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恨一个摇篮吗？”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所有涉及到“子弟”、“三线”、“我们厂”的叙事，都会自动从万千信息的洪流中跳将出来，扎着我的眼睛，揪着我的注意力。这种关注感，是少年之后离开了厂矿，进入到一个更大的、他者的世界中才形成的能力——仿佛终于穿上了一件新衣服，它质地粗糙、气味清新，你这才能意识到以前的旧衣服是如何一寸寸贴合着你的身体、关节与肌肤，甚至浑然不觉地与你的生命融为一体——只有失去了那种身份，似乎才能对它的曾经存在有一种顿悟，这之前的一切经验，都只是习焉不察。

这种“厂矿人”身份的失去，自然只能发生在必然性生活的层面。组织、单位、集体作为一种实体瓦解了，但是它们从未溃散的影子却越拉越长，投射到每一帧梦境、记忆与缅想中，在经验的碎片里，从一些闪光的点到大块的感知，“温暖的群体感”依然潜移默化地改写着厂矿人的行为动机。就像《中国工人访谈录》里，那位叫做侯丽君的工人坚定的谈到的：“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是从420厂出来的。”（p.64）而那位“飞出”大厂、某种意义上变得很成功的主持人赵刚也说道：“工厂的影子还是无处不在。包括我后来的行为处事，他们说我很保守，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跟厂里面的保障制度有没有关系，跟我生活的环境有没有关系？我觉得应该有关系。”（p.223）这于我亦然，十年大学时光，一方面深深为各种宣传个体性、质疑群体性的批判思想所塑造，一方面依然坚定地选择了集体的道路，并且，常常几乎是不自觉的流露出一种窃喜：“有单位真好啊！”不知道，我窃喜时的表情是否与父母全心信仰组织的表情一致。

这是一种近乎于背叛的幸福感——难道我们不应该对这段历史投去憎恶的一瞥？难道这种对于时代或者制度的迷狂还不应该尽早清算？难道你不应该对本能与遗传里流露出来的这种“集体依恋感”进行反思？奇怪的是，我做不到。就像《中国工人访谈录》里那些工人们谈到的：“我对这个厂有一种感激，有感恩的感觉。”（p.45）“我可喜欢了，包吃包住不说，最重要是感觉到有集体的温暖，有大家的温暖。”（p.60）“420厂的过去辉煌好多人还是怀念。”（p.113）听上去，这些话简直是从我母亲口中说出的，当我询问她当年厂里的盛况时，她的脸上一片遐想之色，说那时很幸福，大家都很团结——似乎，所有的人都更愿意选择回忆那些“黄金岁月”，而非九十年代初期下岗风潮里的痛苦。

毕竟，没有选择的回忆是制造痛苦的渊薮。就像博尔赫斯在一篇扑朔迷离的小说中介绍的那位伊雷内奥·富内斯，他在一次意外后拥有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绝对的记忆力（absolute memory），但是，那些“比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类的记忆还要多”的回忆使他痛苦极了，为了尽量减少外界事物的影响，他只能把自己囚禁在黑暗之中，而为了能够入睡，他只能在睡前想象一些从未去过的黑屋子，将所有精力投放于漆黑之中。这种痛苦的局面最终被他的肺淤血死亡所终结。反讽的是，伊雷内奥·富内斯这个名字意味着“走出黑暗”，而他的故事却讲述了某种与此相反的经验：能够回忆起一切，走出人类意识的黑暗，反而有一种被白日焰火灼伤的危险性。

所以，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一部历史》感叹道：“人心多么不可思议！”当年那些被流放到马加丹荒原这块永久冻土上的政治犯人，“用无辜者的血和泪融化了这片大地”，以至于整个灵魂都在诅咒想出这个主意的人，但是多年后，当他们回到这里，看到这里“变得多么漂亮，我们的马加丹！完全认不出来了”，他们又“感到一种荒谬的自豪”。仿佛当初的血痕和泪痕都风干了，但是某些青春的、生命的记忆渗入了这块永久冻土，由它们生长出来的一些东西，不蔓不枝，勾留了这群政治犯的心绪。荒谬吗？当然。但这荒谬与其说是投向外部世界的批判，倒不如说是对个体心灵的变幻不定的自嘲。《中国工人访谈录》里，还是那位做了主持人的赵刚说道：“工厂不是一句话能总结的，非常复杂，我觉得没法形容，这种情绪怎么说，你能恨一个摇篮吗？”（p.223）也许可以适当地为赵刚补充一句：哪怕这个摇篮把你养成了残疾人。

