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系列初体会之新三国时期/“铸鼎之世”——辽西夏金两宋

作为一个间断阅读二十四史的业余票友而言，读毕此书（民国卷以前各卷），只觉开拓了一些视角，增长些见闻。有些于本国史家忽略或忽视的，它却着墨一番，令人感觉新鲜。也知其涉猎广泛，资料齐备，治史态度较为严肃，思路较为清晰。虽个别史事难免差错，行文有时重复且啰嗦，但鸿篇巨著，不得不引人敬意。最有印象的当是不着重于宋史（或出于宋史繁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缘故），下面以综合战略学与外交学观点做一下梳理和本人的阐发，望不吝赐教

嵬名西夏歌

大河之外阴山下，敬古思贤事拓跋。

李唐君临称天子，如影归附世人夸！

纷纷五代求自立，煌煌十国忍不发。

壮哉元昊真英雄，修文持武载风华。

一夕传遍嵬名氏，享国二百夏一家。

河西拓土二千里，河东南北亦纷杀。

中间调和难为计，直教兵戈尔与他。

蛟龙一怒入沧海，乾坤倒悬落飞鸦。

苟全性命于乱世，失尔先人意风发。

马上君王马下鞍，可怜一夜后庭花！

华胥引·元昊

古来牧马放歌声，响彻阴山动。

独求至尊，称王霸西凉。一骑拓地千里，

党项文明，可比西东，一代君王真不同！

虎斗龙争，辽金两宋。

三国对立终成鼎！东坡西北望苍穹。

燕然未勒无名，可恨天无情！

完颜金朝诗记

白山黑水，竞出英豪！五合诸部，别离水草。

号义大旗，以天谋告。太祖荡涤，文武炫耀。

太宗锐意，逐灭“天朝”。大河之北，半壁山河。

袭魏故事，黄天可造。终金一代，平安北国。

黎民有福，祖宗含笑。熙宗秉志，以臣南朝。

淮水上下，尽失滔滔！雄图当立，海陵狂傲。

不自量力，其志也骄。世宗敦敏，可比唐尧。

民族一同，其谁可挠？章宗继业，定律《泰和》。

金史留名，南人可嘲？绍王无能，内外难调。

宣宗十载，困苦交交。哀宗十载，逐北南逃。

既立天国，其命夭夭？巧思国谋，以彰天道。

融我华夏，以图中国。以我为师，以子为矛。

文亦灿烂，武亦骁骁。建国有飨，其业昭昭。

完颜一脉，青史永照！

卜算子·完颜金

智勇瞰匈奴，撼动乾坤柱。

会勒年年战马驱，

正唱英雄曲。

放马倚白山，筑阙临黑土。

敢拒“天朝”却北敌，

竟死终无悔！

有人感叹：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历史总是无情的重复。我们已经经历了春秋战国的“战略裂变”、秦汉的“战略惊艳”、魏晋南北朝的“战略交流”以至于隋唐的“战略辉煌”，中华地域在这样的战略演变态势之下，以后仿佛是成熟、理性、开放战略理念指导下的永恒世界。但因为各战略权势对内战略与对外战略的严重失衡，它的历史不得不重新来过，而且要经历较之以往更重大演变。我们也可深刻理解对外战略与对内战略二者间的协调平衡之重要性。也是基本在同一时期，以东方中国的权势和威望为主导的对外战略已经成熟而逐渐定型，西方的对外战略在新航路开辟以后也渐已形成——而且，西方的对外战略也如以往的中华地域所施行的战略一样有其二重性，它不仅包括欧洲世界各主要国家间的权势斗争，还有着统一的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战略竞争。正如前文所言，本小节将这一时期分为不同的“三国时期”的战略阶段，以便使论述的内容和观点更加清晰化，

