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地铁是迫不得已的工具
“存在或虚无,这就是问题所在。上去,下来,走了,来了,不管人们做了什么,最终总要消失。”
——雷蒙·格诺
”
来自晃月派
会有人真正喜欢地铁这种交通(或运输)方式吗——地铁里的人怎么看都和过安检机的那些方块行李相差不大。地铁尽可能地缩减了旅行的多余元素,窗外匆匆掠过的街景被漆黑的隧道取代,独立的座位被连体长条凳取代,遇上高峰期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连个打呵欠的地方都没有,你成为真空包装里的一块肉,尽可能地被压缩,再压缩;交通运输部恨不得像用管道运输天然气一样来运输源源不绝的乘客。
在这样一个空间,你所能做的选择只有忍耐;闭上眼睛,尽量不去看周围那些令你反感作呕的人,把这想象成一次刑讯;等到地铁到站的那一刻,光明回归,铁门打开,你长舒一口气从这个微型移动集中营逃了出去。
这会不会让你联想到自己的人生呢。
有时候,我挺佩服文学里的譬喻,它们不是对生活的后发的总结,而是像某种先验的预言。“人生如旅途”是个老掉牙的譬喻。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交通方式,可这个譬喻从古至今都很实用;好像不是譬喻来源于生活,而是我们的生活跟随着譬喻而前进。以前人说这话的时候,意思很可能是说,人生像颠颠簸簸的马车,像柳暗花明的骑马独行,像白驹过隙的萍水相逢等等;而现在的意思,则更像是人生就像搭地铁,挤上去,一忍再忍,忍到终点站的时候有了一丝解脱,呼吸,逃逸。整个过程煎熬,并漆黑一片。
逃出来之后,回顾自己的人生。那挤破脑袋、煎熬甚久的旅途究竟都是些什么呢。谁也说不出来。漆黑的、不可见的大隧道。看似对下一个地点很明朗,但对旅途一无所知。
千与千寻海上列车剧照
带着这个想法,或许能让我们在雷蒙·格诺的小说里找到一点解锁的阿里阿德涅线团——我这么形容并不是夸张。雷蒙·格诺作为法国小说家的一员,绝对没有损害法国小说实验先行的荣誉传统——法国文学在血液中对文学形式本身的反思是所有文学里最大的;这也是我不喜欢大多数法国作家的原因。德国文学在哲学间反思,英格兰爱尔兰徘徊于天际灵魂,东欧在时光历史中反思,意大利游走于荒诞阴影,而西班牙则钟情于语言本身的罗里吧嗦。
雷蒙·格诺是“乌力波”文学社团的创始人。也就是“潜在文学工场”。这个流派讲究在小说里布置连艺术家本人都走不出来的迷宫。再加上参与这个社团的人,有很多数学家,物理学家,导致创作者们也纷纷尝试用数学方法进行创作。例如“S加N法”,利用数学集合论和布尔代数理论写“布尔型诗歌”和“梅比斯环变体诗”——这些东西,都是对文学血液的走火入魔,注定不会长久。
写作的人,没必要想这么多,想这么深。重要的是感受力和想象力。那些读了许多书,做了许多研究的人,写出来的作品未必好过一个酒鬼。不过这些元素到了美国大陆上才被承认。欧陆还是走传统路线。走在文学本身的内部。
中国文学也有走火入魔的趋势。对什么走火入魔呢,不是文学形式,也不是灵魂和理性,而是“根”。中国文学对一切有关于“根”的东西趋之若鹜。也是,五千年的传统,自然会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寻根狂潮”。关于家族的根,文化的根,语言的根,乡村农耕的根,凡是根都忍不住去啃,有点像不敢站在大地上栖息、奔跑的地下鼹鼠,只懂得去啃块茎植物的根须。略显怯懦。
没什么激情与创新性。莫言也是,用魔幻的外套去寻根。
《地铁姑娘扎姬》是雷蒙·格诺创作于1959年的小说。
这部小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情节。小说从这个叫扎姬的小姑娘遇见自己的舅舅加里布埃尔开始;扎姬想要坐地铁,但不能如愿:
扎姬颠颠地跟在后面。
“舅舅!”她叫了起来,“我们坐地铁吗?”
“不。”
“怎么不?”
她站住了。加里布埃尔停了下来,他转过身,放下箱子,解释道:
“我说了不坐地铁,因为今天没法坐,闹罢工了。”
“闹罢工?”
