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自绝于人民”的“人民艺术家”
投太平湖自尽，尸骨无存
1966年8月24日星期三（农历丙午年七月初九），是老舍书房硬木书桌上的单页年历最后停止翻动的日子。那天早晨，老舍从家里出发，行至太平湖投水自尽。当时老舍住在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座房子是1949年他从美国回来后所购置的。老舍的家离太平湖约8公里，之前他在美国落下坐骨神经痛，腿脚并不利索，步行到这里需要花费大半天时间。 至于为何选择跳河的方式自杀，冰心在跟舒乙聊起的时候说，他作品里自杀的人，大多是跳河。这大概是某种宿命论。
太平湖这个地方，元代是积水潭；明代是京城西北墙外的湖沼地带；1953年北太平庄乡政府发动群众治理苇塘；1958年疏浚成湖，取名“太平湖”；1971年太平湖被填废，后来成为地铁公司“太平湖车辆段”。虽然老舍在太平湖投水自尽，但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在老舍的作品里出现过。 20世纪30年代，老舍在西直门的观音庵胡同买了一处房子给母亲，就在太平湖西南面不远，一个叫葡萄院的地方。老舍的母亲是在这所房子里去世的。从母亲的旧居往西北蓟门故里，是老舍父亲的衣冠冢。老舍的父亲是守护皇城的满族护城士兵，阵亡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炮火中，尸骨无存，衣冠冢里只有一双临死前脱下的袜子。而老舍投湖自尽后，骨灰也不见了踪影。据舒乙回忆，北京文联给他的书面文字是“舒舍予自绝于人民”。“自绝于人民”的人是无法保留骨灰的。火葬场的两个小姑娘还告诉舒乙，全国政协常委中第一个不能保留骨灰的就是老舍。 “文革”结束后，老舍获得平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重设灵堂，他的骨灰盒内放了一副眼镜、一支毛笔、一支钢笔，以及两朵茉莉花。后来舒乙又为父亲设计了一个新的坟墓，与母亲胡絜青合葬。
家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成最大遗憾
老舍生前有三部小说写作计划，第一部是写自己的家史，第二部写从扬州和苏州被拐到“八大胡同”的风尘女子，第三部写天桥文化，王公贵族、遗少遗老玩蟋蟀、斗蛐蛐、勾心斗角、欺诈贫民的故事。1966年4月份，老舍去香山拜访谢和赓、王莹夫妇时，提到自己的写作计划，居然流下眼泪来。这三部反应北京旧社会变迁史的小说，以后再无人能写。
《正红旗下》是老舍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写作计划里提及的关于家族史的小说。 1961至1962两年间，周恩来多次发表讲话，鼓励艺术家们创作，陈毅也在1962年3月广州的文艺座谈会上表示：“应当为他们（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老舍当时还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专门提到他正在创作《正红旗下》，说这部小说写得很慢很慢，一天只能写几百字，连每个标点符号都要想很久。这部家传体小说就是在当时突然宽松起来的创作环境下开始动笔的。 每逢家里来客人，老舍就会朗诵《正红旗下》已经完成的部分给朋友们听，还让大家提提意见，这是他的习惯。对老舍的朋友们来说，聚在一起听他朗读，是非常重要的沙龙活动，他们也十分享受。 到了1962年9月，政治风向又突然变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的报告《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批判了李建彤的历史小说《刘志丹》，并讲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多次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文艺界一时风声鹤唳，老舍在这年年底停止了《正红旗下》的创作。而从此往后，对文艺界的批斗也愈演愈烈。直至老舍去世，都没有机会再接着创作这部作品。 “四人帮”被打倒后，《正红旗下》在1979年连载于《人民文学》杂志3月至5月号。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单行本。此时距离老舍投太平湖自尽已经过去了将近13年。
《正红旗下》手稿总共164页，十分整洁漂亮，是手稿中的上品。“文革”期间，老舍珍藏的许多文物珍品都被抄了，唯独这部手稿，家人冒着风险偷偷转移。从小院废旧的烟囱、煤堆，到北京林学院家属宿舍、对外友协家属宿舍、铁道部家属宿舍、再到南苑……一路辗转才得以保存。
老舍生前最为珍视的就是这部手稿，据舒乙回忆：
老舍先生的书桌是红木三屉桌，他把《正红旗下》手稿放在书桌中间那个抽屉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拉开抽屉就是它。足见老舍先生对它的重视，虽然没写完，但就一直这么放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宛如随时都会返回到继续创作的样子。
历史记忆与现实经验的矛盾
关于老舍停止创作《正红旗下》的原因及其艰难的创作过程，学者石兴泽的研究文论《关于<正红旗下>的无奈中止》有比较具体的分析。当然，政治环境不允许显然是导火索，而由此引发的问题更能说明老舍的艰难处境。 当时提倡“大写十三年”，即必须以新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创作题材，但《正红旗下》是历史题材，描述的是清末满人在末路求生的故事，要怎么客观地写清政府、义和团、洋教……这些难题都是历史记忆与现实经验相冲突引发的。 最典型的例子，《正红旗下》乐善好施的大善人“定大爷”原型是资助老舍上学的刘寿绵，对老舍来说是大恩人。而现实经验对他的要求是：富人是剥削阶级，小说里的富人不可能是好人。另外小说里的其他人物，不分贫富，都有善有恶，它们涉及老舍小说中人物塑造的基本原则：人物的个性、品行，跟人物所处的阶级并没有关系。这些原则最终变成与老舍个人创作经验最大的矛盾，作品也就再难进行下去了。所以小说也在“定大爷”与洋人交锋的小高潮处戛然而止。小说从“我”出生写起，终止时“我”才刚满月。 即便《正红旗下》没有最终完成，但仍然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书里非常真实地呈现了末代旗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老舍隶属“满洲八旗”（以旗色为号，有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正蓝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八旗，八旗成员均称为“旗人”）的“正红旗”，这也正是作品名字的由来。书中有很多经典片段，当时大清将倾，许多旗人还不愿放下身段，依然追求过去优渥的生活方式，他对旗人的迂腐作了精准的评价：