这块土地上，国企大厂的死与生、爱欲与恐惧、偶然性与必然性，如果用“斩立决”的方式来面对，总是显得超然和淡漠了一些。同为三线后人的杨潇在《子弟》里面那样斩钉截铁地说：“（目睹了大厂的兴亡后），觉得‘控制’常常是人世间大多数痛苦的来源，因此也就格外渴望自由，很难把自己的人生完全托付给谁，无论它是一个集体，还是一位神灵。”听上去如此铿锵，却又如此简单乏味，一如那些整体性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反思者的口吻。我更愿如阿普尔鲍姆一般相信，“人心多么不可思议！”作为三线工人的第三代子女——大概就是《中国工人访谈录》赵刚这一代——少年时所浸淫的环境、成长后忽远忽近的观察，都使我逐渐趋向于一种近切的、个体式的回忆与言说，一如这本访谈录所呈现的：众声喧哗，但却没有感叹号，没有激越的声音，怀着一种对自我历史的珍重，一种用语言淬炼经验的渴求，工人们在回忆中夹杂着痛楚，欢笑里又暗藏着泪痕。

因而，好的访谈呈现出来的，不是大是大非或者痛快的批判，相反，是道德困境甚至道德的混淆、是对生活的认输与一团乱麻，是人生的水落石出与之后的幻灭，是对自我历史体悟的“说不清”与“没法形容”，是在热乎的大历史的冷眼旁观与面向个体经历的温柔咂摸——一句话，是复杂性。 是的，人们曾相信有一个泾渭分明的世界、一个能分清立场与态度，同时辨明真理与正义的世界，但是，那是荷马的世界、是乔叟的时代，当真理由一个演变成一团时，我们来到了后莎士比亚的世界，无人的、无法估计、难以理喻的世界面相呈现在我们面前，所能做的，则是在这丰富的、暧昧的世界中进行勘探与拣选。

尤金·奥尼尔曾有一个戏剧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性格中隐藏着一件陈年往事，所以创作的结构是逼住一个人，让他回忆，真相大白后就悲剧性地毁灭。但是，这真相大白太强烈了，以至于到了失真的地步。贾樟柯的做法恰恰是相反的，他的访谈总体来说很克制，这克制里有一种矜持与放任。他曾谈到拍火车站的经历，想来气氛一定会是沸腾的，但是自然地去拍摄，其实这热闹里是冷的，那么多疲倦的人，嗡嗡的语言都听不清楚，整个状态就是冷的。在这本访谈录里，每当受访者情不自禁哽咽时，贾樟柯总是淡淡地转开话题，并不继续酝酿这种情绪，他还强调赵刚是受访者里“非常冷静”的一个，虽然这冷静里有“劫后余生的忧伤。”在这样的“矜持与放任”中，工人们的情绪不会走向极端，他们讲述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史，讲述着每一个人、每一种时间与事件的度过方式，日子的概念不同了，大的历史的说法也因此被翻新了。

《中国工人访谈录》以成都420工厂的工人们作为样本，访谈跨越了三代人，从最早的老领导一直到第三代的“出走者”。老领导们回忆的厂内各种派别武斗的故事，我也曾在父母的口中听闻，它们更像是传奇故事，听来同样惊心动魄，而“厂内后人”们的回忆则无数次地与我的回忆吻合，这种身份被标记、被指认的感觉，充满温暖又令人心碎。毫不奇怪，几乎所有的大厂回忆都是能彼此呼应的，自给自足的社会、托儿所与灯光球场，食堂的豆沙包以及医院的糖药丸，因为——如果要残酷一些地承认——大厂作为城镇文化的空中楼阁形式与乌托邦版本，本身是没有自己的文化的，它们的形态往往彼此复制，这是和台湾的眷村最大的差异——因而，当大厂消失、某一时代趋近于真空时，唯一能够被想起的，就是这些真实活过的人的温暖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