“对呀,闹罢工。地铁——这个巴黎最棒的交通工具,正在地下睡觉。因为那些检票的都不干活了。”
无法坐地铁,之后的两天时光里,扎姬只好跟着自己的舅舅乱逛。他们遇到旅游观光车把舅舅抢走去做导游,也遇到莫名其妙的女子跟着他们同行。在这短短两天的时间里,所有的人都发生了模糊不清的旋转变换。扎姬是个满嘴脏话的小女孩,说起话来都是“地铁个屌”“啤酒个屌”,还通过在大街上谎称舅舅的朋友是个拉皮条的而趁乱逃离,离家出走。
加里布埃尔在白天是扎姬的舅舅,到了晚上就抹上口红,穿上裙子,在俱乐部里扮演跳舞女郎,以此赚钱谋生。扎姬整本书都在纠缠舅舅他是不是一个同性恋,或者拉皮条的,鸡奸客之类的职业。加里布埃尔愤怒而严肃地宣称自己是个正常的男人,他结过婚了。
另一个跟着扎姬的人,在书中连名字都变了三次。一会儿是倒卖美国军队物资的小贩,一会儿是警察,一会儿是警探,最后这个人喜欢上了一位独居寡妇。
总之,所有出现在这本书里的人,看起来不像是过了两天,而是像过了二十年,甚至四十年——生命里的人遭遇沧海桑田,发生各种改变,职业变了,性格变了,灵魂也变了,你几乎都认不出他们曾经的面孔。但《地铁姑娘扎姬》将叙事时间压缩在两天之内,从而给读者带来加速效应,会让人感到有些荒诞、迷乱、不知所云。这就像你在两天内走马观花,快进了二十年的人生一样;想想吧,两天后,你见到了四十年后的朋友,物是人非,会有什么感想呢。
小说结束的那一刹那,就仿佛地铁终于打开了下车的门。整个旅途都是一条漆黑的大隧道;你只感到疲惫不堪,感到释放,感到旅途人群的拥挤和混乱。“人生如旅途”,无数人的生命经历也是如此,在不明不白,模糊混乱的状态下度过一天又一天。或者,迫于压力的大多数,从登上地铁的那一刻开始,目的就不再是为了旅途,而是为了尽快抵站。生命被分割成一个又一个靠站点,一个又一个看似可及的目标。
但这悲剧,又不是拒绝地铁所能避免的。《地铁姑娘扎姬》便是从一个从未坐过地铁的、无经验的小女孩着笔,用浓缩至两天的时间,释放出物是人非的迷乱与无定。也许,人的变化,命运的无常与流逝,都是注定的。地铁只是个荒诞的象征物,刨除这层荒诞,便是更内在的悲剧缩写——当然,我相信这绝不是作者雷蒙·格诺的初衷。
于是,小说最后,两天结束后扎姬回到了家里和母亲间的对话,便具有了某种来自“地铁与人生”的悲剧意味——
“你乘地铁了?”
“没有。”
“那么,你干了些什么?”
“我老了。”
——雷蒙·格诺
”
来自晃月派
会有人真正喜欢地铁这种交通(或运输)方式吗——地铁里的人怎么看都和过安检机的那些方块行李相差不大。地铁尽可能地缩减了旅行的多余元素,窗外匆匆掠过的街景被漆黑的隧道取代,独立的座位被连体长条凳取代,遇上高峰期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连个打呵欠的地方都没有,你成为真空包装里的一块肉,尽可能地被压缩,再压缩;交通运输部恨不得像用管道运输天然气一样来运输源源不绝的乘客。
在这样一个空间,你所能做的选择只有忍耐;闭上眼睛,尽量不去看周围那些令你反感作呕的人,把这想象成一次刑讯;等到地铁到站的那一刻,光明回归,铁门打开,你长舒一口气从这个微型移动集中营逃了出去。
这会不会让你联想到自己的人生呢。
有时候,我挺佩服文学里的譬喻,它们不是对生活的后发的总结,而是像某种先验的预言。“人生如旅途”是个老掉牙的譬喻。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交通方式,可这个譬喻从古至今都很实用;好像不是譬喻来源于生活,而是我们的生活跟随着譬喻而前进。以前人说这话的时候,意思很可能是说,人生像颠颠簸簸的马车,像柳暗花明的骑马独行,像白驹过隙的萍水相逢等等;而现在的意思,则更像是人生就像搭地铁,挤上去,一忍再忍,忍到终点站的时候有了一丝解脱,呼吸,逃逸。整个过程煎熬,并漆黑一片。
逃出来之后,回顾自己的人生。那挤破脑袋、煎熬甚久的旅途究竟都是些什么呢。谁也说不出来。漆黑的、不可见的大隧道。看似对下一个地点很明朗,但对旅途一无所知。
千与千寻海上列车剧照
带着这个想法,或许能让我们在雷蒙·格诺的小说里找到一点解锁的阿里阿德涅线团——我这么形容并不是夸张。雷蒙·格诺作为法国小说家的一员,绝对没有损害法国小说实验先行的荣誉传统——法国文学在血液中对文学形式本身的反思是所有文学里最大的;这也是我不喜欢大多数法国作家的原因。德国文学在哲学间反思,英格兰爱尔兰徘徊于天际灵魂,东欧在时光历史中反思,意大利游走于荒诞阴影,而西班牙则钟情于语言本身的罗里吧嗦。