一 辽-西夏-北宋阶段

在我们所谈及的前番各历史时期之中，我们从未遇到或从未料想到会出现下面这种战略情势：在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形成了类中原化的部族国家——辽国（公元907年-1125年），而且在其王朝初中期，它的背后又出现另外一个同样的国家——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且势力——尤其是军事与政治方面的权势，与之不相上下，这对历来的中原国家的外交战略（专指对域内其他国家）产生了强大的挑战，对新建立的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政权亦是如此。一个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有张有弛的正确的外交战略呼之欲出。也唯有如此，在国家重新统一的过程中，中华地域内的外交战略思想方有先例可循，方得以创新，外交战略方可有效施行，对历史的发展才有正面积极意义。我们先把三者间所发生的战事与谈判和议分别罗列如下：

北宋北伐（公元976年、公元979年、公元986年，前次为太祖时期未能成行，后二次为太宗时期），失利，北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宋辽澶渊之盟（公元1004年），宋“赠”银绢与辽，通使，贸易，维持辽宋间百余年之和平局面；

宋夏战争（公元1040年、1041年、1042年），分别是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西夏三战皆胜，但元气亦损；

宋夏庆历和议（公元1044年），西夏称臣，宋赐银绢，开设榷场，互通有无；

宋夏熙河之役（公元1072年-1074年），借王安石变法之功，宋胜。此为北宋年间重大胜利，插入西夏战略肋部，形成对夏战略威胁；

绍盛开边。宋童贯击西夏（公元1114年），北宋末年最后一胜——对宋显得无甚意义，且失去了抗金之战略准备，西夏从此元气大损，辽亡后，只能联金以抗宋

由此，三大战略权势基本经历了先战后和的过程，第一次三国格局由此形成。北方辽国已建国近一百载，政治制度和文化水平已类中原化，已远非匈奴突厥人可比，鲜卑、丁零人亦逊色焉。故而外交战略已显成熟。从前番册封石晋之羁縻之策和之后与宋订立盟约而非趁机一味攻城略地据为己有两件事上，可看出它为实现其权势所具有的战略智慧。处于中华地域西北部的西夏虽国小众寡，但军事实力可见一斑，且其控制河西走廊，扼断丝绸之路，如此宋必须贿以重币再示羁縻。双方订约在所难免，因为长久的战略对抗乃至发动战争，对谁都没有益处。

同时，在战略上，到底谁才是施行羁縻之策的主动一方，已经实难分清。三国一段时间内，谁也没有消灭对方的实力，甚至于没有这个意愿，而且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这种战略权势相持之局面下，维持和平之状态以满足正常生产生活之所需，再图后进，对三方而言是最上上之策。但一般人都会认为，照此战略形势发展下去，西夏和辽都会因日益中原化而尽失其游牧民族之勇力和秉性，且在中原化所造成的弊病显露之时，不喾是对二者的战略上的重大打击。因此，时间在宋一边，这也是宋的最终战略目标——熙河之役似乎是对宋的战略上的报偿，但亦不能挽救北宋行将灭亡之趋势。从日后的战略形势可以看出，这一次对西夏的战役过于冒进，这是北宋战略上的第一次错误——当宋朝一味攻击它的宿敌且不理会另一谈判对手的劝谈促和时，战略上的盲目和冒进让这一暂时的相对优势也在不久就尽失于新兴的战略对手之手——绍盛开边也就显得没有战略意义反而有战略危害。而当这一业已形成的战略关系遭到破坏，那么整个战略格局都有被推翻的危险——当宋攻打西夏正酣之时，北方宿敌辽国已被它的附庸金国的战略权势彻底压制。当天祚帝以兄弟之情希望打动北宋朝廷，使之联合以抗金廷，且提出“辽之不存，宋亡亦不远矣”的战略忠告，亦是无济于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宋朝廷太过于自信自己在短时期内所建立的战略威势，以致于还未评估新兴金朝的战略权势就贸然拒绝辽的战略合作请求（辽为宋所熟知，而金并不为宋所知。讽刺的是，宋不相信眼前看到的战略现实，却迷信自己想象中的战略优势。这是不理性的）。对于金的战略后退，是北宋的第二次战略错误。然而，理论终究是理论，因为它忽略了现实——北方女真和蒙古的接而强盛让整个战略格局重新改写，已有对外战略亦随之重新制定。因此，在整个看似平稳运行的战略格局之中，其中潜在的战略权势不断登场，进而破坏(其本身就有破坏）既有战略格局的实力，这确实是难以想象，但却是可以发现得到的。战略家的使命就是发现战略对手，以相应战略思想制定符合现实的可操作性强的外交战略，而历史给了两宋很多机会——有时是战略上的，却恨而复失。真让人高呼“天欤？命欤？”实乃人也！势也！总之，在宋、辽、西夏三国鼎立之势已成之时，这种战略就已经在发生转变——与以往任何时代的对外战略皆有所不同，这就是笔者前文所言的对外战略在“内容和形式的扩展”问题（我们就以这个思路观察下一三国阶段的战略形势演变）。

