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幸福仍主要在于我的工作”
“在我有生之年，我相信幸福仍主要在于我的工作——当我失去工作能力，愿上帝把我从我认为不可能有欢乐的世界带走。”
上面这段话大约在这本《自传》的尾声。如果没有看过这本由特罗洛普亲自动笔写下的自传，可能你会觉得这是句随处可见的空话大话——毕竟，特罗洛普有20多年公文写作经验，年过五旬仍奔跑在英国邮政一线。
这份公务当然给他带来满足感，帮他摆脱了人生起步阶段的窘困，他也十分认真用心地在付出劳力。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特罗洛普在这句幸福感宣言的上方，用了两页半的版面列出一个详尽的表格，清楚地标明了二十年写作生涯的每一本小说或作品集的创作时间，以及每一本书所获得的收入，精确到便士。
从这个表格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出，特罗洛普仅仅利用每天清晨上班前的三个小时写作，“每15分钟写下250字”，每年就可以写下2-3部小说或作品集，写作带来的年平均收入大约为3200磅。
“自1862年起，这十二年来，平均年收入4500磅。大约花去三分之二，存三分之一。”
特罗洛普出身贫寒，父亲是个不得志的文人，百病缠身，一家人全靠母亲一个人写小说生活。在特罗洛普后期作品《如今世道》里，那位靠写通俗小说补贴家用的Carbury夫人大概就是以自己母亲为蓝本。
初入社会，特罗洛普经人介绍进入英国邮政总局做一份文员工作，年收入仅为90磅。工作7年后，年收入才提升到140磅。这期间他组建了家庭，入不敷出，负债累累。
为了提升收入，他要求调职去做办事员，每天骑马去偏远的爱尔兰乡间调查邮政事务，做了十几年，颇做出一些成绩。更重要的是，他的收入提升了，慢慢地还清了债务。生活稳定了下来，开始有空余时间琢磨写小说的事情。
应该是受到了家庭氛围、母亲人脉的影响，一方面也为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特罗洛普开始写小说。刚开始，一本书只能卖20磅，不能讲任何条件。随着《养老院院长》和《巴彻斯特钟楼》的出版，特罗洛普作为作家渐渐被读者熟识。到作品高产期，年总收入高达4500磅后，他终于可以置业、买马、打猎、养家，得到了自己要的“舒适之乐”，“过上这种生活，不禁有些自豪”。
特罗洛普是很为自己的工作及生活方式而感到自豪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一种认真、严肃的得意和满足，有种带有矛盾的幽默感。因为不加掩饰，显得非常的真实和坦诚。
同时进行两项事业需要不凡的精力，想要从写作中获得收益，又想为邮局尽力，就只好充分利用时间。二十九岁的时候，特罗洛普意识到自己需要培养早起的习惯，保证写作的时间；他自制了一个写字板，在火车里写作就像在自己的写字台前一样快；每次动笔开始写一本小说，他总要在身边的日记本上做好计划，定下总篇长度、时间、进度、严格按照时间表进行写作——这一点，村上春树在他的散文集《身为职业小说家》里有提到，他也是这样按照规划来完成每一本长篇小说。
特罗洛普规定自己每天5:30起床写作三个小时，“每15分钟写250字”，连续不断，从不停笔。把工作当做生活的必要条件。写作对于他就像普通工作对于普通劳动者一样，按照最适合自己的节奏，这样就不必费很大的力气，能够顺理成章地坚持下来。
最近，“财务自由”这个概念被炒得火热，害的每个人都心痒痒，想做又怕失败。特罗洛普在19世纪就已经帮大家完成了梦想。那时，60岁是法定退休年龄，退休金为年薪的1/6。他给自己定下的计划是，当自己的积蓄的年收益能够达到退休金的金额，他就辞去邮局的工作，专心打猎和游玩。当然，每天清晨的三个小时仍属于写作。这个目标在他52岁时达成。辞去邮局的职务后，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家人出国去澳大利亚游玩。
特罗洛普百般否认，不愿称自己为艺术家。他的出身决定了没有庞大的家产供给他的生活，夫人也没有任何嫁妆，他只有靠工作赚取年薪。一份邮政的文员工作又能把他带到哪里呢？不过是糊口罢了。意识到了生活中的困境和想象中的差距，特罗洛普承认希望“靠写小说出人头地”，并没有隐瞒自己的动机。这个穷苦农夫的儿子靠自己的自律、信念和勤奋，过着富足又自由的生活。这本自传中，特罗洛普坦率地、以果断而真挚的自豪写打猎的欢乐，工作的欢乐，天伦之乐，流畅易读，充满乐趣和启发。如果你喜欢村上春树的《身为职业小说家》，那一定要找这本特罗洛普自传读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