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著「理解」旗號的「翻案」——歷史學家的欲蓋彌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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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佩霞教授先後於芝加哥大學獲學士學位、哥倫比亞大學碩博士學位，現任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早期帝制中國及宋史。曾於2015年11月至2016年二月任臺灣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訪問學者，其間自言「喜歡轉變，不安於固守單一的研究領域」。故其研究方向從上世紀60至70年代的社會史研究逐漸轉向家庭史、婦女史研究，90年代復歸文化史研究，近年來轉向政治史研究。
作者在其宋史研究歷程中，曾先後出版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參與合編論文集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及以徽宗朝的收藏為切入點的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宋徽宗》一書是伊佩霞教授浸淫宋朝歷史及徽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書正文部分共四編17章，主要分為四個部分：初涉國是、追求廓大、構建偉業、遭逢失敗。作者以近七百頁的宏大篇幅對歷史上為人所熟知的宋徽宗形象進行了全新的解讀與描摹，「借用徽宗之眼看他的世界，以一種全新的方式講述徽宗的故事」，表現在寫作方式上即從徽宗參與的種種活動去觀察徽宗，透過事件、細節的呈現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故而其筆下的徽宗是一個充滿政治野心與抱負，卻最終被時勢所纍的統治者，「寫作目的也僅是為了解釋，而不是翻案或者譴責」。作者在前言中點明，對宗教的追崇與對廓大事物的熱愛是理解徽宗其人的關鍵，也是貫穿本書的脈絡所在。而出於對西方作者與讀者的思維模式考量，表現在行文上即是從世界君主制度的範疇內，以比較之視角來看待中國的皇帝。
第一編「初涉國是」（LEARNING TO RULE, 1082-1108），第一章是對徽宗即位前生活之描寫，二到四章是從徽宗繼承大統到穩定朝政的過程。側重於對徽宗繼位前因後果的重點描寫，徽宗的繼位既是歷史的偶然又是時勢的必然，而向太后無疑是整個事件中的關鍵人物。此編也不忘探討東西方帝制內核的迥異。第二編「追求廓大」（STRIVING FOR MAGNIFICENCE, 1102-1112）以徽宗的個人愛好跟理想追求為切入點，勾勒了徽宗對於宗教、文藝及醫藥、建築的熱衷與支持。道教除了寄託徽宗的個人理想，某種程度上也是帝王的權術工具，且徽宗朝的文學藝術發展也都跟道教密不可分。伊佩霞認為對於祥瑞的追求，不是徽宗的宇宙觀，而是出自於其對於盛大的追求。第二階段其統治根基漸穩定，雄心漸顯。第三編「構建偉業」（ANTICIPATING GREAT THINGS, 1107-1120）透過徽宗朝的六個大型項目（兩書籍、一畫、一收藏、一目錄、兩建築），可以見得徽宗的文化、藝術及宗教熱情與野心，更可見出徽宗是一個迷人的、社交的人：和大臣交換詩歌、舉辦奢華的宴會。當時徽宗的驕奢淫逸在天下廣為流傳，這樣的生活也為他日後的命運埋下伏筆。第四編「遭逢失敗」（CONFRONTING FAILTURE, 1121-1135），講述從海上之盟至徽宗去世，其間的政治部署及大宋王朝的隕落、徽宗禪位、二帝被俘、徽宗客死等一系列事件。作者表示早在1121年朝廷不得不撤回部署於燕京的部隊以抑制南方叛亂時，徽宗之前總總宏圖大業的構想就已有式微之態。而徽宗「聯金滅遼」的錯誤決策，正是宋朝走向滅亡的導火索。此编重點分析失敗的複雜性，包括宋低估女真的力量、決策失誤、女真的強大等。伊佩霞並不認同是徽宗的奢靡削弱了民眾的支持，而尤為印象深刻的是徽宗欽宗被俘北上時開封民眾沿街落淚更說明其忠誠。