二 金——既有战略格局的破坏者

在这一部分，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战略态势的破坏者——女真金朝（公元1115年-1234年）权势的崛起，而且是在日益昏聩勇于内斗的辽朝的战略俯视之下崛起的。我们前番亦讲对了一半：辽和西夏因为其游牧民族本身具有的种种缺陷和日益中原化后因为不服水土导致其发展进入战略瓶颈期。不过，宋亦如此。此时的北宋王朝——俨然是扩大版的春秋晚期以后的楚国——它前期精于武备敢于战略进取，中期经过历次新政或改革（虽不算太成功，但聊胜于无），以为可以转危为安，复图统一于内，恢复汉唐之盛世，但至于中晚期，王朝统治的衰弊之态尽显，战略权势消耗殆尽，更何谈战略优势！澶渊之盟的百年和约的战略初衷，就这样统统葬送在了两个不思进取的战略对手手中。在好弄文墨精于珍玩奇异的徽宗统治时期，败亡之兆毕现：徽宗好钧瓷，以为钧瓷所制之笔洗，裂纹淳美，颜色天成，洗笔于其中，犹听得钧瓷固有之开片之声，宛如清泉流于石上，甚有美的享受。我们姑且品味一下这一亡国之君的这个雅好——笔者选所作关于钧瓷诗词之一首，聊以引介：

声声慢·钧瓷

岁岁年年，雨里风沙，谁添不悔华发。

锤炼青泥窑内，万千涂罢。

江山万里变化，看莽苍，指间如画。

古镇里，漫青砂，尽是走奔炉下。

彩练谁人轻抚？添上釉，熊熊火烧不怕。

正茂风华，敢教普天一诧！

兴亡已成旧事，复园田，岂赖古法？

千万载，更见那黄土谁洒？

然而，在艺术上堪称佳品，在国家兴亡之上，则是不祥之兆。北宋晚期以至整个南宋，如春秋晚期时的楚国，不思进取耽于享乐，不复有大国之志，被秦打得一败涂地，只求苟安，更不论社稷与人民之安危，坐看大势之将去。它和楚一样为我们共同塑造了璀璨的中华文化，但一样为我们在此提供了国家兴旺之教训。我们回到主题上来，依照前次形式把这一时期影响三国之战略演变进程之事件罗列如下：

海上之盟（公元1120年），宋助金灭宋，并支给岁币给金，金灭辽后还宋燕云十六州；

金夏同盟（公元1124年），金夏联盟以灭辽，并割原辽所属部分土地予夏；

靖康之耻（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宋室南迁；

首先，对于西夏方面，自元昊死后，与宋常年战争，边贸废止，元气大损。其便做出如下战略判断：辽亡后，夏不能独支，故而不得不寻找战略上之新盟友。金无疑是可以信赖的，因为它明白谁才是真正的战略劲敌——至少在金和西夏方面来看，宋正这一战略劲敌。

另外，这时由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公元1132年-1218年），地域囊括中华地域内的整个西域地区和中亚东部部分地区，势力一时极大。但因偏居中华地域内之西北，虽欲几次东进恢复辽国权势，而终对中华地域内的战略权势之争夺已无能为也矣，我们权且忽略不提。

