝酿变局。 读历史读到的是人的社会的全貌，但需要着意的点偏偏是社会的人。他可能长久地处在矛盾之中，可能湮没在人海始终没有话语权，不过社会的人是需要表达的，个人表达在任何环境中都必会借一个出口，像一串密码，期待着解语者。陆威仪认为，蔡邕是第一个以书法作为精英自我表达方式的人，书法是小道，于他而言，为国家服务才是其存在的价值。在唐代，文学获得了新地位，韩愈将“文以载道”的内核不断扩充，“个人秉性与文学天赋转变为被社会称颂的对象”。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迪特·库恩对宋徽宗的看法。人们通常将他与南唐后主李煜并举为错生在帝王之家的艺术家，若由他们去钻营艺术，由贤能者来治国，于当时朝代才算幸事。然而，库恩对此有不同见解，在他眼里，宋徽宗对艺术的执着跟他对国家的用心是统一的，他希冀打开一个新的局面（类似于文化治国），只是未能把他的意图付诸实践。这是建立在他对自己爱好深刻的理解上的，必然是怀着一种融会贯通的热情。以今天的企业文化为例，有的领导倡导读书新思，有的领导喜欢搞军事化，出发点既离不开个人喜好，又受限于个人能力，结果可能偏颇，但本意未必不想领导好一个企业。如此来看宋徽宗，便不能说他对政治没有上心：“他的目的可能是要把政治与文化的功能整合起来，从而把他和他的作为与百年前真宗皇帝在道教上的许多举措联系起来”。 卜正民在《哈佛中国史》中文版总序中寄言中国读者：“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诚如斯言。我们有太多史料，也有太多可参考的历史著作，然而要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更重要的或许是检视当下，思考未来）并不容易。既要有慧眼识珠、弃绝糟粕的洞察力，又要善于整体把握、总结、致用。《哈佛中国史》并没有将哪个时代剖析得面面俱到，但读完脑中一定有个轮廓，知道要往其中填充的知识是什么，知道哪些线索至关重要，知道盛与衰的判断可以如何寻求诗意的表达又要如何面对赤裸的现实。这些远比记住几个时间点的数字来得重要。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哈佛中国史》中的有限细节将我们引入无垠世界的洋洋大观里，且让这种拓展充满挑战与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