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作者理查德·桑内特又一力作

耶鲁大学邀请我描述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接受邀请之后，我不得不思考我这门特殊技艺的局限和那些主观调查所遇到的挫折。因此，我斗胆擅自为多年来我访问过的那些人充当发言人；我试图归纳他们的想法。在此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此前未曾引起注意的问题，它可能是最基本的文化问题：大部分当代的社会现实对于那些试图弄懂它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下面的篇章对应的是三个主题：社会机构的变化方式，沦为无用或者落伍之人的担忧和“技术社会”的才华之间的关系，消费行为和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我所描述的职场体制变迁其实只发生在最先进的经济部门：高科技公司，国际金融公司，以及那些有三千名员工以上的提供新服务的公司。北美和西欧的多数人并不在这样的公司上班。这种公司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小，然而其文化影响却远不仅施及于其成员。这些新的机构对个人的技术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机构和新的能力标准共同催生了消费文化；消费行为反过来又影响了政治，尤其是革新主义政治。我之所以大言不惭地从社会的一小部分来推断整体的文化，是因为那些代表了一种特殊资本主义的先行者已经说服许多人相信他们的道路就是未来的道路。
有些新资本主义的传道者宣称他们认为这三者——工作、才华、消费——的变化将会给现代社会带来更多的自由，一种流动的自由，用哲学家西格蒙特•鲍曼的妙语来说，就是一种“流动的现代性”。我想与他们争辩的并非他们所说的变化是否符合现实；社会机构、技能和消费模式确实发生了改变。我想说的是，这些改变并没有让人们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