对于北宋而言，其战略权势顷刻间就灰飞烟灭。当辽朝灭亡以后，金履行对西夏的承诺而只还给北宋燕云十六州的其中几座。金的战略意图一目了然：金不仅不善于宋，且有图于宋。无论如何，它最终还是灭了北宋。金代辽而复起于北方，且势更强于前者，西夏在金的战略支持下仍得以存国百余年。新兴的战略势力——金就这样通过强大的军事权势及由军事权势衍生出来的外交权势达到了自己占辽为己有而同时削弱甚至消灭既有的战略权势竞争者之战略意图。

我们不难想象北宋是如何以数十万兵力俯首纳降于金军铁蹄之下的。长期以来，来自北方的势力对北宋进行战略遏制是前者长期的战略权势累积的结果。辽所吞并的燕云十六州对宋无时无刻形成着巨大战略压力甚至是明确的战略威胁——这意味着辽随时可以轻而易举地南下长驱数百里扫掠宋境如入无人之地而不用消耗巨大军力去攻破传统的以长城为界的北边防线，即使达成了维持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亦会是如此。就好像前苏联的载有原子弹的轰炸机时刻盘旋于欧洲上空而不发射一样，其形成的战略威吓是时刻存在的。而吞并燕云十六州对北宋造成的巨大权势却在金朝面前犹如散沙泡沫一般——也许有北宋的战略夹击之功，也许因为辽的腐败无能，但这一战略上的缓冲地带没有发挥它的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知，北宋对于与金结盟灭辽的战略规划是不成熟的不完善的是没有战略眼光之举，它完全可以在灭辽后仍驻有大量军力以牵制金军，使之灭辽后不敢南下，并且同时表现出必须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坚定意志——它不仅关乎北宋朝廷颜面，也关乎以后的战略权势之发展，量金不可能不做战略顾虑。成败在于一瞬，转眼时机尽失，可见一斑。

宋终究成为辽灭亡后的又一个战略上的牺牲品。北宋是彻头彻尾的战略上的失败者——军事上的羁縻被证明无效，政治上的相安被它自己葬送，文化上的自信反而让它失去战略对抗的意志。南宋岂不更甚——它为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应有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华文化受益于它，而另一方面，却限制住自身战略潜能之发挥甚至是对外战略之混乱以使得国破家亡人民遭殃，岂不使人痛心？

三 金-西夏-北宋

笔者以为，金灭辽是大变动时代的形势之下，以其战略权势之主动而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战略目标。金通过与西夏结盟——要知道，夏以前尤其在其中晚期是与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对北宋战略压力，而看到辽之将亡，战略大势必将转变，而最终选择与新兴的同样是来自北方的金朝结盟，与战略宿敌——北宋进行战略对峙（即使到南宋时，其疆域已不与西夏方面接壤，但绝不能忽视其战略上的威胁。这是两回事）。这符合西夏与金的共同战略目标——虽然金与北宋还有共同灭辽的海上之盟的约定，但终究免不了战略对峙甚至是战略决战之时。事实也证明，这个时间已悄然临近，这就是金灭辽的第三年（公元1127年）。

关于此一时期的影响战略全局的历史事件亦罗列如下：

宋金黄天荡之战（公元1129年），打破金军不可战胜之神话，订立和约，使战略劣势局面得以扭转，后因金兵再次南逼，另立金宋绍兴和议（公元1141年），宋称臣，缴纳岁贡银绢，岳飞成为了战略上的牺牲品，；

金宋绍兴辛巳大战和南宋隆兴北伐（分别是公元1161年和公元1162），前者完颜亮南征身死，退兵；后者被金逼停，无能北进只得求和。于是订立金宋隆兴和议（公元1164年），宋称侄，维持疆界，割地，缴纳岁币；

南宋开禧北伐（公元1205年），韩侂胄兵败，被杀。订立金宋嘉定和议（公元1208年）称侄，增缴岁币；

我们知道，由于金相继灭辽与北宋之后，其南部边界已推进到我们所熟知的一个历史地理名词——淮水-大散关一线，宋夏边界由此已不接壤。因而，宋与夏方面的战略争夺已经失去其战略意义。另外，此时的西夏方面基本已退出权势争斗的舞台，它既被金朝隔离开来且因畏惧其权势而战略性地归附于后者，成为后者大部分时期的战略附庸，直至蒙古军队的出现才重燃起西夏方面的战略斗争的意志。