本書以作者旁徵博引的史料積澱，甫一面世即獲得了學界的一眾好評。方誠峰（2014）整體肯認伊佩霞以比較視角看待徽宗的皇帝角色，指出本書強調趙佶作為一個「人」的信仰、興趣給他履行君主角色帶來的影響，並大加讚揚作者對於各方面學術史知識的綜合把控能力，但也指出本書在部分史實的考辨及敘述上仍有需要注意之處。 Ari Daniel Levine（2015）對伊佩霞的個人切入角度表示欣賞，如書中體現出對帝王所扮演多個角色的認識。並對其為重塑以往被誤解的徽宗形象所作出的努力表示由衷讚賞，指出她是繼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以後，又一個嘗試寫中國君主傳記的重要西方學者，使得更多「非專家」的受眾群體能夠對徽宗有所瞭解，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性。 Lau, Nap-Yin（2015）整體上肯認伊佩霞在處理如此多議題上面的成功性，隨後聚焦在政治相關議題，指出有待商榷之處，如關於海上之盟部分，伊佩霞認為徽宗在拿宋朝睽違一個世紀的勝利賭博，但事實上在當下的歷史情勢下，無論換做誰都只能有兩個選擇，即與金結盟和坐以待斃。 Helen Dunstan（2015）尤其肯定伊佩霞對敘述歷史方面的貢獻，並指出解剖宋朝政治不是其目標，而是要從參與者角度思考不只一個答案。 Alfreda Murck（2015）指出唯有Ebrey有資格提出更加平衡且細緻入微的徽宗人生。本書無疑全面、權威、具有可讀性，但關於徽宗繪畫跟詩歌的部分有許多需要修正之處。
綜上所述，現有對伊佩霞此書的論斷均不吝讚美，肯定了其作為歷史學者，在處理如此龐大議題上的成功性，及其敘事謀篇的成熟。但也俱指出許多細節之處仍有待商榷。本文認為《宋徽宗》一書有以下三點值得大加肯認：
首先，大量一手文獻資源的引用，及全面的參考書目，使得對於徽宗個人及徽宗朝的歷史狀況更加細緻也更貼近「歷史真實」。伊佩霞對於宋史尤其是徽宗長達十餘年的研究，在本書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本書的參考文獻部分長達近50頁之篇幅，古代部分遍及經史子集四部，涉及正史、筆記、詩文集、圖說等，尤其對於相關史實的敘述，作者不僅引用各個版本的史書記載，亦輔以《東京夢華錄》、《東都事略》等宋人筆記，甚至《北狩見聞錄》、《大金弔伐錄》等各類特定事錄。而對於徽宗朝朝臣人物之刻鏤，亦不避繁複，如作者論及蔡京蔡絛部分，引用《蔡絛詩話》將文學與政治相連結。而貫穿全書始終的道釋問題，作者也多參引《丹陽集》、《道藏》等相關著錄，凡此種種，悉皆體現出作者對於宋代相關研究之熟稔及資料庫之博大。而現代部分，作者也將自身學養與學界相關研究成果相結合，作為本書的理論支撐。方誠峰即在其對本書的書評中提及，作者1993年與Peter N. Gregory合編的論文集中第一章“Historical and Religious Landscape”至今仍舊是該領域的必讀篇章。 此外，本書寫作體例上的特色之一在於龐大語料庫的應用，即在各章開頭處以所要敘述的相關人事之語錄作為題記，令讀者更為身臨其境。如本書首編第一章即以徽宗於1102年對於神宗之回憶為題記，令刻畫對象先以一個敘述者的形象出場，使讀者在全卷之初即對此二人皆有一個生動清晰的初步認識。
其次，正如作者在緒論中所述，「透過徽宗之眼來看徽宗的世界」，作者為徽宗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面向，將徽宗還原成一個個性豐滿卻不得不接受皇權職責的鮮活個體。作者時時強調此書的立場在於解釋，而非翻案或是譴責。縱觀全書，作者所作之種種努力，並非是為了打破歷來對於徽宗所固有之負面印象，而只是希望引導讀者在直面史實的基礎上，以另外一種不同的眼光觀看一個人——而非單純的一個帝王，一生的悲歡榮辱、血淚甜酸。作者在全書第一章即向讀者宣示：徽宗從未覬覦過王位，甚至在得知自己有可能被推上王位時，他的第一反應是排斥，甚至抗拒。但這並不代表徽宗沒有野心，是時勢的偶然造就了皇帝徽宗，而在此之後的歷史走向，卻也和徽宗的個性使然割裂不開。
