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本书留住北平
若干年前在一个聚会上,看到一个北京姑娘教他的外国男友中文。那个歪果仁结结巴巴的说出“安定门儿”几个字,还特意模仿京腔儿化音,以示自己学的地道。结果被北京姑娘狠批:“安定门就是安定门,没儿!”她接着给我们解释说,一般日常的东西往往都带儿化音,但像城门这种庄重严肃的名词,除了西便门那样个别的例子,决然是不可以带儿化音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胡同和四合院,成了老北京的象征,不仅成为旧城保护的重点,也是外地游人必去之地。可游客们并没在意的是,更能代表北京城的城墙和城门,绝大部分已经消失在历史中。北京如今总被称为帝都,而拱卫京师的城墙,其实是最有京味的要素。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就把北京的城墙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最雄伟的工事。老北京们把这座城称之为四九城,指的就是皇城的四个城门和内城的九个城门。失去了城墙和大部分城门的北京,哪怕重要建筑保存的再好,也总感觉少了些许魂魄。
这两年,“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这句话开始走红。民国时的北平,褪去了皇家的显赫,充满了平民的生活气息,是北京历史上城市空间格局完整、城市文脉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则是那个时候北京城的骨架,是老北京的精气神儿。在这城墙下上演了《茶馆》里的世态炎凉,留下了《四世同堂》的荣辱浮沉,《末代皇帝》溥仪在故宫里退位,《龙须沟》的程疯子经历了人生巨变,《骆驼祥子》拉上人力车飞奔在雨中,小英子则在破败的城恒下经历了《城南旧事》,郁达夫在赞美色彩凝重的《故都的秋》。
就是在这个时期,一位国外的汉学家不远万里来到北京,用了两年的时间考察这座城的城墙和城门,并对各个建筑进行了细致的记录和测绘。这位叫喜仁龙(Osvald Siren)的汉学家,来自北欧瑞典。那个人口不足千万的欧洲小国,却是近代以来海外汉学研究的重镇。喜仁龙与其他大名鼎鼎的高本汉(Karlgren Bernhard)、罗多弼(Torbjorn Loden)、林西莉(Lindqvist Cecilia)、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等人,共通撑起了瑞典汉学研究的天空。而且他的工作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他之前,中国人缺乏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精准测量和记录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工作,在他之后,北京陷入战乱许久,而城墙在建国后也大部分被拆除,成为了尘封的历史。
在1924年,喜仁龙在巴黎首次出版了《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当时仅印刷800本。就在这本书差点被埋没之际,幸好被留学英国的历史地理学大家侯仁之先生读到,并被带回中国。于是这本书也成为了北京地理历史研究学的重要文献。全书提供了老北京城墙和城门详细的勘测手记,53幅城门建筑手绘图纸、128张城墙和城门的照片,是有史以来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记录最为丰富的一手资料,足以载入史册。
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城市这个词,就反映了城市形成的两个要素。城,即为城墙、城堡,是军事防卫的设施。市即为市场,是交易活动开展的场所。在军事庇护和商业贸易量大要素的促进下,人类开始进入城市文明。而不少西方的城市设计教科书中,都把老北京城作为东方城市建设的典范,是东方城市文明集大成者。作者在多次造访北京的过程中,深深地被那举世无双的壮美所打动。而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北京的城墙,以及其附着的城门。喜仁龙这样说:“城墙,确实是中国城市中最基本、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耐久的部分”,“墙垣比其他任何建筑更能反映中国居民点的共同基本特征”“中国不存在不带城墙的城市,正如没有屋顶的房子是无法想象的一样”。
作者首先以城墙为切入点,论述了我国北方筑墙城市的发展史,以及北京数千年来城市发展和空间演变的历程。接着作者详细记录了北京壮丽恢弘的内城城墙及其充满美感的砖砌内壁和独特的外侧壁体。然后是外城城墙和内外城城门的细致描述。喜仁龙在书中没有忽略任何一段城墙和一个城门,甚至每一段城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周边史料都被一一记录。作为一个外行,阅读时甚至会觉得好奇:这个外国人怎么会下那么大功夫,整理那么多材料,做出那么细致的记录?但同时,读者也会被那种“处女座般”精益求精的治史精神所打动。伴随着文字说明,大量的相关测绘图也被展现,特别是在作者看来作为“中国建筑的一般形式中极具代表性的例子”的城门。老北京城门为“内九外七”,这16座城门每一座都有着独特的造型,和丰富的故事,这本书可谓是最完整的记录者。各种图纸精致又极富美感。全书最后三分之一的内容,均为当时所拍摄的北京城门、城墙以及城市的照片,不仅极为珍贵,而且生动形象,让人瞬间回到当年的旧时光里。
