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田飞龙：民主的历史生死线
民主是大众统治，是众人为众人之事，这一朴素的政治学本质不因为精英话语或宪制结构而取消，相反，民主始终作为一种生机奔放的冲动性力量，对现实的一切观念与制度构成直接检验和批判。民主因其公共理性和同心同德而大善，因其盲目冲动而犯下罪错，自我消解。故民主并非特异性或永恒性事物，而是人世间的一种诉诸集体自治的人造物，故其有生有死。礼拜民主或将民主神圣化，作为历史终结论的浅显根据与指向，是一种“民主的神学”，反而可能是对民主的过高期待、深刻误解与非意图的“捧杀”。约翰·基恩的《生死民主》有着奇伟的理论雄心，即“扩展和打造我们思考民主的思想疆界”，这不是简单的攻城掠地，而是正本清源，使民主还俗，成为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人类文明存在。这是一种“民主的人学”，勘定出民主的历史生死线。
既然是“人学”，基恩的知识考古就聚焦于人类早期史中“民”（demo）与“主”（cracy）是怎样起源、结合、离散与复兴的。基恩在本书中以其精湛入微的知识考古功夫，展现了民主的“雅典时刻”是如何诞生的。第一章对雅典民主起源与发展的过程考察甚为详备。这个时刻到来不易：其一，民主以非民主的形式获得历史开端，这里既有同性恋风尚与贵族荣誉仇杀的秘辛，也有伟大立法者如梭伦及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决断；其二，民主的历史细节多为民主的批判者描述和沉淀，不利于恢复民主的声誉及力量；其三，民主内含的自我骄傲与扩张本性造成了早期史中的“雅典帝国主义”，使民主与霸道、掠夺及政治支配沾染，损及民主的道德正当性。雅典民主辉煌一时，盛极而衰。按照西方正史，民主从此“消失”了一千年。
基恩对正史提出了富有创见和学理基础的挑战，要点在于：雅典并非民主的原创者，而是抄袭和发扬者；中亚地域的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是民主更早期的源头，也是雅典民主及东方印度民主的策源地。这一观点并非首次提出，但以极具学理性的考据方式提出，则并不多见，这是基恩的贡献。在古典世界，民主以“平等者的集体自治”为核心展开，与之相竞争的体制是君主制和贵族制。基恩考察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民主”，获取了早于希腊雅典的民主历史和民主经验。基恩同时对中亚民主向东西方向的历史传播做出分析，向东扩及印度，向西波及腓尼基及包括希腊在内的整个地中海世界。基恩进一步延伸，指出民主在中世纪的一千年并非消失，而是经由伊斯兰宗教社团及穆斯林自治实验而成为古代民主与近代民主的桥梁。这实际上颠覆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民主史观，也消解了西方建构的“民主东方主义”。“中亚原始民主”和“伊斯兰民主桥梁”成为基恩民主考古学的重大发现。
读其《生死民主》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好奇心与知识伦理的匹配和相称。尽管如此，基恩仍然需要进一步回答及补充论证：其一，中亚原始民主到底是民主的质料还是已经成熟的民主形式，若只是质料，雅典民主的原创性和典范性仍然无法推翻，就像中国的四大发明不能否定西方的科学原创性一样；其二，中亚民主与伊斯兰桥梁为何没有发展成系统的民主形式而在近现代长期陷入神权政治深渊，是哪个环节、何种事件或因素使然，比如伊斯兰缺乏“宗教改革”及强劲的世俗化动力是否构成主因，这些需要通过更详备的考察及比较得出结论；其三，作者在考察伊斯兰的部分已经指出了麦加模式与麦地那模式的区别，但具体区别如何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叛教者”阿里女士在2015年出版的《异端者言》（Heretic）就围绕该层面展开了批判分析。
除了钩沉发微之外，基恩还有着关于民主整体史的宏大叙事，也就是所谓的民主三波浪潮：大会式民主（assembly democracy）、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和监督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这种概括颇有启发性，将民主的范式转变清晰呈现，凸显了民主的古今之变。基恩在本书结尾处反复申明：民主不应神学化，也不应虚无化，而是本于“平等者自治”的核心理念而开展的历史建构过程。他反对托克维尔式民主理论背后的“基督教”背景，认为那种自我设定的背景既不真实，也不有利，反而使得雅典的“民主帝国主义”悲剧可能重演。
结合美国领导的民主全球化、难民危机、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等事件，基恩的思考可谓高度清醒与超前。作者对印度民主情有独钟，认为其有着作为“监督式民主”的历史与实践潜质，似乎能一扫大会式民主的历史尘埃和代表制民主的现实疲态。“监督式民主”指向民主的过程化和公民责任，具有共和主义复兴气质，也有着古典大会式民主的理念光辉，是对代表制民主的反思与批判，但不构成颠覆，而只是补充。在作者笔下，印度民主的来源不是简单抄袭英美，而是承自中亚，是中亚原始民主东西传播的结果，而今又孕育着引领民主范式的趋势。以印度民主现况观之，作者的期望可能过于乐观了。