第三，相較於以往為徽宗作傳只將其定位為慘遭失敗的帝王身份，伊佩霞無疑有意形塑徽宗在帝王之外的多重身份。如前所述，伊佩霞筆下的徽宗，首先是一個有血有肉、有獨立思想與個人意志的人，作為人的愛好與追求促生了後來一系列的活動及工事。其次，生在傳統中國士人社會的趙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士大夫。他愛吟風弄月，愛書畫金石，與王詵等畫家均有所交遊。而徽宗朝首屈一指的重臣蔡京，和徽宗也是因為文學藝術而緊密連結。再者，徽宗還是一個狂熱的道教信仰者。不可否認，宋王朝固然需要借道教來鞏固其統治正統性，但徽宗自身對於道教的熱愛，才是其一系列道教相關舉措之根本。在此之後，徽宗才是一個淩駕與帝國權威之上的天之驕子，萬歲帝王。伊佩霞在書中將幾種不同的身份加諸徽宗一人之身，並不將徽宗的決策全然視為政治考量，而理解為出於其不同身份的興趣追求使然，也更切合作者“以徽宗之眼看徽宗的世界”的整體出發點。
由此可見，作者對於徽宗人物形象的塑造，並不在於為徽宗的錯誤決策或驕奢生活開脫，從而提出何種全新論斷，而只是以一種客觀冷靜全無批判的全新視角，去重新結構徽宗的角色形象，進而重新解讀宋代的歷史。《宋徽宗》一書無疑可憑藉其獨特的切入角度、龐大的史料支撐以及新穎的解讀方式，成為西方語言脈絡中，研究徽宗的必讀之物，但筆者仍舊認為，本書更加適合入門讀者，已有自我立論及判斷的研究者未必能夠接受伊佩霞的敘事理路甚至為其所動。
此外，本文認為《宋徽宗》一書尚有以下可供商榷及反思之空間：
首先，大抵是出於“解釋”的目的，作者將徽宗定位為一個充滿文人雅趣的士大夫，甚至認為履行皇帝角色的核心因素之一，就是使自己表現得像一個士大夫、學者。此外，作者試圖使讀者對徽宗抱有理解甚至同情的同時，勢必一定程度上消減了文本與視覺印象中，人們對於皇權崇高性的認識。
第二，作者於前言處即強調本書運用中西比較之視角看待徽宗之皇帝角色。如在徽宗即位一事上即提出中國帝制與西方帝制之不同可令人思考，後又借西方君主之奢靡生活與徽宗之生活進行對照，提出向來為人所詬病的徽宗之驕奢淫逸並非徽宗一人獨有，以此來減輕讀者對於徽宗浮靡生活之負面印象。但縱觀全書，作者所謂中西比較多表現在簡單的帝王生活層面，而對真正涉及政治核心的君主制度及君權卻並未有深入比較，因而導致本應作為本書核心特色之處反而浮於表面。
再次，作者對於藝術史之相關媒材的選用及解釋上或有偏差。如遼寧省博物館藏宋趙佶《行書蔡行敕卷》目前學界已普遍認同其為摹本，而作者卻作徽宗真跡引用，並未就其真偽問題進行相關備註及說明。另，作者提出並非所有的繪畫都具有政治功能，政治性繪畫要求有兩方面的觀眾，收到讚頌性質繪畫的皇帝、繪畫宣導功能的接受者——大臣。由此提出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沒有對徽宗的讚頌性質，因而也不屬於政治性繪畫。本文以為《千里江山圖》對大宋壯闊江山之隱喻已是其政治性之顯現。而此處伊佩霞更有所誤讀，借“鄭虔三絕居有二，筆執挽回三百年”來說明蘇軾其實是在奉承王詵，理由是王詵皇親國戚。此解未免過於附會且于史不合。此處A.Murck在其書評中亦有詳細說明。
最後，本書的部分細節之處有待商榷。作者為充實文本敘事的細節，在材料引用上除正史之外亦參考相關筆記及文集，此舉固然可以豐富敘事的脈絡及肌理，卻也偶有偏頗之處。如第十四章提及宣和免夫錢，以蔡絛《鐵圍山叢談》為參考，實不準確。另，方誠峰亦在書評中具體列出本書中字詞之誤。（頁403，行5，Baogou 應是白溝。頁4 1 3，倒數5-6行，將「炎、黃、唐、虞」誤解為炎之黃帝與唐之虞帝。頁586，注43，Zhou Liangsi應是周武仲。頁587，注58，Jiankang zhong應是「靖康中」。頁642，「冒頓單于」拼音當作Modu Chanyu。頁644，「太上助求民總真秘要」當作「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頁386 ，646，金使臣「錫喇薩魯J ( Xicisalu) ， 一則拼音有誤， 二則「錫喇薩魯」乃四庫館臣所改譯名。頁648，「趙子抵」拼音當作Zhao Zidi。頁648.朱夢說，「夢說」典出《尚書》<說命>，當讀作Mengyue。參見方誠峰：<書評-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漢學研究》2014，32卷4期，頁346，注12。）
