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造革命的梁启超
有趣，可读性强，史料很丰富，但解读未必准确。实际上可能正由于作者主观情绪的介入，很多解读发生偏差，甚至观念片面、歪曲。萧公权在序里讽刺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不能体会任公立言的意旨和精神……大放厥词……弄巧成拙”，而盛赞张朋园的系统和叙述和分析。本书也是一印再印，影响颇广。但对比着梁的著作读下来，问题不少。
我看的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第二版，其中作者的《再版序》很能说明本书的问题，引用如下：
“著者在當時也是一個年輕人，十分同情他的想法與做法。後來，任公轉變放棄了革命，我感到失望，大大嘆息。事隔三十五年，我反過來覺得他的轉變是理性的，不再憧憬年輕時的浪漫主義。任公曾說：革命之後建設不易，革命可能陷國家社會於紛亂。證之將近百年革命的結果，他的確是一位先知。中國從辛亥革命、北伐革命、馬克斯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一波又一波，人民的處境水深火熱，吃盡了苦頭，沒有看見革命家許諾的幸福。”
不知三十五年后的作者是否也看到自己当时那种同情革命，而极希望梁主导革命的心情，实际上将过多的激进思想“读入”了梁的文本？不可否认，梁在逃亡日本后思想一度倾向革命，但是他革命心理期跨度有多长，程度有多深，是需要小心求证的。作者由于主观的期望，有时将这些数据都夸大了。下面略举几例：
1. 作者称梁“作《古议院考》鼓励国民亟起要求设立议院”（43）。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古议院考》登于1896年《时务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94-96页），主要论点是议院在中国虽无古例，却与先哲价值相通：“故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也”（《古》95）。梁认为汉制中的博士就相当于议员。但梁的观点，恰恰不是鼓励国民起来要求立议院，梁在文中假借读者之口设问：“问，今日欲强中国，宜莫亟于复议院？”而梁的回答则是：“曰，未也。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古》96）可见梁认为中国现今不宜急于恢复（古时即有模范的）议院，否则会致乱。张朋园不知是否将设问直接当作了梁的观点，而又没有仔细往下读，所以得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此容易夸大梁启超的激进程度，把激进改革（及后来的革命）思想形成期提早。
2. 作者认为梁立意“排满”，文章如《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清议报53册）捧光绪而贬慈禧，实际破坏了朝廷内部关系（60-63）。但梁真的是要推翻满人统治吗？他只是表明与慈禧的朝廷势不两立，要“将此恶政府除去而别立一好政府”，而因 “阅各西报，知英美日等国有欲协力扶助皇帝登位变法之事”，希望劝说各国支持光绪， 借外国压力改立光绪朝廷，因为“皇上若有全权，必能造成一好政府无疑” (3b）。就是在后来与孙中山合作时书信中也提到不妨立光绪为大总统。梁确实处处攻击满清政府，也时而声明满族极权统治下汉人得不到平等待遇，但他并不时时主张种族革命。在政治革命完成后，君主立宪政府也好，共和立宪政府也好，梁都建议过推光绪为首。在这一点上，张朋园甚至有点偷换概念的意思，在多篇作品的解读中都把攻击满人极权政府等同于种族革命了。
3. 作者又从《新中国未来记》中李去病的话来证明梁的反满心迹（70）。这实在是太片面了。《新》始作于1897年，至1902年发表时只完成了前五章，是用倒叙的手法，一开始就交待了中国六十年后的辉煌：立宪周年大庆典。倒叙讲述主角黄克强和李去病两方的辩论，前者主张渐进改革，后者要求革命。张朋园只引其后者而用之，隐其前者而不提。实际上梁是更倾向黄克强的。最后黄成功领导广东独立，迫使政府立宪，中国最终实现富强。《新》中的那段辩论只能说明梁具有两方面的考虑，而思想上更倾向君主立宪改革一方。但在张朋园的断章取义之下，事实被歪曲了。
以上只是本书前四分之一部分略取的几例。作者究竟误读了多少，我无心一一考究。不过恐怕正是这种趋势导致了作者（为之扼腕）的结论之一，即梁启超在1903年前后急转直下放弃革命，且主要受感情因素左右（238），由此看出梁“个性上不够坚毅”（241）。事实上梁有没有这么“直转”，得看他本身早期革命的意图是否有张朋园所宣称的那样坚定持久。梁确实思想反复，但是并不比同时代的很多批评家更严重。好比很多学者说严复早期积极宣传改革，后期却走向保守顽固，其实细细追踪严的思想脉络，会发现所谓的“变化”并没有那么大，波动之下还是有很大的一贯性的。
