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算尽太聪明—— 宋教仁案与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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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算尽太聪明——
宋教仁案与二次革命
周X,八零后生人,文史作家,民间思想者,长期研究中国历史,著有《朱元璋大传》、《解密1937:日本为什么侵华》、《南京政府那十年》(60万字)等,近期开始将关注的重心转移至晚清民国史与现实民主转型问题。
主题:
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两天后这位中国的民主宪政先驱永远闭上了眼睛。宋教仁被刺杀案直接触发了所谓“二次革命”的爆发,而“二次革命”可谓是民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点,它将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几乎扫荡殆尽。
一百多年过去了,有关于宋案的真相众说纷纭,但是由于袁世凯的称帝举动,尤其是孙文及国民党一方的武力上位,“宋教仁案”的元凶祸首被“无可置疑”地锁定在了袁世凯身上。
可是在近些年,经过张耀杰等一批历史学者的研究与发掘,有关于宋案的真相越发澄明,元凶开始指向宋教仁昔日的同盟会战友——脚踏黑白两道的帮会大佬、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身上。本次讲座是一场悬疑剧、推理剧,层层深入,剥茧抽丝,将带领大家踏上一次穿越历史迷雾的诱人旅程……
此次讲座仅代表演讲者本人的一家之言,历史的探究没有终极,因此该内容仅供群友们交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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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群以及各转播群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X,接着上一讲的《宋教仁与中国宪政》,这一次我们所交流的主题是《宋教仁案与二次革命》。
【一】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简要地提到了宋教仁这位民主先驱的生平,如果要谈及宋教仁被刺一案,还要回溯到1912年10月,到1913年3月,宋教仁生命的这最后五个月的活动与形势,与他的被刺案及国民党的前途关系甚大。
国民党成立后,积极拉拢各类人物加入,党势由此大为扩张。因为国民党方面大多是带有反袁倾向的,所以袁世凯有鉴于此,便试图拉拢宋教仁,提出可以请宋担任内阁总理,但条件是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然而宋教仁不为所动,他指出:如果不把内阁全部改组,组成政党内阁,他决不参加(这里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政党内阁”的意思就是总理与全体阁员都基本来自同一个政党,这样便方便达成一致、行使职权。一旦国民党方面成功问鼎内阁,那么势必会造成作为总统的袁世凯方面的巨大掣肘。不过我们上一讲里也提到了,由于孙文等人把总统制又突然改为内阁制,实际上还是保留了一些总统制的要素,弄得这个体制成了畸形的一种非驴非马的制度安排)。
袁世凯这个人有实力也有能力,思想上也较为开明,是个很能办实事的人,在晚清民初办了很多了不起的事务,比如改革中国旧军事、创立近代化新军;积极发展新型实业和农工商务,尤其是在直隶省成绩很大;大力兴办各种新式学堂,培养大批各种新式人才;积极推行法制改革,支持试办天津地方自治;裁撤八国联军都统衙门,收回列强在天津的部分特权;诸如此类,如果把整个北洋集团的功绩都算在一起的话,可能还要把东三省的建设也划归其中。可以说袁世凯是不折不扣的近代第一人。
但是话又说回来,袁世凯还没有开明到完全认同民主宪政理念,他头脑里最仰慕的也不过是当时的日本那种半立宪模式,他所习惯的也是官僚体制那一套,想把他的权力关进笼子是不容易的。不过可以理解的是,在民国初年,不仅有地方势力坐大及各种政治、社会乱象,也有边疆危机、财政危机,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政府来整合国家有限的资源并打击各种野心家,以保障国家的平稳运行——这就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挺袁的不少党派的初衷!
宋教仁当然也有他的想法,这就是以民主的形式来达成国家的团结,以政党责任内阁制来主导政府的运行——而欲达成这个目标,总统的人选当然不能是袁世凯这种强大的实权派,也不能是孙文那种喜欢专断独行之人。因此宋教仁开始初步设想以较为平庸的黎元洪作为总统,以自己作为总理,来为民国的民主政治打开一个良好的局面!大家不用怀疑宋教仁有什么野心,这只不过是民主政治下的政治热情而已,因为他并不是要做一个专制的总理,民意基础、民主方式才是他上台或者下台的依据!