綜上，考察伊佩霞近年來對於宋史及徽宗之研究成果，從參編論文集到有關徽宗宮廷收藏之專書，再到這一部專門的徽宗皇帝傳記，可見其對於徽宗之研究逐年精深且細緻。《宋徽宗》一書以其對於各方面學術史之綜合把控、對於徽宗角色形象之獨特解構、乃至對於宋史的深入析論，不啻於是目前最為全面且細緻的徽宗傳記，是徽宗研究不可不讀的優秀參考資料。
本書相關書評：
1. Ari Daniel Levine, “Book Review of Emperor Huizong,”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2015) 120 (2): pp.592-593.
2. Lau, Nap-Yin, “Book Review of Emperor Huizong, by Patricia Buckley Ebre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02/2015, Vol.74(01), pp. 188-189.
3. Helen Dunstan, “Book Review of Emperor Huizong,” Asian Studies Review, 02 October 2015, Vol.39(4), p.686-687.
4. Alfreda Murck, “Emperor Huizong by Patricia Buckley Ebre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75, Number 1, June 2015,pp169-178.
5. 方誠峰，<書評-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漢學研究》2014，32卷4期，頁339-346。
作者在其宋史研究歷程中，曾先後出版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參與合編論文集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及以徽宗朝的收藏為切入點的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宋徽宗》一書是伊佩霞教授浸淫宋朝歷史及徽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書正文部分共四編17章，主要分為四個部分：初涉國是、追求廓大、構建偉業、遭逢失敗。作者以近七百頁的宏大篇幅對歷史上為人所熟知的宋徽宗形象進行了全新的解讀與描摹，「借用徽宗之眼看他的世界，以一種全新的方式講述徽宗的故事」，表現在寫作方式上即從徽宗參與的種種活動去觀察徽宗，透過事件、細節的呈現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故而其筆下的徽宗是一個充滿政治野心與抱負，卻最終被時勢所纍的統治者，「寫作目的也僅是為了解釋，而不是翻案或者譴責」。作者在前言中點明，對宗教的追崇與對廓大事物的熱愛是理解徽宗其人的關鍵，也是貫穿本書的脈絡所在。而出於對西方作者與讀者的思維模式考量，表現在行文上即是從世界君主制度的範疇內，以比較之視角來看待中國的皇帝。
