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是译后记好了

一切似曾相识，但魔力依然生效

“只有乌鸦能够离开森林，跟随人类进入城市。”戈达尔在《遇见伍迪•艾伦》的开头这样形容他的美国朋友。那是1986年的某个春日，《汉娜姐妹》受邀参加戛纳电影节的非竞赛片单元，伍迪•艾伦照旧没有出席放映，于是电影节找到戈达尔，请他飞去纽约和伍迪做一场对谈。乌鸦的比喻，不知是讽喻伍迪絮絮叨叨的影片风格，还是暗示两人的那场对谈本身——的确毫无火花，并且显得不合时宜。

那部访谈纪录片的剧照摄影师是史提格•比约克曼，他也是《我心深处》一书的编者、对话者。这本持续了十年的访谈录，以一部电影为一个章节，从处女作《傻瓜入狱记》开始，涵盖了伍迪的所有早中期作品。34部电影（章节），就像一份配有导演评论音轨的片单，或是一部风格指南，呈现了伍迪从喜剧演员时期段子手式的自动化写作，到有意识地逐渐形成自己的导演风格，并持续不断地进行风格实验的流变轨迹。

我似乎能理解那个乌鸦的比喻。一只常驻曼哈顿、被焦虑和神经质围困因而无法停止鸣叫的乌鸦。我们太熟悉伍迪·艾伦的套路了。永远是爱的焦虑、伦理的焦虑、死亡的焦虑包裹在自我分析和自我解嘲里。对于熟悉的影迷来说，经常感到连对白都是似曾相识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回想看过的伍迪电影，总会和实际有出入。太多熟悉的细节，足够让我们把记忆中的片段，重新拼贴成一部新的电影，而丝毫不会丧失伍迪·艾伦性。一看到固定镜头下，一对恋人从远处沿着街道缓缓走来，谈论着存在主义与死亡、感性与理性、伯格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就会想起伍迪·艾伦。

《我心深处》虽以2002年的《好莱坞结局》为最终章，却丝毫不影响我们在2016年谈论伍迪。一方面，“好莱坞结局”这个名字即暗示了伍迪的风格独具之处——完全反好莱坞的、用叙事或剪辑的反常性去冲淡和解构逻辑缜密的剧本。另一方面，《好莱坞结局》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伍迪在风格上的分水岭，在那之后，他越拍越轻盈，并非因为技巧上的驾轻就熟，而是他要讲的，都已在之前的电影里讲过了。

有影评人这样概括伍迪晚近的作品：伍迪·艾伦曾经喜欢在电影里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和心理疗愈，而现在他不再那么坦白了，他开始借助魔法，比如穿越，比如魔术。这个说法实在很妙，甚至很可能包含着伍迪和电影的本质关系。在创作的早期和中期，伍迪用电影来剖析自己，电影就是那张沙发床，他把困惑、欲望和忏悔以近乎天真的方式统统暴露给我们，也引导我们在电影中认出自己，银幕内外是近乎镜像的披露与观看的关系，也是一种双重的疗愈。到了后期，伍迪的故事越讲越从容，也许是为了平衡生活本身的戏剧性（众所周知他与米亚·法罗的分居事件），或者仅仅只是为了探索新的方式，他开始在电影里玩起了魔术，他变换了口吻，只讲故事而不再直露地说出言外之意。

伍迪已经说了太多，在电影里。而我们也早已成长，不再追问伍迪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他的角色。最近的几部新片，其实都能照见伍迪早期作品的痕迹：《咖啡公社》像是加了滤镜的《无线电时代》，《魔力月光》中的魔术在《爱丽丝》和《玉蝎子的魔咒》中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过，《无理之人》则像一部更天真的《赛末点》，或更轻盈的《罪与错》。最新的《六场危事》，背景设定在六十年代，那是伍迪拍摄处女作《傻瓜入狱记》的年代，他也的确以电视剧的形式重新回归早期的创作内核：笑料和段子的积累，巧合与偶然的戏剧张力，群像式的、难以收场的荒诞结局。一切都似曾相识，但我们依然看得乐此不疲。

阅读和翻译《我心深处》的过程，于我是一段重识伍迪·艾伦的经验。谈话录的形式其实是危险的，它无法避免琐碎、重复，有时迂回、疲乏，但伍迪的诚实一如明镜。面对重复的提问，他永远像第一次回答时那样谨慎认真和自我修正。这一印象常常提醒我，要将他与银幕上那个自怨自艾的神经症患者区别开来。而这一印象的另一面，是伍迪在只言片语中不经意流露的、却在反复中不断加强的，一个悲观清醒的犹太无神论者的形象。伍迪在《我心深处》中谈到自己的信仰，他说：“我是不可知论者。我相信一个正直的人的确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他无法解释的时刻，在那些时刻他感到宇宙是具有某种意义的，或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存在，那是一种真正的宗教体验。”这种近乎灵性的经验，于伍迪而言是艺术经验，但这种经验并不通达超脱，而是一种逃避。既然在“可怕与可悲的人生”中没有更好的选择，那么创作作为一种智力活动，就能将人从人生无意义的无力感中暂时解救出来，“就像精神病院让病人做编织一样”。

西蒙娜·薇依曾说：“我应是无神论者，因为我自身有一部分并非神造就的。在那些自身的超自然部分尚未觉醒的人之中，无神论者是对的，信者错了。”伍迪并不试图使矛盾更加尖锐，他总是避重就轻、然而毫不温吞地给出最无害的和解方式。他当然是悲观的，从他最喜爱的（也经常在电影中引用的）那些作家和导演就能得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伯格曼，悲情的、严肃的、圣徒般的创作者。伍迪一次次地戏仿和致敬他的偶像，但不是以苦涩艰深的方式，而是用“一道甜点”（伍迪经常这样形容自己的电影）去冲淡、消解存在之难，因为这是电影留给艰难时日的唯一馈赠。在更早一些的电影里，伍迪的确更坦率，但都是点到即止的，保持距离感的坦率（毕竟我们并不总是有勇气去真正了解另一个人），这也恰是我们喜爱追随伍迪的原因之一：我们很清楚，他的点到即止也包含着我们对那些思考的规避。

这大概就是伍迪·艾伦的魔力生效的方式。他早已将自我祛魅，活成了一个形容词。当我们说“伍迪·艾伦今年已经81岁了”，这句话并不代表对一个老者的同情或包容。我们仍然期待伍迪继续以电影的方式写作，是因为他曾经说过的与没有说出的东西。因为他见证过电影和爵士乐的黄金年代，他的自律带着我们不曾拥有的那逝去的时代的荣光。因为他也曾出于同样的理由几乎要崩溃而终于没有崩溃。因为他还在写。


（刊于《文汇报》2016.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