在战略世仇和家国之恨的两相催化作用下，发生在宋金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让人觉得南宋的实力并不差，意志也不算薄弱，但外交战略的失败亦使前者瞬间化为泡影。

南宋朝廷内有一大片主和派存在（有一部分是为权势倾轧而主和而且经常性掌握国家大政方针，有一部分则是一味地主和），金朝在中原制度和礼乐文化的影响下再次沦落成了第二个辽和西夏。在几乎同时期的南宋孝宗（乾淳之治）和金朝世宗、章宗父子（世章盛世）的统治之下，中华文化得以保持和创新发扬，如程朱理学、诗词文学等等。尤其是诗词方面，为后世文人传颂模仿而经久不衰，笔者选作几首如下：

沁园春·中原 中原气象，千里飞雪，万籁澄澈。望大道陷没，峰峦影绰。

田桑流河，万径无踪。渺渺宇宙，浩浩洪荒，斯时无酒意满腔！

叹自然，夺神工鬼斧，纵遨游！尽目窗外飞流，破寂寥江天一剑喉。

越连绵村舍，披仙衣舞。雄狮已睡，百鸟犹歌。雪连飞沙，万木如走。其萧萧兮心未收！

话穹苍，施露于旱土，当汝之责。

念奴娇·雨说

天怒成云，重积去，厚遮几道天幕。

无声息处，直觉是，苦闷心中无数。

不闻虫鸣，不见犬来，叶落木将枯。

闭户难出，一番空虚寂寞。

见得电光一触，久积成泪雨，雨疾如突。

激扬大地，惊飞起，尘埃尽为泥土。

天蓝地廓，鱼从浅底出，飞鸟不顾。

笼中君子，得意大雨如沐！

浣溪沙·无题

竟似溪流缓自流，

衣裳湿透意难收，

花红遗落欲回眸。

顾影相怜知玉手，

身藏金阙见温柔，

如鱼入水水还羞。

卜算子·无题

独影话孤单，

枯木长风断。

大梦楼兰望欲穿，

欲破谁人看？

遗恨过千年，

缘灭终不见。

春去秋来寂寞天，

惊住云和雁。

阮郎归·无题

谁言杯酒醉成昏，滔滔梦里真。

风吹花落落千层，层层去我心。

须好日，意熏熏，幽幽陌上村。

桃花源外总逢春，番番掩我门。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清风明月，小桥流水，都已成为昨日的遗篇，而影响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大计的对外战略无疑才受到了传统的莫大影响。我们可以严肃地说，在关乎国家兴亡的大战略上，文学艺术与国家战略权势并非是矛盾的尖锐对立着的，而是可以做到和谐的统一的。汉赋可以描摹大汗的辉煌和壮丽，唐诗可以述说宫廷的荣华和历史的浩瀚，宋词就为何一定要在江南的温婉里苟安？

对外战略的不成熟和不完善，是对实行对内战略的安全隐患；对外战略与对内战略的不协调和不平衡，是对国家和民族战略优势的破坏。这也是为何当下的中国对台湾问题始终以尽量维持和平状态和在和平状态下的统一为最高战略目标，以其他战略权势的战略制衡甚至是战略压制为次要矛盾的原因。能实现国家的和平和和平统一对民族和国家的战略发展比依靠军事权势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所得到的战略利益不知高多少倍，这里面当然也包括长远利益，而且也正因为其长远利益之所在，我们才以最大战略耐心和和平意志处理这一战略问题。这一战略眼光，即是最大限度的实现对内战略和对外战略的表现。我们完全可以顺此逻辑推断：其他世界战略权势面对此战略定无所措手足——如若推动和平则可，抵制或阻挠这一战略之施行，无疑一方面陷自己于舆论之被动，一方面会落人以柄渐渐失去战略之主动。这本身就是民族大义和国家最高战略利益之所在。若无坚定有效之国家战略和道德正义，则终将会失去自己手中有利的锋刃。这一问题我们将在本书第三部分做一详细探讨。