喜仁龙先生可谓是汉学研究的大家。他热爱北京,仰慕中华文化,除了这本书之外,他还出版了《中国雕刻》(Chinese Sculpture,1925年),《北京故宫》(The Imperial Palace of Peking,1926年)等书。在他的著作《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1926年版)的写作过程中,还得到过末代皇帝溥仪的亲自陪同调研。他对于中国文化北京的深入了解,使得这本书对中国读者来说毫无文化的隔阂。作者实地考察,并阅读了大量各种史料,字里行间都融入了艺术家的浪漫、史学家的现实和文学家的情怀。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通俗的语言,使得这本书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正如北欧旅游局对这本最新版本的评价,“一部非常优美的建筑书籍”。而李孝聪、侯仁之等大家为历版的作序,也为本书的价值充分做了注脚。
北京古城墙始创于元代,建成于明代,沿用于清代至民国。解放战争的平津战役时,守卫北京的国军将领傅作义,因为和平起义,保留北京城有功,成为少有的解放后被委以重任的国民党将领。解放后,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提出“梁陈方案”,力主保护古城墙。但是因为历史原因,从五十年代起,北京城墙被大规模拆除。目前北京明城墙遗迹仅余两处。古城墙和城门大部分已不见踪影,被二环路替代。如同许多历史建筑一样,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已经消逝在历史的岁月中。没了城墙的北京,也失去了许多味道。台湾作家林海音,在《城南旧事——我的京味儿回忆录》中感叹到:“亲戚朋友都劝我回北平城南的老宅子看看,我都叹息而不语......北平连城墙都没了,我回去看什么?”
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历史建筑是城市文化最重要的承载,失去时,更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沉重。老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没有再沧桑巨变中得以保留,但幸好还有像喜仁龙这样历史的记录者,将其用文字和图片的方式保存了下来。因此在岁月的长河中,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老北京那种“稍纵即逝的魅力”(作者所言)。
因此,翻开这本布面精装的书,恍惚中就进入了当年的北平,那个林语堂在《动人的北平》里写到的城市:“北平有五颜六色旧的与新的色彩。他有皇朝的色彩,古代历史的色彩,蒙古草原的色彩。驼商自张家口与南口来到北平,走进古代的城门。他有高大的城墙,城门顶上宽至四五十公尺。他有城楼与齐楼,他有庙宇、古老花园、寺塔: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木,以及每一座桥梁,都具有历史典故。”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你不再拥有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老北京的城墙已经不在,那么不如珍藏这本经典著作,让我们再重温一次老北京城的味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胡同和四合院,成了老北京的象征,不仅成为旧城保护的重点,也是外地游人必去之地。可游客们并没在意的是,更能代表北京城的城墙和城门,绝大部分已经消失在历史中。北京如今总被称为帝都,而拱卫京师的城墙,其实是最有京味的要素。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就把北京的城墙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最雄伟的工事。老北京们把这座城称之为四九城,指的就是皇城的四个城门和内城的九个城门。失去了城墙和大部分城门的北京,哪怕重要建筑保存的再好,也总感觉少了些许魂魄。
这两年,“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这句话开始走红。民国时的北平,褪去了皇家的显赫,充满了平民的生活气息,是北京历史上城市空间格局完整、城市文脉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则是那个时候北京城的骨架,是老北京的精气神儿。在这城墙下上演了《茶馆》里的世态炎凉,留下了《四世同堂》的荣辱浮沉,《末代皇帝》溥仪在故宫里退位,《龙须沟》的程疯子经历了人生巨变,《骆驼祥子》拉上人力车飞奔在雨中,小英子则在破败的城恒下经历了《城南旧事》,郁达夫在赞美色彩凝重的《故都的秋》。
就是在这个时期,一位国外的汉学家不远万里来到北京,用了两年的时间考察这座城的城墙和城门,并对各个建筑进行了细致的记录和测绘。这位叫喜仁龙(Osvald Siren)的汉学家,来自北欧瑞典。那个人口不足千万的欧洲小国,却是近代以来海外汉学研究的重镇。喜仁龙与其他大名鼎鼎的高本汉(Karlgren Bernhard)、罗多弼(Torbjorn Loden)、林西莉(Lindqvist Cecilia)、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等人,共通撑起了瑞典汉学研究的天空。而且他的工作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他之前,中国人缺乏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精准测量和记录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工作,在他之后,北京陷入战乱许久,而城墙在建国后也大部分被拆除,成为了尘封的历史。