袁世凯明白宋教仁的心思以后,就不太希望宋教仁出任总理了,因此当在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建议袁大总统成全宋教仁做总理的念头时,袁世凯于是委婉地拒绝道:“宋教仁人甚聪明,唯国际间之信望尚觉欠缺。”这一天是1912年的9月22号前后,说起来袁世凯这话也是实情,毕竟宋教仁才只有30岁,太年轻了。
但是当时的形势是袁世凯并不能一手遮天,最后还是得到国会选举时才能见分晓,而且政党对抗也不利于袁世凯集权。为了竭力拉拢宋教仁,袁世凯又使了两招对付英雄汉的惯技:1912年10月,宋教仁准备南下省亲,袁约见了宋,赠送给他一张50万元的支票,结果被宋拒绝;袁见宋身边没有一位照顾起居的人,于是便又给宋介绍了一位美女,但还是被宋教仁拒绝了。
官位、金钱和美色,这是袁世凯在官场上一贯行之有效的三大法宝,但是用在志行高洁的宋教仁身上都失效了。那么接下来袁世凯应该怎么做呢?这里咱们先留个悬念。
在踏足家乡桃源及长沙等地以后,1913年1月30日宋教仁到达武汉。在湖北各地的交流及演讲中,宋教仁开始大肆抨击袁世凯政府的内政腐败、外交无能等种种情状,这可能就是想进一步拉拢黎元洪进而孤立袁世凯的举措,或者也是为国民党的上台争取民意。但是宋教仁的推戴黎元洪为新总统、以黄兴为副总统的意愿能够轻易达成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不但是袁世凯实力强大且属于众望所归,就是国民党内部也是不可能完全支持宋教仁推黎的想法的——即便是国民党全体都支持宋教仁的想法,那么按照国民党当时在参议院、众议院所占据的席位而言,也达不成法定人数。何况当时孙文、黄兴这两位国民党大佬都在表面上支持袁世凯主政。
1913年1月29日,日本情报人员宗方小太郎在就总统人选问题采访孙文时,孙就指出:“余个人相信袁乃最稳妥之人物,故第一期总统以举彼为得策。设袁若落选,则军队难于统驭,恐将成为大乱之阶。目前排斥袁世凯者,乃不懂我国事态之所为也。”我觉得以上可能的确是孙文的心里话。
宋教仁一心想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也许是显得有些过于积极了,但是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宋教仁并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他“慎思明辨,富于分析力与判断力,对于问题,往往能视其大全,得其精要,他是一位极富理性、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所以他心里清楚短期内是不可能取代袁世凯的。当有媒体问及宋教仁有关总统问题时,宋教仁便“仍主张将来的正式总统以袁世凯为宜”,并表示:“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然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者唯一袁(世凯)”。不过对于政党内阁问题,宋教仁还是充满信心的。
可是令举国震惊的是,3月20日晚上10点40分左右,在上海火车站发生了宋教仁被刺案,当时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都在场,凶手向正在走向剪票处的宋教仁连开三枪,其中一枪击中了宋教仁的腰部。宋教仁很快被送到了医院,22日清晨这位年仅31岁的青年政治家永远闭上了眼睛,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在临死之前,除了交代一些家事和鼓励同志们继续向前,宋教仁还特别请黄兴代为拟定了一封给袁世凯的电报,电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ju】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发给袁世凯的这封绝笔电报,体现出他最真诚的追求宪政的意愿,但是其中有没有什么弦外之音呢?我是看不出来,我只是觉得在宋教仁心里并没有觉得袁世凯是刺杀他的元凶,因为我们感受不到半点暗藏的抱怨或谴责的意思。
【二】
但是问题来了,究竟是谁主使了这场对宋教仁的谋杀案呢?以孙文、黄兴等为代表的一帮国民党人都怀疑袁,至少他们表面上是认为元凶乃是袁世凯。不过也有像梁启超这样的中间派指出,这不过是原革命党人内部的一次权力倾轧!梁启超跟革命党人曾有不少过节,说实话他对于革命党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所以对他们也有一定的成见并经常采取反对立场。
袁世凯后来的称帝举动,尤其是话语权先后被国共两党所掌握以后,袁世凯就“无可置疑”地成了杀害宋教仁的元凶祸首(注意这个无可置疑是加了引号的)。过去我当然也相信这个结论,正如相信他们希望我们相信的那一些东西,及至对袁世凯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之后,我觉得老袁这个人虽然带有很重的传统官僚色彩,但是他格局大、实力强,也有志于维新变法、富国强兵,不太可能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尤其是不可能针对宋教仁这种只讲光明竞争之人!