第一編「初涉國是」（LEARNING TO RULE, 1082-1108），第一章是對徽宗即位前生活之描寫，二到四章是從徽宗繼承大統到穩定朝政的過程。側重於對徽宗繼位前因後果的重點描寫，徽宗的繼位既是歷史的偶然又是時勢的必然，而向太后無疑是整個事件中的關鍵人物。此編也不忘探討東西方帝制內核的迥異。第二編「追求廓大」（STRIVING FOR MAGNIFICENCE, 1102-1112）以徽宗的個人愛好跟理想追求為切入點，勾勒了徽宗對於宗教、文藝及醫藥、建築的熱衷與支持。道教除了寄託徽宗的個人理想，某種程度上也是帝王的權術工具，且徽宗朝的文學藝術發展也都跟道教密不可分。伊佩霞認為對於祥瑞的追求，不是徽宗的宇宙觀，而是出自於其對於盛大的追求。第二階段其統治根基漸穩定，雄心漸顯。第三編「構建偉業」（ANTICIPATING GREAT THINGS, 1107-1120）透過徽宗朝的六個大型項目（兩書籍、一畫、一收藏、一目錄、兩建築），可以見得徽宗的文化、藝術及宗教熱情與野心，更可見出徽宗是一個迷人的、社交的人：和大臣交換詩歌、舉辦奢華的宴會。當時徽宗的驕奢淫逸在天下廣為流傳，這樣的生活也為他日後的命運埋下伏筆。第四編「遭逢失敗」（CONFRONTING FAILTURE, 1121-1135），講述從海上之盟至徽宗去世，其間的政治部署及大宋王朝的隕落、徽宗禪位、二帝被俘、徽宗客死等一系列事件。作者表示早在1121年朝廷不得不撤回部署於燕京的部隊以抑制南方叛亂時，徽宗之前總總宏圖大業的構想就已有式微之態。而徽宗「聯金滅遼」的錯誤決策，正是宋朝走向滅亡的導火索。此编重點分析失敗的複雜性，包括宋低估女真的力量、決策失誤、女真的強大等。伊佩霞並不認同是徽宗的奢靡削弱了民眾的支持，而尤為印象深刻的是徽宗欽宗被俘北上時開封民眾沿街落淚更說明其忠誠。
本書以作者旁徵博引的史料積澱，甫一面世即獲得了學界的一眾好評。方誠峰（2014）整體肯認伊佩霞以比較視角看待徽宗的皇帝角色，指出本書強調趙佶作為一個「人」的信仰、興趣給他履行君主角色帶來的影響，並大加讚揚作者對於各方面學術史知識的綜合把控能力，但也指出本書在部分史實的考辨及敘述上仍有需要注意之處。 Ari Daniel Levine（2015）對伊佩霞的個人切入角度表示欣賞，如書中體現出對帝王所扮演多個角色的認識。並對其為重塑以往被誤解的徽宗形象所作出的努力表示由衷讚賞，指出她是繼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以後，又一個嘗試寫中國君主傳記的重要西方學者，使得更多「非專家」的受眾群體能夠對徽宗有所瞭解，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性。 Lau, Nap-Yin（2015）整體上肯認伊佩霞在處理如此多議題上面的成功性，隨後聚焦在政治相關議題，指出有待商榷之處，如關於海上之盟部分，伊佩霞認為徽宗在拿宋朝睽違一個世紀的勝利賭博，但事實上在當下的歷史情勢下，無論換做誰都只能有兩個選擇，即與金結盟和坐以待斃。 Helen Dunstan（2015）尤其肯定伊佩霞對敘述歷史方面的貢獻，並指出解剖宋朝政治不是其目標，而是要從參與者角度思考不只一個答案。 Alfreda Murck（2015）指出唯有Ebrey有資格提出更加平衡且細緻入微的徽宗人生。本書無疑全面、權威、具有可讀性，但關於徽宗繪畫跟詩歌的部分有許多需要修正之處。
綜上所述，現有對伊佩霞此書的論斷均不吝讚美，肯定了其作為歷史學者，在處理如此龐大議題上的成功性，及其敘事謀篇的成熟。但也俱指出許多細節之處仍有待商榷。本文認為《宋徽宗》一書有以下三點值得大加肯認：
首先，大量一手文獻資源的引用，及全面的參考書目，使得對於徽宗個人及徽宗朝的歷史狀況更加細緻也更貼近「歷史真實」。伊佩霞對於宋史尤其是徽宗長達十餘年的研究，在本書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本書的參考文獻部分長達近50頁之篇幅，古代部分遍及經史子集四部，涉及正史、筆記、詩文集、圖說等，尤其對於相關史實的敘述，作者不僅引用各個版本的史書記載，亦輔以《東京夢華錄》、《東都事略》等宋人筆記，甚至《北狩見聞錄》、《大金弔伐錄》等各類特定事錄。而對於徽宗朝朝臣人物之刻鏤，亦不避繁複，如作者論及蔡京蔡絛部分，引用《蔡絛詩話》將文學與政治相連結。而貫穿全書始終的道釋問題，作者也多參引《丹陽集》、《道藏》等相關著錄，凡此種種，悉皆體現出作者對於宋代相關研究之熟稔及資料庫之博大。而現代部分，作者也將自身學養與學界相關研究成果相結合，作為本書的理論支撐。方誠峰即在其對本書的書評中提及，作者1993年與Peter N. Gregory合編的論文集中第一章“Historical and Religious Landscape”至今仍舊是該領域的必讀篇章。 此外，本書寫作體例上的特色之一在於龐大語料庫的應用，即在各章開頭處以所要敘述的相關人事之語錄作為題記，令讀者更為身臨其境。如本書首編第一章即以徽宗於1102年對於神宗之回憶為題記，令刻畫對象先以一個敘述者的形象出場，使讀者在全卷之初即對此二人皆有一個生動清晰的初步認識。
