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的空间构成

我不眷写，我建筑。——阿兰·罗伯－格里耶

“咖啡壶放在桌子上。”这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快照集》中第一篇小说《模特》的开头。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短句，主谓宾分明，咖啡壶（主语）－放在（谓语）－桌子上（宾语）。问题不在于它的简单，罗伯－格里耶的小说都以此类简单句完成，关键在于它的表述方式：是“咖啡壶放在桌子上”，而不是“桌子上有咖啡壶”。虽然这两句话表达了完全相同的意思，但它们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就在于它们分属于两类不同的空间构成方式。

“咖啡壶放在桌子上”，首先出现在视野中的是一只咖啡壶，它所处的位置是在一张桌子上。如果我们可以将其进行几何式抽象化的话，那么，咖啡壶就可以被看作一个点，而桌子则占据着一个平面的形象，点晕开了一张平面。而对于另一种表达——“桌子上有咖啡壶”，按照类似的分析，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张桌子，然后才是桌子上的一只咖啡壶，平面上有一个点。

但这与小说的空间构成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咖啡壶放在桌子上”，是由点到面的创造，那么“桌子上有咖啡壶”则是一种由面缩回点的表达方式。一个是从细小的点不断扩充的创造过程，而另一个则是从一个已然存在的世界中不断放置进东西。我们想说的是，这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正好代表了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与巴尔扎克式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之间的本质区别，它们所反映的是两个时代的小说家对于空间构成的不同思考。

分析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具体有哪些区别，想必已经不用再浪费笔墨了。罗伯－格里耶本人对于这个话题已经谈过许多，他唯一一本带有理论性质的小册子《为了一种新小说》正是为了诠释自己创作小说时诞生的思考，这些想法一方面理清评论界对“新小说”概念的误解，一方面回应批评家对自己小说或赞誉或敌视的态度，同时也是为了反对巴尔扎克式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在新时代，为“新小说”的创作摇旗呐喊。在这本书中，罗伯－格里耶虽然从人物、故事、时间、描述等小说要素出发全面地分析了自己的创作与巴尔扎克之前的区别，但我们仍有一些不满。因为他漏掉了对小说空间的分析，在我看来，正是小说空间构成的殊异决定了这两类小说更为深层次的差异。

在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小说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用它来称呼继18世纪的浪漫主义没落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以现实社会为模版的小说形式，其代表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他的《人间喜剧》被誉为是“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巴尔扎克本人就不乏对现实主义的独特见解，比如他就认为小说应当是“一面无以名之的集中一切事物的镜子，整个宇宙就按照他的想象反映在镜中。”当然，每位现实主义作家写作理念不同，表现形式也会存在些微的差异，但将小说当作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必然体现着相同的倾向。尤其当我们要将其与像罗伯－格里耶这样的现代小说家进行比较的时候，将现实主义小说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概念，会显得更为方便和有效。

因而，我们再此仅举巴尔扎克的小说来分析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空间是如何构成的，而巴尔扎克正是罗伯-格里耶发展自己的“新小说”理论树起的靶子。在《自然本性、人本主义、悲剧》这篇重要的“新小说”理论文章中，罗伯－格里耶着重批判了“人本主义”。他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渗透在任何事物，给予任何事物以它所谓的意义。”而人本主义导致的就是在传统小说中，将世界看成是“一种主观的认识”，人“是一切的证明者”，而其根源正在于“对一种自然本性的信仰。”罗伯－格里耶同时举法国诗人弗朗西斯·蓬热的诗为例，反驳其“站在事物的立场”根本不是“事物的立场”，而始终是一种人的立场，是对”心理学和伦理学上的拟人化，目的是建立一种人类的、普遍的、和绝对的秩序”。而罗伯格里耶始终站在如下立场：“事物就是事物，而人只是人。”

罗伯-格里耶对“人本主义”的批判为我们分析传统小说的空间构成提供了契机。所谓“人本主义”，无非是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思想对人的一种重新认识。因为当时教会的衰落、资产阶级的兴起、世俗生活的繁荣，对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处位置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如果说在中世纪人被禁锢在宗教、皇权之下，那么到文艺复兴时期，更多的是相信人权，个性解放，用理性来反对矇昧主义，回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文化。但紧接着文艺复兴之后的古典时期，封建阶级的登台进一步禁锢了人的思想。这样，才有了启蒙主义这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时期的思想家进一步认知了“人本主义”的概念，它们认为可以通过理性去认识一切事物，人可以通过教化达致理想的状态。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巨著。康德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时间与空间”这两个先验概念。在康德看来，空间与时间都是“作为先天知识原则的两种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人想获得感性知识，只能通过人先天具有的这两种直观形式去整理物自体刺激感官产生的感觉材料。没有时间与空间，便不可能有经验。这种观念无疑影响到了十九世纪的小说写作，尤其是对现实主义小说更是如此。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的空间构成，看起来就是这种观点的衍生。

当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如一面镜子般映射现实世界的时候，他所暗含的观点便是，小说所还原的空间在现实生活中首先是存在的。这是一种统一完整的空间概念，任何情节的发生、人物的行动、物品的摆放都必须遵循这个现实空间的逻辑。按照罗伯-格里耶的分析，19世纪的这种现实主义小说首先“建立一个背景，确定行为的框架，显示主要人物的体态外表。以确定的方式如此安置的事物的分量，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和确定的宇宙，人们随后可以参照这个宇宙，它以它跟“现实”世界的相似性，保证了小说家在小说中写出的事件、话语、行动的真实性。”