在1924年,喜仁龙在巴黎首次出版了《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当时仅印刷800本。就在这本书差点被埋没之际,幸好被留学英国的历史地理学大家侯仁之先生读到,并被带回中国。于是这本书也成为了北京地理历史研究学的重要文献。全书提供了老北京城墙和城门详细的勘测手记,53幅城门建筑手绘图纸、128张城墙和城门的照片,是有史以来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记录最为丰富的一手资料,足以载入史册。
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城市这个词,就反映了城市形成的两个要素。城,即为城墙、城堡,是军事防卫的设施。市即为市场,是交易活动开展的场所。在军事庇护和商业贸易量大要素的促进下,人类开始进入城市文明。而不少西方的城市设计教科书中,都把老北京城作为东方城市建设的典范,是东方城市文明集大成者。作者在多次造访北京的过程中,深深地被那举世无双的壮美所打动。而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北京的城墙,以及其附着的城门。喜仁龙这样说:“城墙,确实是中国城市中最基本、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耐久的部分”,“墙垣比其他任何建筑更能反映中国居民点的共同基本特征”“中国不存在不带城墙的城市,正如没有屋顶的房子是无法想象的一样”。
作者首先以城墙为切入点,论述了我国北方筑墙城市的发展史,以及北京数千年来城市发展和空间演变的历程。接着作者详细记录了北京壮丽恢弘的内城城墙及其充满美感的砖砌内壁和独特的外侧壁体。然后是外城城墙和内外城城门的细致描述。喜仁龙在书中没有忽略任何一段城墙和一个城门,甚至每一段城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周边史料都被一一记录。作为一个外行,阅读时甚至会觉得好奇:这个外国人怎么会下那么大功夫,整理那么多材料,做出那么细致的记录?但同时,读者也会被那种“处女座般”精益求精的治史精神所打动。伴随着文字说明,大量的相关测绘图也被展现,特别是在作者看来作为“中国建筑的一般形式中极具代表性的例子”的城门。老北京城门为“内九外七”,这16座城门每一座都有着独特的造型,和丰富的故事,这本书可谓是最完整的记录者。各种图纸精致又极富美感。全书最后三分之一的内容,均为当时所拍摄的北京城门、城墙以及城市的照片,不仅极为珍贵,而且生动形象,让人瞬间回到当年的旧时光里。
喜仁龙先生可谓是汉学研究的大家。他热爱北京,仰慕中华文化,除了这本书之外,他还出版了《中国雕刻》(Chinese Sculpture,1925年),《北京故宫》(The Imperial Palace of Peking,1926年)等书。在他的著作《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1926年版)的写作过程中,还得到过末代皇帝溥仪的亲自陪同调研。他对于中国文化北京的深入了解,使得这本书对中国读者来说毫无文化的隔阂。作者实地考察,并阅读了大量各种史料,字里行间都融入了艺术家的浪漫、史学家的现实和文学家的情怀。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通俗的语言,使得这本书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正如北欧旅游局对这本最新版本的评价,“一部非常优美的建筑书籍”。而李孝聪、侯仁之等大家为历版的作序,也为本书的价值充分做了注脚。
北京古城墙始创于元代,建成于明代,沿用于清代至民国。解放战争的平津战役时,守卫北京的国军将领傅作义,因为和平起义,保留北京城有功,成为少有的解放后被委以重任的国民党将领。解放后,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提出“梁陈方案”,力主保护古城墙。但是因为历史原因,从五十年代起,北京城墙被大规模拆除。目前北京明城墙遗迹仅余两处。古城墙和城门大部分已不见踪影,被二环路替代。如同许多历史建筑一样,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已经消逝在历史的岁月中。没了城墙的北京,也失去了许多味道。台湾作家林海音,在《城南旧事——我的京味儿回忆录》中感叹到:“亲戚朋友都劝我回北平城南的老宅子看看,我都叹息而不语......北平连城墙都没了,我回去看什么?”
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历史建筑是城市文化最重要的承载,失去时,更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沉重。老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没有再沧桑巨变中得以保留,但幸好还有像喜仁龙这样历史的记录者,将其用文字和图片的方式保存了下来。因此在岁月的长河中,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老北京那种“稍纵即逝的魅力”(作者所言)。
因此,翻开这本布面精装的书,恍惚中就进入了当年的北平,那个林语堂在《动人的北平》里写到的城市:“北平有五颜六色旧的与新的色彩。他有皇朝的色彩,古代历史的色彩,蒙古草原的色彩。驼商自张家口与南口来到北平,走进古代的城门。他有高大的城墙,城门顶上宽至四五十公尺。他有城楼与齐楼,他有庙宇、古老花园、寺塔: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木,以及每一座桥梁,都具有历史典故。”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你不再拥有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老北京的城墙已经不在,那么不如珍藏这本经典著作,让我们再重温一次老北京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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