其次，正如作者在緒論中所述，「透過徽宗之眼來看徽宗的世界」，作者為徽宗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面向，將徽宗還原成一個個性豐滿卻不得不接受皇權職責的鮮活個體。作者時時強調此書的立場在於解釋，而非翻案或是譴責。縱觀全書，作者所作之種種努力，並非是為了打破歷來對於徽宗所固有之負面印象，而只是希望引導讀者在直面史實的基礎上，以另外一種不同的眼光觀看一個人——而非單純的一個帝王，一生的悲歡榮辱、血淚甜酸。作者在全書第一章即向讀者宣示：徽宗從未覬覦過王位，甚至在得知自己有可能被推上王位時，他的第一反應是排斥，甚至抗拒。但這並不代表徽宗沒有野心，是時勢的偶然造就了皇帝徽宗，而在此之後的歷史走向，卻也和徽宗的個性使然割裂不開。
第三，相較於以往為徽宗作傳只將其定位為慘遭失敗的帝王身份，伊佩霞無疑有意形塑徽宗在帝王之外的多重身份。如前所述，伊佩霞筆下的徽宗，首先是一個有血有肉、有獨立思想與個人意志的人，作為人的愛好與追求促生了後來一系列的活動及工事。其次，生在傳統中國士人社會的趙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士大夫。他愛吟風弄月，愛書畫金石，與王詵等畫家均有所交遊。而徽宗朝首屈一指的重臣蔡京，和徽宗也是因為文學藝術而緊密連結。再者，徽宗還是一個狂熱的道教信仰者。不可否認，宋王朝固然需要借道教來鞏固其統治正統性，但徽宗自身對於道教的熱愛，才是其一系列道教相關舉措之根本。在此之後，徽宗才是一個淩駕與帝國權威之上的天之驕子，萬歲帝王。伊佩霞在書中將幾種不同的身份加諸徽宗一人之身，並不將徽宗的決策全然視為政治考量，而理解為出於其不同身份的興趣追求使然，也更切合作者“以徽宗之眼看徽宗的世界”的整體出發點。
由此可見，作者對於徽宗人物形象的塑造，並不在於為徽宗的錯誤決策或驕奢生活開脫，從而提出何種全新論斷，而只是以一種客觀冷靜全無批判的全新視角，去重新結構徽宗的角色形象，進而重新解讀宋代的歷史。《宋徽宗》一書無疑可憑藉其獨特的切入角度、龐大的史料支撐以及新穎的解讀方式，成為西方語言脈絡中，研究徽宗的必讀之物，但筆者仍舊認為，本書更加適合入門讀者，已有自我立論及判斷的研究者未必能夠接受伊佩霞的敘事理路甚至為其所動。
此外，本文認為《宋徽宗》一書尚有以下可供商榷及反思之空間：
首先，大抵是出於“解釋”的目的，作者將徽宗定位為一個充滿文人雅趣的士大夫，甚至認為履行皇帝角色的核心因素之一，就是使自己表現得像一個士大夫、學者。此外，作者試圖使讀者對徽宗抱有理解甚至同情的同時，勢必一定程度上消減了文本與視覺印象中，人們對於皇權崇高性的認識。
第二，作者於前言處即強調本書運用中西比較之視角看待徽宗之皇帝角色。如在徽宗即位一事上即提出中國帝制與西方帝制之不同可令人思考，後又借西方君主之奢靡生活與徽宗之生活進行對照，提出向來為人所詬病的徽宗之驕奢淫逸並非徽宗一人獨有，以此來減輕讀者對於徽宗浮靡生活之負面印象。但縱觀全書，作者所謂中西比較多表現在簡單的帝王生活層面，而對真正涉及政治核心的君主制度及君權卻並未有深入比較，因而導致本應作為本書核心特色之處反而浮於表面。
再次，作者對於藝術史之相關媒材的選用及解釋上或有偏差。如遼寧省博物館藏宋趙佶《行書蔡行敕卷》目前學界已普遍認同其為摹本，而作者卻作徽宗真跡引用，並未就其真偽問題進行相關備註及說明。另，作者提出並非所有的繪畫都具有政治功能，政治性繪畫要求有兩方面的觀眾，收到讚頌性質繪畫的皇帝、繪畫宣導功能的接受者——大臣。由此提出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沒有對徽宗的讚頌性質，因而也不屬於政治性繪畫。本文以為《千里江山圖》對大宋壯闊江山之隱喻已是其政治性之顯現。而此處伊佩霞更有所誤讀，借“鄭虔三絕居有二，筆執挽回三百年”來說明蘇軾其實是在奉承王詵，理由是王詵皇親國戚。此解未免過於附會且于史不合。此處A.Murck在其書評中亦有詳細說明。