我非常喜欢梁启超，但觉得研究他没有必要维护他，同样没有必要去“塑造”他。跟研究对象又亲近又保持情感上的距离，有助避免过度解读文本。
我看的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第二版，其中作者的《再版序》很能说明本书的问题，引用如下：
“著者在當時也是一個年輕人，十分同情他的想法與做法。後來，任公轉變放棄了革命，我感到失望，大大嘆息。事隔三十五年，我反過來覺得他的轉變是理性的，不再憧憬年輕時的浪漫主義。任公曾說：革命之後建設不易，革命可能陷國家社會於紛亂。證之將近百年革命的結果，他的確是一位先知。中國從辛亥革命、北伐革命、馬克斯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一波又一波，人民的處境水深火熱，吃盡了苦頭，沒有看見革命家許諾的幸福。”
不知三十五年后的作者是否也看到自己当时那种同情革命，而极希望梁主导革命的心情，实际上将过多的激进思想“读入”了梁的文本？不可否认，梁在逃亡日本后思想一度倾向革命，但是他革命心理期跨度有多长，程度有多深，是需要小心求证的。作者由于主观的期望，有时将这些数据都夸大了。下面略举几例：
1. 作者称梁“作《古议院考》鼓励国民亟起要求设立议院”（43）。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古议院考》登于1896年《时务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94-96页），主要论点是议院在中国虽无古例，却与先哲价值相通：“故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也”（《古》95）。梁认为汉制中的博士就相当于议员。但梁的观点，恰恰不是鼓励国民起来要求立议院，梁在文中假借读者之口设问：“问，今日欲强中国，宜莫亟于复议院？”而梁的回答则是：“曰，未也。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古》96）可见梁认为中国现今不宜急于恢复（古时即有模范的）议院，否则会致乱。张朋园不知是否将设问直接当作了梁的观点，而又没有仔细往下读，所以得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此容易夸大梁启超的激进程度，把激进改革（及后来的革命）思想形成期提早。
2. 作者认为梁立意“排满”，文章如《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清议报53册）捧光绪而贬慈禧，实际破坏了朝廷内部关系（60-63）。但梁真的是要推翻满人统治吗？他只是表明与慈禧的朝廷势不两立，要“将此恶政府除去而别立一好政府”，而因 “阅各西报，知英美日等国有欲协力扶助皇帝登位变法之事”，希望劝说各国支持光绪， 借外国压力改立光绪朝廷，因为“皇上若有全权，必能造成一好政府无疑” (3b）。就是在后来与孙中山合作时书信中也提到不妨立光绪为大总统。梁确实处处攻击满清政府，也时而声明满族极权统治下汉人得不到平等待遇，但他并不时时主张种族革命。在政治革命完成后，君主立宪政府也好，共和立宪政府也好，梁都建议过推光绪为首。在这一点上，张朋园甚至有点偷换概念的意思，在多篇作品的解读中都把攻击满人极权政府等同于种族革命了。
3. 作者又从《新中国未来记》中李去病的话来证明梁的反满心迹（70）。这实在是太片面了。《新》始作于1897年，至1902年发表时只完成了前五章，是用倒叙的手法，一开始就交待了中国六十年后的辉煌：立宪周年大庆典。倒叙讲述主角黄克强和李去病两方的辩论，前者主张渐进改革，后者要求革命。张朋园只引其后者而用之，隐其前者而不提。实际上梁是更倾向黄克强的。最后黄成功领导广东独立，迫使政府立宪，中国最终实现富强。《新》中的那段辩论只能说明梁具有两方面的考虑，而思想上更倾向君主立宪改革一方。但在张朋园的断章取义之下，事实被歪曲了。
以上只是本书前四分之一部分略取的几例。作者究竟误读了多少，我无心一一考究。不过恐怕正是这种趋势导致了作者（为之扼腕）的结论之一，即梁启超在1903年前后急转直下放弃革命，且主要受感情因素左右（238），由此看出梁“个性上不够坚毅”（241）。事实上梁有没有这么“直转”，得看他本身早期革命的意图是否有张朋园所宣称的那样坚定持久。梁确实思想反复，但是并不比同时代的很多批评家更严重。好比很多学者说严复早期积极宣传改革，后期却走向保守顽固，其实细细追踪严的思想脉络，会发现所谓的“变化”并没有那么大，波动之下还是有很大的一贯性的。
我非常喜欢梁启超，但觉得研究他没有必要维护他，同样没有必要去“塑造”他。跟研究对象又亲近又保持情感上的距离，有助避免过度解读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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