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枪与账簿》：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看晚明

在当今史学界，把西方的大航海运动，视作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标志，已经几乎成为共识。最著名的世界史普及性教材——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一书，也是以1500年为界，将世界史分为地区史和全球史这样上下两卷。按照这样的界定标准，晚明时期的中国，恰好处于早期的全球化时代。

近些年来，在中国的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赞同“晚明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的说法；然而真正把晚明时期的中国，放在早期全球化背景下加以考量和分析的论著，仍然相对较少。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先生于2015年8月出版的《晚明大变局》一书，已经开始了这种尝试。而新年伊始，三联书店推出了清华大学李伯重先生的《火枪与账簿》一书，则代表着中国史学界在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看待和分析晚明时期中国的最新成果。相较于《晚明大变局》，《火枪与账簿》一书尽管在篇幅上明显短小许多，但在论述的聚焦性和系统性上，可谓是更胜一筹。

在李伯重先生的笔下，晚明时期的中国，尽管在表面上，仍然维持着天朝上国朝贡体系的格局，但实际上已经是危机四伏——一方面，荷兰、葡萄牙等欧洲新兴国家，出于殖民主义和商业贸易的双重需求，积极在中国沿海地区寻求殖民据点和更多的商贸机会；另一方面，隔海相望的日本、东北方向的满洲、西北方向的蒙古、西南方向的越南和缅甸，其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都在迅猛提升，不断对明帝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地位提出挑战。这种诸强争锋的地缘政治格局，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而这种经济全球化，又促发产生了军事全球化的进程。至于西方列强和明帝国的四邻国家，军事上的革新与投入，是挑战明帝国权威与地位的必要保障；而反之对明帝国来说，军事上的革命，则是维护自身帝国地位，保障国家安全与利益的必然之举。这样的内在动力，使得在这一历史时期，无论是明帝国，还是其周边国家或政权，在军事现代化程度上，跟此时的西方各国相比，可谓是毫不逊色。经济上的全球化和军事上的全球化，成为理解这一时期东亚世界变局的两把钥匙。

经济全球化随之带来的，是对资本和利益的无上追求。在李伯重先生看来，这种利益至上的追求，已经让身处这一大变局之中的许多人，开始摆脱家国情怀的羁绊，转而完全以利益关系，作为衡量其举动的唯一标准。汪直等人抛弃父母之邦，成为倭寇的首领；郑芝龙在明帝国、日本、荷兰之间腾挪自如，今日是敌，明日便成友；一些所谓“兄弟之邦”，转眼之间就成为刀兵相见的敌人。所有这些历史现象背后，只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可以解释，那就是“利益”。

面对这样的“丛林法则”盛行，东亚世界里的主导者——明帝国未能充分认识最新的国际形势，从而创建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相反，却反应迟缓，行动不力，不仅没能利用新形势带来的机会，反而被其带来的挑战弄得焦头烂额、无所适从，最终走向灭亡。李伯重先生在书中，对明帝国在履行国家角色与国际责任方面的失败之举，表示出强烈的惋惜与遗憾。

李伯重先生早年重点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史，最近几年才把研究视角转向晚明时期中国和东亚世界的政治史、社会史和军事史。在经济史方面多年来的深厚积淀，使得他在这本论述全球化背景下东亚世界历史变迁的书中，非常看重军事变革、政治动荡和地缘关系变化背后的经济因素与驱动力。正基于此，他不只反复强调资本和利益追求在这一时期东亚变局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把这本书的副标题，也命名为“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这样的分析视角，不只跟马克思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一脉相承，也能在中国积极践行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参与新时代下的全球化的今天，给我们以足够多的借鉴与启示。

鉴于以上原因，这样一本“小书大作”（万圣书园刘苏里先生语）的论著，一定能在国内史学界和学术界，发挥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2017.1.15中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首发于2017年1月17日的腾讯文化“华文好书”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