最後，本書的部分細節之處有待商榷。作者為充實文本敘事的細節，在材料引用上除正史之外亦參考相關筆記及文集，此舉固然可以豐富敘事的脈絡及肌理，卻也偶有偏頗之處。如第十四章提及宣和免夫錢，以蔡絛《鐵圍山叢談》為參考，實不準確。另，方誠峰亦在書評中具體列出本書中字詞之誤。（頁403，行5，Baogou 應是白溝。頁4 1 3，倒數5-6行，將「炎、黃、唐、虞」誤解為炎之黃帝與唐之虞帝。頁586，注43，Zhou Liangsi應是周武仲。頁587，注58，Jiankang zhong應是「靖康中」。頁642，「冒頓單于」拼音當作Modu Chanyu。頁644，「太上助求民總真秘要」當作「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頁386 ，646，金使臣「錫喇薩魯J ( Xicisalu) ， 一則拼音有誤， 二則「錫喇薩魯」乃四庫館臣所改譯名。頁648，「趙子抵」拼音當作Zhao Zidi。頁648.朱夢說，「夢說」典出《尚書》<說命>，當讀作Mengyue。參見方誠峰：<書評-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漢學研究》2014，32卷4期，頁346，注12。）
綜上，考察伊佩霞近年來對於宋史及徽宗之研究成果，從參編論文集到有關徽宗宮廷收藏之專書，再到這一部專門的徽宗皇帝傳記，可見其對於徽宗之研究逐年精深且細緻。《宋徽宗》一書以其對於各方面學術史之綜合把控、對於徽宗角色形象之獨特解構、乃至對於宋史的深入析論，不啻於是目前最為全面且細緻的徽宗傳記，是徽宗研究不可不讀的優秀參考資料。
本書相關書評：
1. Ari Daniel Levine, “Book Review of Emperor Huizong,”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2015) 120 (2): pp.592-593.
2. Lau, Nap-Yin, “Book Review of Emperor Huizong, by Patricia Buckley Ebre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02/2015, Vol.74(01), pp. 188-189.
3. Helen Dunstan, “Book Review of Emperor Huizong,” Asian Studies Review, 02 October 2015, Vol.39(4), p.686-687.
4. Alfreda Murck, “Emperor Huizong by Patricia Buckley Ebre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75, Number 1, June 2015,pp169-178.
5. 方誠峰，<書評-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漢學研究》2014，32卷4期，頁33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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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Patricia Buckley Ebrey
- 出版: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定价: USD 45.00
- 装帧: Hardcover
- 页数: 696
- 时间: 20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