原载于《财经》杂志2017年第一期
2017-01-09
既然是“人学”，基恩的知识考古就聚焦于人类早期史中“民”（demo）与“主”（cracy）是怎样起源、结合、离散与复兴的。基恩在本书中以其精湛入微的知识考古功夫，展现了民主的“雅典时刻”是如何诞生的。第一章对雅典民主起源与发展的过程考察甚为详备。这个时刻到来不易：其一，民主以非民主的形式获得历史开端，这里既有同性恋风尚与贵族荣誉仇杀的秘辛，也有伟大立法者如梭伦及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决断；其二，民主的历史细节多为民主的批判者描述和沉淀，不利于恢复民主的声誉及力量；其三，民主内含的自我骄傲与扩张本性造成了早期史中的“雅典帝国主义”，使民主与霸道、掠夺及政治支配沾染，损及民主的道德正当性。雅典民主辉煌一时，盛极而衰。按照西方正史，民主从此“消失”了一千年。
基恩对正史提出了富有创见和学理基础的挑战，要点在于：雅典并非民主的原创者，而是抄袭和发扬者；中亚地域的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是民主更早期的源头，也是雅典民主及东方印度民主的策源地。这一观点并非首次提出，但以极具学理性的考据方式提出，则并不多见，这是基恩的贡献。在古典世界，民主以“平等者的集体自治”为核心展开，与之相竞争的体制是君主制和贵族制。基恩考察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民主”，获取了早于希腊雅典的民主历史和民主经验。基恩同时对中亚民主向东西方向的历史传播做出分析，向东扩及印度，向西波及腓尼基及包括希腊在内的整个地中海世界。基恩进一步延伸，指出民主在中世纪的一千年并非消失，而是经由伊斯兰宗教社团及穆斯林自治实验而成为古代民主与近代民主的桥梁。这实际上颠覆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民主史观，也消解了西方建构的“民主东方主义”。“中亚原始民主”和“伊斯兰民主桥梁”成为基恩民主考古学的重大发现。
读其《生死民主》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好奇心与知识伦理的匹配和相称。尽管如此，基恩仍然需要进一步回答及补充论证：其一，中亚原始民主到底是民主的质料还是已经成熟的民主形式，若只是质料，雅典民主的原创性和典范性仍然无法推翻，就像中国的四大发明不能否定西方的科学原创性一样；其二，中亚民主与伊斯兰桥梁为何没有发展成系统的民主形式而在近现代长期陷入神权政治深渊，是哪个环节、何种事件或因素使然，比如伊斯兰缺乏“宗教改革”及强劲的世俗化动力是否构成主因，这些需要通过更详备的考察及比较得出结论；其三，作者在考察伊斯兰的部分已经指出了麦加模式与麦地那模式的区别，但具体区别如何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叛教者”阿里女士在2015年出版的《异端者言》（Heretic）就围绕该层面展开了批判分析。
除了钩沉发微之外，基恩还有着关于民主整体史的宏大叙事，也就是所谓的民主三波浪潮：大会式民主（assembly democracy）、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和监督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这种概括颇有启发性，将民主的范式转变清晰呈现，凸显了民主的古今之变。基恩在本书结尾处反复申明：民主不应神学化，也不应虚无化，而是本于“平等者自治”的核心理念而开展的历史建构过程。他反对托克维尔式民主理论背后的“基督教”背景，认为那种自我设定的背景既不真实，也不有利，反而使得雅典的“民主帝国主义”悲剧可能重演。
结合美国领导的民主全球化、难民危机、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等事件，基恩的思考可谓高度清醒与超前。作者对印度民主情有独钟，认为其有着作为“监督式民主”的历史与实践潜质，似乎能一扫大会式民主的历史尘埃和代表制民主的现实疲态。“监督式民主”指向民主的过程化和公民责任，具有共和主义复兴气质，也有着古典大会式民主的理念光辉，是对代表制民主的反思与批判，但不构成颠覆，而只是补充。在作者笔下，印度民主的来源不是简单抄袭英美，而是承自中亚，是中亚原始民主东西传播的结果，而今又孕育着引领民主范式的趋势。以印度民主现况观之，作者的期望可能过于乐观了。
原载于《财经》杂志2017年第一期
2017-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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