四 蒙古—既有战略态势的终结者

战略上看，经历南宋初期的几场战争如黄天荡之战和绍兴大战，使得宋金战略相持局面得以形成和巩固，中期因战略冒进而实施的北伐以失败告终，但也大致维持相对平衡之战略权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金宋通过数次战争之后虽然维持战略相持态势——正因为双方维持战略相持态势，来自金西面的蒙古势力，在铁木真领导下得以突然爆发，势不可挡。战略决战和战略优势的最终掌握者——蒙古（公元1206-12559年），终于开始打破整个战略相持的棋局。蒙古在中华地域内，是通过以下战争手段和少有的外交活动作出战略安排以达成其最终战略目标的：

蒙古灭夏战争（公元1205年-1227年），先后六次，始告成功，是这一时期中华地域内首次灭国战争；

蒙古灭金战争（1211年-1215年、1230年-1234年前次为成吉思汗时期，后次为其子窝阔台时期），中间向西征伐运动虽给金以喘息之机，而金终亡于其手；

蒙古灭大理之战公元（公元1253年-1254年），蒙古只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发动数千里奔袭，兵锋所向，无不披靡倾倒，大理灭国；

蒙古灭宋战争（公元1235年-1259年、公元1267年-1276年），前一时期为窝阔台及其子贵由和其侄蒙哥在位时所发动，后一时期为忽必烈所发动，南宋宗族于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之后壮烈殉国。

蒙元王朝以其超强军事权势碾压一切战略对手，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所仅有。秦始皇帝在前辈几代经营下才完成中国之一统，汉唐统一之初战略权势仍羸弱不堪，罗马帝国立国数百年才成其为一大帝国，后来的拿破仑帝国以不断捭阖于军事与外交权势之中才获得了十数年的欧陆霸权而已，英国的日不落帝国霸权也只是相对于欧洲大陆各国战略优势而非绝对霸权，更不用说两次挑起大战而最终并未实际称霸世界的德意志帝国，美苏争霸亦不过尔尔。总之，蒙元之前，无古人；蒙元之后，无来者也。也正因为此，它不可复制，也不具有可比性。蒙元之战略权势之一步步增强和战略目标一个个实现，而利用政治和外交权势进行的战略制定和实施只相当于其军事活动生涯之一瞬，但对战略史而言，尤可当做亡国朝代之对外战略失败之反面教材耳。蒙古势力实现中华地域内之统一的战略过程（其他地域之问题我们搁置不论）大致如下：数次攻击和破坏西夏战略权势，消磨其抵抗之战略意志，并中间成功离间金夏关系，使战略伙伴变为战略对手。对金而言，蒙古灭夏更使其无战略之缓冲地带，金之存亡危矣。但由此也可见，金对南宋的外交工作并不成功，也无有用武之地——从历史恩怨上看，亡国之恨和战略上的宿敌两层关系之其一都足以使南宋欲先灭金而后快——即使这不符合理性的外交战略之要求。蒙元军队只在对宋的战争中损耗较多军事权势，但相对而言，宋之军事权势亦已消耗殆尽，只待最后一击。兴亡大势，总是在有强大准备的人手中。

五 对域外战略的持续进展

因为唐朝时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我们知道，早在唐时，就已经设立了市舶使专司对外贸易之职，到了两宋时尤其是南宋时期因为陆上丝绸之路完全被西夏金朝所垄断之后，海上贸易变得极其繁荣——市舶司由此成立。海外贸易以泉州、广州两处为最盛。这既是宋朝对外战略上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其存国三百余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华地域的继续开放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使东西方物质文化的交流更趋频繁，远自波斯湾的大食、北非的埃及、索马里还有地中海边的拜占庭帝国，都是中国人的贸易对象。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市场”是多么广阔——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也都是这时传入中东以及欧洲世界的，俨然一个小盛唐！最近因为史料的新发掘或考古上的新发现（如“南海一号”的考古挖掘），我们对这一段时期的中外交往多少已开始了较为深入的了解。笔者不禁感叹：中华之伟大，在于融合。中华之辉煌，在于开放！