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老舍对除夕的描写：
街上，祭神的花炮逐渐多起来。胡同里，每家都在剁饺子馅儿，响成一片。赶到花炮与剁馅子的声响汇合起来，就有如万马奔腾，狂潮怒吼。在这一片声响之上，忽然这里，忽然那里，以压倒一切的声势，讨债的人敲着门环，啪啪啪啪，像一下子就连门带门环一齐敲碎，惊心动魄，人人肉跳心惊，连最顽强的大狗也颤抖不已，不敢轻易出声。这种声音引起多少低卑的央求，或你死我活的吵闹，夹杂着妇女与孩子们的哭叫。一些既要脸面，又无办法的男人们，为躲避这种声音，便在这诸神下界、祥云缭绕的夜晚，偷偷地去到城根或城外，默默地结束了这一生。
热闹中透着悲凉，这种末世感结合老舍后来的处境，可以说字字戳心，而历史恰恰就是这般轮回。
从“人民艺术家”变成“阶级敌人”
抗战期间，老舍的创作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在《我怎样写通俗文艺》中说：“在抗日战争以前，无论怎样，我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写鼓词与小调什么的。抗战改变了一切。”他把“个人主义”的想法抛到脑后，并以为可耻，“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这与他之前提倡的“为文的要件是有内心表达自己，不是为什么道为什么理做宣传”理念大相径庭。他明确反对过“文以载道”，并声称“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不好，多少是叫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地伺候他”。 抗战胜利后，老舍受邀赴美讲学，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美国待了三年。种种原因，他从一开始对美国之行的满怀期待到最后失望而归。在美国三年他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缺陷，也看清了所谓民主的“面目”。在美国滞留后期，他时常批评美国和国民党，直至与冯玉祥在美国会面，他的政治立场已经十分明确。就在50岁这一年，老舍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 老舍在政治上其实天真。当时新中国成立，一切朝气蓬勃，老舍内心澎湃，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写家”，应该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国家。他由原来的无党派作家渐渐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他觉得“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掌握好、治理好全中国”。 老舍回到北京后，受到周恩来的重视。1951年2月，老舍被增补为全国文联理事，由他领衔北京文联。他曾经还根据1949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此后他创作的主要功能，首先服务于政治。 1951年6月，老舍对自己过去的作品做了深刻的检讨，撰写了《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一文，随后又写了《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1951年12月，老舍因《龙须沟》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荣誉。这个时期，他对作品中“对不对”的问题更为关心。
直到1957年不朽名作《茶馆》面世，老舍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茶馆》诞生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之下，老舍也解放了思想，完成了一次真正的创作。这大概是老舍对政权天真的信任，因为这个阶段他还发表了一些颇为大胆的言论，批评作协对作家创作的干预，提倡给予作家创作的自由。 但好景不长，1958年3月29日《茶馆》首演，7月10日停演，共演出49场。当时政治风向又突然变化，这部戏剧也不再被允许上演了。直到1963年，《茶馆》和谐版才再次上映，但老舍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即使是第二版《茶馆》，也只上演了53场。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发表“大写十三年”的讲话，提出“只有写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的文艺”。 “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使老舍多次差点被卷入其中。年过六十的他，已经身心疲惫。 1961年年底开始准备创作《正红旗下》的老舍，其实已经被唤醒。此时的他，陷入了各种矛盾。他内心深处也应该隐约感受到，《正红旗下》其实不是他小说写作的回归，而是对他一次无望的直面冲击——因为这部无法继续下去的作品，就像他在政治漩涡中的处境。
《正红旗下》搁笔之后，老舍陷入写作低潮期。从1964年到1966年，他留下的文字作品越来越少。老舍一生务实，不曾想会以悲剧收场。从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荣誉，到“文革”中被划为“阶级敌人”、“自绝于人民”的人，到底是为什么？没有人知道1966年8月24日傍晚坐在太平湖畔想了又想的老舍是否已经想明白了这一切，但那一刻，他决定放过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