这是确实的，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空间极其稳定，或者说是如康德所说的一种先验概念，空间在小说创造之前便已经是存在着的，它指向的正是小说之外那个客观的现实世界，而小说家所做的“只不过是重建、复制、转移这个世界”， “这种理性主义秩序带给人的是一种凝固的、现成的意义。”（《新小说，新人》）

这种在启蒙主义思想下形成的人本主义观念在二十世纪岌岌可危，它受到了多方面的冲击。一方面，是达尔文发现的进化论导致人类中心意识的瓦解，然后是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对人类主体的质疑，同样也包括现象学对人类主体意识的背离。而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情况变得更加严峻。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发展到结构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者发现所谓“人”的概念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福柯），而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西方思想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也如一张薄纸般被撕得粉碎（德里达）。那么，康德所谓的“空间与时间”作为两种用来获得感性知识的先天形式还能成立吗？可想而知，这种遭遇同样也是当时小说遭遇到的危机。

正如罗伯－格里耶在《新小说，新人》中着重批判了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人和物有一种持恒的同一性”导致的问题，“我们周围世界的意义，只能是部分的，暂时的，甚至是矛盾的，始终是有异议的。”，现代小说不再相信如启蒙主义者所确信的那种“陈旧的神圣秩序”，“只有人所创造的形式，才能带给世界以意义。”这是一种反人文主义的新视角，它所要瓦解的真实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小说创造走向“一个稳定的、和谐的、延续的、单一的、可完全破译的宇宙的形象” 。（《关于某些过时的定义》）

这尤其体现在对物的描写上。罗伯－格里耶对物巨细靡遗的描绘已经被看成是个人写作的标志，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突出物本身的平面，而不是去引入一种潜藏在物背后的意义。在阿兰-罗伯格里耶看来，巴尔扎克所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把“物的描写当作对人描写的组成部分”，而他则坚定地认为“物是物，人只是人”“人看着世界，世界却不回敬他的目光”。（《自然本性、人本主义、悲剧》）。罗伯－格里耶这种写法正是创造现实的过程，而不是在还原现实。

同样，通过对物的分析将引出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空间构成的方式。因为物总是存在于某处空间中的物，而对物的描写总是对处于某处空间中的物的描写，一个脱离了空间而存在的物是不可能的。在《今日叙事中的时间与描述》中，罗伯－格里耶描述了现代小说是如何进行描述的，而这同样也是小说中空间构成的方式：“在这些现代小说中，很少不会遇到一种凭空而来的描述。一开始，它并不给出一种全景视野，它似乎诞生自一种毫无重要性的细小片段——极像是一个点——从这一点出发，它开始创造发明一些线条，一些平面，一种建筑；人们感觉是描述创造了这一切，尤其是因为这一描述会突然地自相矛盾，自我重复，自行延续，自动分叉，等等。”

为了应和着一理论，我们不仅可以举出文章开头所援引的那个短句——“咖啡壶放在桌子上。”在同一本《快照集》中，还有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几乎是上段理论文字在小说中的复制，在《密室》开头，罗伯－格里耶写到“首先，是红色的一点，一种鲜艳的、透亮的红色……它构成一个不规则的玫瑰花饰……随后，又分开来，变得细小，直到成为婉蜒曲折的简单细流。它的整体鼓起现在一个昏暗的、光滑而又圆润、既无光泽又像闪耀着珠光的平面上，一个半圆球……囚室、地下室，或者大教堂……”，同样是从一个点，扩展成花饰、细流（平面），再变为囚室、地下室，最后是大教堂（建筑）。正是通过不断地描写，空间才在小说中被创造出来。

“小说写作构建现实”，罗伯-格里耶在《从现实主义到现实》如是写道，对他来说，小说的现实将不再不停地位于他处，而就在此处和现在，毫无任何的暧昧。“世界在它具体的、坚实的、物质的在场中。”这种在场是通过不间断地描写创造出来的。”“真正的作家没有任何东西要说吗，他仅仅只有一种说的方式。他应该创造一个世界，但这应该从乌有出发，从尘埃出发……”“艺术家只能为了无有而创造”，从无中诞生，这正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独特的空间构成形式，与巴尔扎克式的传统小说中空间构成形式有本质的区别。

因而，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对物的描写先验地在从现实生活中假借来的空间中进行，因为“人”这一概念天然地包含着时间与空间这两种先天的直观形式；而在阿兰罗伯－格里耶看来，他需要表现正是物本身，“站在事物的外面直面它们”，人的位置正在这种描述的运动本身中。这样，我们便清楚了，为何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显得如此独特。在这位小说家还没有进入写作前，所谓“空间”在他的小说中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对物进行极其精细的描摹，才能将小说特有的空间给创造出来，这种空间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熟悉的空间殊异，而后者作为模版出现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也即是说，在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中，空间不再是一种先验的概念，它是借助于叙述者对物的细致描摹及物与物相互间的位置关系创造出来的一种只属于小说本身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