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地域内，时刻保持开放，保持新鲜和先进事物的流通与交流对其未来的发展是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小者可以促进了解减少战略误判，大者可以增加战略伙伴甚至盟友。这都是可以预期的。假设两宋狐疑辽或者金会联合海外战略力量对宋形成战略包围之势进而时刻威胁到其之生存，就此施行海禁、罢黜贸易、断绝丝绸之路，这会造成什么样的恶劣后果。而为何两宋有如此心胸，作为大一统的明清王朝却总谈贸易而色变，谈夷人而生忌惮之心？岂不于理不通而于情不合？这样有始无终朝令夕改的对外战略及政策不让世人耻笑？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天朝上国的狭隘心理和安于现状的农耕文化在作怪而已。我们将在后文作出分析。

因此，我们根据历史上对外战略的得失成败总结出的经验，永远不会过时。任何时代的对外战略要适应对内战略的发展，因为，制定对外战略的核心在“内”而不在“外”；但一旦对内战略失去其固有的理性逻辑而一味按自己内部之不健康的需求进行战略投机（不论是冒险还是逃避），其造成的后果必将是巨大的战略上的代价。

小结

以上，我们经历了两次“三国时期”和两次战略破局并重新得以建立的时期。这一段时期的诸朝代，在外交战略方面，基本是毁誉参半。有人言，在如此之危急的战略形势之下，各国已经发挥其最大战略智慧，调动其最大最多之战略权势，达到其已能实现之战略目标之极点。比如西夏——无论其国土、人力、资源和财富都是最弱小之一个，一个本不成其为战略权势的一个力量竟能存国近二百载，这才是最难得和最值得称道的，一个无有长远之战略眼光和不发挥巨大之外交潜能的战略力量再富有再强大也无济于事，而西夏一贫弱孤寡之国士能游走于大国之间已实属不易，何况常取利于大国之间乎！辽、金一方面在迅速地中原化过程当中，一方面要运用中原之传统外交战略思维处理所面临的战略形势，又岂是一朝一夕之功可以成之？隋唐之时亦未能轻易处理这战略危局也。对待两宋，我们不应批评其政治文化发展——一个讲究以文治国、以孝立国的朝廷有何可以批评的呢？我们应该批判的是两宋时期外交战略。为保社稷之苟安和朝廷之苟活而竟数次签下有辱国格之和约，杀有大功而无过之勋臣，以致给予战略对手以喘息之机并示之以战略弱势。这无异于引狼入室而已矣。如此之无有大战略，如此之无有大战略之决心之朝廷，一兴再兴亦无济于事也。辽、金以虎狼之姿雄视两宋，形成强大之战略威慑自不必说，竟连西北小国亦能施以巨大战略侧面威胁——终北宋之世，都是悬于其头上之达摩克里斯之剑（直至南宋，因与西夏无接壤，才把此“剑”摘下）。战略上的主次一目了然。如果没有蒙古军队的存在，可以想象，这一战略鼎立相持之局面要延续多久。

长久之各战略权势之演变，定矣。

中华地域统一之大势，现矣。

笔者以为，这是又一次中华地域内传统战略的整合。这一段时期的各战略权势之间的碰撞让世人犹如醍醐灌顶：时代不同——也就是战略权势对比之下的形势，则战略利益不同，则战略目标不同，而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就因之而变化。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战略大调整大碰撞时期，它终将奠定后世中华地域外交战略传统之根基，这是中国和中华地域两者得以基本重合之前的“铸鼎之世”——鼎铸而势定，鼎铸则功成，鼎铸则万世不移。此后的中华地域内再无此狼烟四起而战略烟云如此复杂之时——以后中国历史就是围绕着统一与分裂而进行的战略权势之间的争斗与合作。而终不像以前的乱世那样——似乎是为争斗而争斗，为权势而争斗，但不知何为对外战略，何为对内战略，更不知为统一大业为复兴而争斗，这也是大混乱时代和趋于大一统的形势下的分界线。我们现在仍把目光放在中华地域之内，把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战略演变以串珍珠的方式统合起来。这虽然跨度较大一下，但更容易让人以纵的角度了解历史之发展方向，不必拘泥于一事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