类似于我这种想法的人当然还有很多,这里结合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的一篇《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的文章,来摘要谈谈该问题:
第一点,1911年11月7日,袁世凯花了二万元收买了吴禄贞的部下马步周和其他几个军官,将正在酝酿反清(其实也在反袁)的北洋新军第六镇统制、长期潜伏的革命党人吴禄贞刺杀。
据此便有人指出,既然袁世凯能杀吴禄贞也就能杀宋教仁。可是我们仔细来分析,1911年11月与1913年3月的政治形势,其实已经完全不同了,而且吴禄贞是一个握有枪杆子的军人,而宋教仁呢?蒋介石当年一定要置邓演达于死地,就是因为邓要跟蒋争夺一部分黄埔生,这就等于在挖老蒋的命根子!而对于那些没有武力的民主派,蒋介石也可以优容,因为他们不可能真正威胁到蒋介石的权力——同样,宋教仁之于袁世凯也是一样的。
而且宋教仁也根本没有实力可以撼动袁世凯的地位,以老袁所掌握的实力和资源,要对付宋教仁也完全没必要走这样的极端;老袁可以轻松地让唐绍仪内阁倒台,就可以轻松地让宋教仁内阁再倒台。而且暗杀这种事情,搞不好还会弄自己一裤子大便,那个时候还怎么下台?而且堂堂一国元首去刺杀未来的内阁总理,这将是多么令人不齿且贻害无穷的事情?袁世凯能做出这种损害一世英名的事情吗?【先别提称帝的事情,那个还需要更为仔细的分析】
不像某些完全是破坏性的人物,应该说袁世凯是个富于建设性的人物,他还是比较爱才的,所交往的人中不乏各类精英。袁世凯从很早就非常欣赏宋教仁了,当然也有意愿将宋教仁拉拢过来,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心里应该还是非常爱惜这样的人才,所以当宋教仁死后谭人凤在北京试探时,袁世凯便非常惋惜地说道:“钝初,中国特出之人材也,再阅数年,经验宏富,总理一席固胜任愉快者,何物狂徒,施此毒手!”
第二,上海华界那是帮会大佬、以“精敏骁勇”著称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地盘,陈其美在上海的黑白两道都有深厚的人脉和关系网,连当地的报纸都不敢轻易批评他。尽管他此时已经不是沪军都督了,但是他的虎威和隐实力还在,用张耀杰老师的话说,就是陈其美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和情报系统”。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袁世凯这头“强龙”没必要一定要选择在上海实施没有把握的行刺。
在上海地区进行暗杀活动,首先是不容易下手,其次就是不容易逃脱,最后就容易被人抓个现形。以袁世凯这种智谋,难道他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吗?当然了,这方面的佐证还有很多,比如说当时老袁家的二公子袁克文正在上海与陈其美、应桂馨等人一起吃喝嫖赌,如果袁世凯丧心病狂到非要在上海暗杀宋教仁,他也断不至于把儿子撇到一边,既不通知也不加以保护,使其成为案发后国民党人手上的人质——当然了,这个袁克文在陈其美的重要谋士沈翔云的帮助下,还是在案发后躲过陈其美等人设下的险局而成功脱逃——这个有点惊险!(补充一点,这个沈翔云也算是袁克文的老朋友,是他当年在天津时的书画爱好者同道)
在袁克文的回忆录里,他说案发前的一次宴会上,陈其美询问宋教仁如何组织政党内阁,宋表示道:“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陈其美听后没有说话,但是在一旁的应桂馨当场掏出枪来骂道:“你这样做简直就是叛党,我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宋教仁面无惧色的说道:“死无惧,志不可夺!”最后应桂馨被人劝住了,双方不欢而散,这里宋教仁与陈其美、应桂馨等人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怎么看待政党的问题——宋教仁理解的“党”自然是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党,是“party”,而陈其美之流所理解的“党”,自然还是朋党、会党、死党之类的传统意义,是小人党。
几天以后,沈翔云跑来私下告诉袁克文说:“宋教仁要出事了!”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沈翔云便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桂馨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
袁克文作为袁世凯的次子,他的话可信吗?这个不好轻易判断,但是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第三点,就是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当时在宋教仁身边居然没有什么人来对他进行保护,连一个卫士都没有。一个即将组阁的大人物既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明令保护,也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实际保护,甚至没有得到本党力量的有效保护——这是非常蹊跷的。