雷蒙·格诺是“乌力波”文学社团的创始人。也就是“潜在文学工场”。这个流派讲究在小说里布置连艺术家本人都走不出来的迷宫。再加上参与这个社团的人,有很多数学家,物理学家,导致创作者们也纷纷尝试用数学方法进行创作。例如“S加N法”,利用数学集合论和布尔代数理论写“布尔型诗歌”和“梅比斯环变体诗”——这些东西,都是对文学血液的走火入魔,注定不会长久。
写作的人,没必要想这么多,想这么深。重要的是感受力和想象力。那些读了许多书,做了许多研究的人,写出来的作品未必好过一个酒鬼。不过这些元素到了美国大陆上才被承认。欧陆还是走传统路线。走在文学本身的内部。
中国文学也有走火入魔的趋势。对什么走火入魔呢,不是文学形式,也不是灵魂和理性,而是“根”。中国文学对一切有关于“根”的东西趋之若鹜。也是,五千年的传统,自然会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寻根狂潮”。关于家族的根,文化的根,语言的根,乡村农耕的根,凡是根都忍不住去啃,有点像不敢站在大地上栖息、奔跑的地下鼹鼠,只懂得去啃块茎植物的根须。略显怯懦。
没什么激情与创新性。莫言也是,用魔幻的外套去寻根。
《地铁姑娘扎姬》是雷蒙·格诺创作于1959年的小说。
这部小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情节。小说从这个叫扎姬的小姑娘遇见自己的舅舅加里布埃尔开始;扎姬想要坐地铁,但不能如愿:
扎姬颠颠地跟在后面。
“舅舅!”她叫了起来,“我们坐地铁吗?”
“不。”
“怎么不?”
她站住了。加里布埃尔停了下来,他转过身,放下箱子,解释道:
“我说了不坐地铁,因为今天没法坐,闹罢工了。”
“闹罢工?”
“对呀,闹罢工。地铁——这个巴黎最棒的交通工具,正在地下睡觉。因为那些检票的都不干活了。”
无法坐地铁,之后的两天时光里,扎姬只好跟着自己的舅舅乱逛。他们遇到旅游观光车把舅舅抢走去做导游,也遇到莫名其妙的女子跟着他们同行。在这短短两天的时间里,所有的人都发生了模糊不清的旋转变换。扎姬是个满嘴脏话的小女孩,说起话来都是“地铁个屌”“啤酒个屌”,还通过在大街上谎称舅舅的朋友是个拉皮条的而趁乱逃离,离家出走。
加里布埃尔在白天是扎姬的舅舅,到了晚上就抹上口红,穿上裙子,在俱乐部里扮演跳舞女郎,以此赚钱谋生。扎姬整本书都在纠缠舅舅他是不是一个同性恋,或者拉皮条的,鸡奸客之类的职业。加里布埃尔愤怒而严肃地宣称自己是个正常的男人,他结过婚了。
另一个跟着扎姬的人,在书中连名字都变了三次。一会儿是倒卖美国军队物资的小贩,一会儿是警察,一会儿是警探,最后这个人喜欢上了一位独居寡妇。
总之,所有出现在这本书里的人,看起来不像是过了两天,而是像过了二十年,甚至四十年——生命里的人遭遇沧海桑田,发生各种改变,职业变了,性格变了,灵魂也变了,你几乎都认不出他们曾经的面孔。但《地铁姑娘扎姬》将叙事时间压缩在两天之内,从而给读者带来加速效应,会让人感到有些荒诞、迷乱、不知所云。这就像你在两天内走马观花,快进了二十年的人生一样;想想吧,两天后,你见到了四十年后的朋友,物是人非,会有什么感想呢。
小说结束的那一刹那,就仿佛地铁终于打开了下车的门。整个旅途都是一条漆黑的大隧道;你只感到疲惫不堪,感到释放,感到旅途人群的拥挤和混乱。“人生如旅途”,无数人的生命经历也是如此,在不明不白,模糊混乱的状态下度过一天又一天。或者,迫于压力的大多数,从登上地铁的那一刻开始,目的就不再是为了旅途,而是为了尽快抵站。生命被分割成一个又一个靠站点,一个又一个看似可及的目标。
但这悲剧,又不是拒绝地铁所能避免的。《地铁姑娘扎姬》便是从一个从未坐过地铁的、无经验的小女孩着笔,用浓缩至两天的时间,释放出物是人非的迷乱与无定。也许,人的变化,命运的无常与流逝,都是注定的。地铁只是个荒诞的象征物,刨除这层荒诞,便是更内在的悲剧缩写——当然,我相信这绝不是作者雷蒙·格诺的初衷。
于是,小说最后,两天结束后扎姬回到了家里和母亲间的对话,便具有了某种来自“地铁与人生”的悲剧意味——
“你乘地铁了?”
“没有。”
“那么,你干了些什么?”
“我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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