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政治
政治,就是怎样在民众之间行使权力的问题。当这个权力落在民众或民众的代表手里,被称为民主政治,比如古希腊和美国的民主政治;当这个权力落在某个人手里,并在其家族(North Korea金氏家族、中国历代皇帝)之中流转,或在其党派之中流转(比如苏/共),就构成独×裁或专×制政体。
古希腊人,甚至他们后来的罗马人,都看不起专×制政体。希腊人看不起专×制政体中当权者和百姓的尊卑之分,古罗马人的共和政体权力分散制衡限制个人,统一为祖国的利益服务,他们看不起为个人或家族或一个党派服务的专×制政体。
但是,这些政体各自有缺点。希腊人的民主只限于公民,公民下面还有几十万的奴隶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更何况,他们的民主政体甚至谋杀了作为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苏格拉底(其他几个最伟大就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康德)。而罗马共和政体中人们也不断争权夺势,最终爱国的精神不敌贪图荣华富贵之心,也彻底堕落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对文化和智商碾压其他民族几千年的希腊人及其政体不满意,所以提出一个《理想国》,让哲人王来实施统治。柏拉图虽然伟大,但是他的这个理想模型是有问题的。后来,逊色于柏拉图的思想者们,比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都就政治的一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当然影响最大的要数马克思,他超越了“统治术”,不是在治理人民维护政体上出谋划策,而是出于某种人道主义的关怀,要为那些较为贫穷的劳动阶级从“夺取”他们财产的高级富有阶级那里寻求“公道”。
一个合理的政体,最主要的就是寻求“公道”,即justice。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谬也。大锅饭均又寡,但很快就完蛋了。实际上应该是,不患均而患不公。人类心理承受力能忍受不均的程度,远远超过能忍受不公的程度。以现在的中国为例,仇富现象并非完全由贫富不均引起,而是看到有人利用关系和权力发财,这是不公引起的。退一步讲,仇富最多过过嘴瘾,但是不公能引起鸡蛋碰石头的性命相搏,不信你看看上/访和钉/子/户的实际行动。
但是“公道”很难进行定义。不同人嘴里的公道不同这是因为,人类智商不够。如果智商足够,我相信就像不同的人推算同一个数学题目,都会有同样的推演过程和结果。但是我们受自身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影响,又受自身动机、感情和利益的干扰,再加上思考能力有限,因此在许多问题上,不仅不同人的看法不同,甚至很多人的看法是愚蠢甚至是疯狂的。现在,几乎已经普遍接受或承认,人是非理性的,不管是在经济活动还是在政治活动中。这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人们的政治或经济行为不是按照“应该”而来的,而几乎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作者提到,对历史学家来说,历史是偶然事件的历史。
因为人的非理性,导致在公共活动中,不得不把人看作一种对刺激进行反应的动物。这就导致以下后果:
其一,不管任何名义的政治活动,都是为了攫取权力,而权力意味着利益。因而在攫取权力之后,不受限制的家族或一党专×制或独×裁政体,必然会导致腐败,绝无例外。哪怕是一时有个明君进行统治,但早晚会落到昏君(奸臣、奸党)手里。在现代,而些专×制政体,无论是希特勒政权还是社会主义,无一不是从一种用于收买民心“理想”图景开始,然后走向腐朽和堕落卢梭等人说,奴隶革命成功,不过是换个主子。在缺乏必要的孕育环境下,不仅民众不具备建立理想政体的素质,更重要的是革命领袖不具备建立更合理政体的见识和能力,他们往往自己就变成了自己推翻的不良统治者,就如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可能会被一小部分人攫取成果成为红色权贵,想要被呼“万岁”称王称帝。
其二,即使在民主选举的政体中,算然当权者是投票选举出来,但是政客候选人是通过千方百计揣摩选民心意,迎合他们、影响他们和操纵他们,让他们为自己投票,最终实现的目的。他们并非最有思想的哲人,也不是那些最有人道主义关怀精神的人,而是那些比较聪明的活动家。由于权力涉及利益,必然吸引大批想渔利之徒。所以,在民选国家,各种财阀去支持候选政客。而在专×制国家,则出现一批专业人士,他们的目的是升官,他们的特长是谄媚,他们被称作“官员”。
其三,在政治活动中,民意也并非善类。就如在那些在道德上令人难以忍受的罪案中,民意往往一致地要虐死这个罪犯一样,在政治活动人,人们不仅出于自己利益支持或反对某种活动,还常常轻易地被那些聪明的政客骗到,不仅可能会支持一种疯狂的行为,比如德国人之于希特勒,甚至还会被骗到为某种错误的“美好理想”出生入死、牺牲性命。所谓“乌合之众”,不仅是不能集中力量获得进步,甚至还会有意无意作恶。
因此,必须对公民进行教育,让他们充分了解政治,以降低其非理性;其二,必须限制统治者的权力。美国政治就是对权力进行分散,这样使得权力相互制衡,避免一权独大。民选政体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却总是比专×制政体优越。因为民选政治的一个作用不是专×制政体能比的假设专×制政体能选出一个哲人王,比如柏拉图,做王,治理得完美。然后传给亚里士多德,又一个完美的王。但是下一个是谁呢?要等到阿奎那或康德出生,中间还有好多年呢,比可能避免尼禄、希特勒和太祖这些害死人小能手;但是如果是民选政体,虽然没有完美的王,但是它却能淘汰败类,还能阻击错误行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政治本身的性质和许多年的落后政体历史,政治看上去是处于权力上层人的活动,比如从领袖到基层的一群官(僚)。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些人(如豆瓣红人“维舟”)认为普通人忘记政治事件(如culture revolution)或许是好事(内心过上幸福生活),这种看法正体现出下面这个现象:思考者,在专×制体制下,会退隐到个人生活或思想上转向神秘主义。当然,那些真的勇士,敢于直面不公的社会,和无良自私的专×制统治者——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脊梁。
古希腊人,甚至他们后来的罗马人,都看不起专×制政体。希腊人看不起专×制政体中当权者和百姓的尊卑之分,古罗马人的共和政体权力分散制衡限制个人,统一为祖国的利益服务,他们看不起为个人或家族或一个党派服务的专×制政体。
但是,这些政体各自有缺点。希腊人的民主只限于公民,公民下面还有几十万的奴隶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更何况,他们的民主政体甚至谋杀了作为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苏格拉底(其他几个最伟大就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康德)。而罗马共和政体中人们也不断争权夺势,最终爱国的精神不敌贪图荣华富贵之心,也彻底堕落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对文化和智商碾压其他民族几千年的希腊人及其政体不满意,所以提出一个《理想国》,让哲人王来实施统治。柏拉图虽然伟大,但是他的这个理想模型是有问题的。后来,逊色于柏拉图的思想者们,比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都就政治的一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当然影响最大的要数马克思,他超越了“统治术”,不是在治理人民维护政体上出谋划策,而是出于某种人道主义的关怀,要为那些较为贫穷的劳动阶级从“夺取”他们财产的高级富有阶级那里寻求“公道”。
一个合理的政体,最主要的就是寻求“公道”,即justice。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谬也。大锅饭均又寡,但很快就完蛋了。实际上应该是,不患均而患不公。人类心理承受力能忍受不均的程度,远远超过能忍受不公的程度。以现在的中国为例,仇富现象并非完全由贫富不均引起,而是看到有人利用关系和权力发财,这是不公引起的。退一步讲,仇富最多过过嘴瘾,但是不公能引起鸡蛋碰石头的性命相搏,不信你看看上/访和钉/子/户的实际行动。
但是“公道”很难进行定义。不同人嘴里的公道不同这是因为,人类智商不够。如果智商足够,我相信就像不同的人推算同一个数学题目,都会有同样的推演过程和结果。但是我们受自身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影响,又受自身动机、感情和利益的干扰,再加上思考能力有限,因此在许多问题上,不仅不同人的看法不同,甚至很多人的看法是愚蠢甚至是疯狂的。现在,几乎已经普遍接受或承认,人是非理性的,不管是在经济活动还是在政治活动中。这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人们的政治或经济行为不是按照“应该”而来的,而几乎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作者提到,对历史学家来说,历史是偶然事件的历史。
因为人的非理性,导致在公共活动中,不得不把人看作一种对刺激进行反应的动物。这就导致以下后果:
其一,不管任何名义的政治活动,都是为了攫取权力,而权力意味着利益。因而在攫取权力之后,不受限制的家族或一党专×制或独×裁政体,必然会导致腐败,绝无例外。哪怕是一时有个明君进行统治,但早晚会落到昏君(奸臣、奸党)手里。在现代,而些专×制政体,无论是希特勒政权还是社会主义,无一不是从一种用于收买民心“理想”图景开始,然后走向腐朽和堕落卢梭等人说,奴隶革命成功,不过是换个主子。在缺乏必要的孕育环境下,不仅民众不具备建立理想政体的素质,更重要的是革命领袖不具备建立更合理政体的见识和能力,他们往往自己就变成了自己推翻的不良统治者,就如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可能会被一小部分人攫取成果成为红色权贵,想要被呼“万岁”称王称帝。
其二,即使在民主选举的政体中,算然当权者是投票选举出来,但是政客候选人是通过千方百计揣摩选民心意,迎合他们、影响他们和操纵他们,让他们为自己投票,最终实现的目的。他们并非最有思想的哲人,也不是那些最有人道主义关怀精神的人,而是那些比较聪明的活动家。由于权力涉及利益,必然吸引大批想渔利之徒。所以,在民选国家,各种财阀去支持候选政客。而在专×制国家,则出现一批专业人士,他们的目的是升官,他们的特长是谄媚,他们被称作“官员”。
其三,在政治活动中,民意也并非善类。就如在那些在道德上令人难以忍受的罪案中,民意往往一致地要虐死这个罪犯一样,在政治活动人,人们不仅出于自己利益支持或反对某种活动,还常常轻易地被那些聪明的政客骗到,不仅可能会支持一种疯狂的行为,比如德国人之于希特勒,甚至还会被骗到为某种错误的“美好理想”出生入死、牺牲性命。所谓“乌合之众”,不仅是不能集中力量获得进步,甚至还会有意无意作恶。
因此,必须对公民进行教育,让他们充分了解政治,以降低其非理性;其二,必须限制统治者的权力。美国政治就是对权力进行分散,这样使得权力相互制衡,避免一权独大。民选政体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却总是比专×制政体优越。因为民选政治的一个作用不是专×制政体能比的假设专×制政体能选出一个哲人王,比如柏拉图,做王,治理得完美。然后传给亚里士多德,又一个完美的王。但是下一个是谁呢?要等到阿奎那或康德出生,中间还有好多年呢,比可能避免尼禄、希特勒和太祖这些害死人小能手;但是如果是民选政体,虽然没有完美的王,但是它却能淘汰败类,还能阻击错误行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政治本身的性质和许多年的落后政体历史,政治看上去是处于权力上层人的活动,比如从领袖到基层的一群官(僚)。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些人(如豆瓣红人“维舟”)认为普通人忘记政治事件(如culture revolution)或许是好事(内心过上幸福生活),这种看法正体现出下面这个现象:思考者,在专×制体制下,会退隐到个人生活或思想上转向神秘主义。当然,那些真的勇士,敢于直面不公的社会,和无良自私的专×制统治者——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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