因为还没有组阁,严格说起来中央政府并没有保护的责任,那么国民党方面还是有责任的,那毕竟是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属于最高领导人了。国民党方面也有这个保驾护航的能力,比如他们曾经专门组织过护送队保护孙文从上海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还有很多怪异的事情,比如说车站警察也看不到踪影,案发现场也不是凶手能够轻易逃脱的那种,有些到实地探访的记者就感到非常吃惊……反正诸如此类,可谓疑点重重。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如果说袁世凯的确在案发之前对宋教仁被刺案毫不知情,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他手下的赵秉钧、洪述祖一类的人的擅自做主从而想达到邀功的目的呢,就像蒋经国时期发生的那起著名的“江南案”呢?下面我们再继续分析这个问题。
宋教仁案与二次革命
周X,八零后生人,文史作家,民间思想者,长期研究中国历史,著有《朱元璋大传》、《解密1937:日本为什么侵华》、《南京政府那十年》(60万字)等,近期开始将关注的重心转移至晚清民国史与现实民主转型问题。
主题:
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两天后这位中国的民主宪政先驱永远闭上了眼睛。宋教仁被刺杀案直接触发了所谓“二次革命”的爆发,而“二次革命”可谓是民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点,它将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几乎扫荡殆尽。
一百多年过去了,有关于宋案的真相众说纷纭,但是由于袁世凯的称帝举动,尤其是孙文及国民党一方的武力上位,“宋教仁案”的元凶祸首被“无可置疑”地锁定在了袁世凯身上。
可是在近些年,经过张耀杰等一批历史学者的研究与发掘,有关于宋案的真相越发澄明,元凶开始指向宋教仁昔日的同盟会战友——脚踏黑白两道的帮会大佬、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身上。本次讲座是一场悬疑剧、推理剧,层层深入,剥茧抽丝,将带领大家踏上一次穿越历史迷雾的诱人旅程……
此次讲座仅代表演讲者本人的一家之言,历史的探究没有终极,因此该内容仅供群友们交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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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群以及各转播群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X,接着上一讲的《宋教仁与中国宪政》,这一次我们所交流的主题是《宋教仁案与二次革命》。
【一】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简要地提到了宋教仁这位民主先驱的生平,如果要谈及宋教仁被刺一案,还要回溯到1912年10月,到1913年3月,宋教仁生命的这最后五个月的活动与形势,与他的被刺案及国民党的前途关系甚大。
国民党成立后,积极拉拢各类人物加入,党势由此大为扩张。因为国民党方面大多是带有反袁倾向的,所以袁世凯有鉴于此,便试图拉拢宋教仁,提出可以请宋担任内阁总理,但条件是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然而宋教仁不为所动,他指出:如果不把内阁全部改组,组成政党内阁,他决不参加(这里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政党内阁”的意思就是总理与全体阁员都基本来自同一个政党,这样便方便达成一致、行使职权。一旦国民党方面成功问鼎内阁,那么势必会造成作为总统的袁世凯方面的巨大掣肘。不过我们上一讲里也提到了,由于孙文等人把总统制又突然改为内阁制,实际上还是保留了一些总统制的要素,弄得这个体制成了畸形的一种非驴非马的制度安排)。
袁世凯这个人有实力也有能力,思想上也较为开明,是个很能办实事的人,在晚清民初办了很多了不起的事务,比如改革中国旧军事、创立近代化新军;积极发展新型实业和农工商务,尤其是在直隶省成绩很大;大力兴办各种新式学堂,培养大批各种新式人才;积极推行法制改革,支持试办天津地方自治;裁撤八国联军都统衙门,收回列强在天津的部分特权;诸如此类,如果把整个北洋集团的功绩都算在一起的话,可能还要把东三省的建设也划归其中。可以说袁世凯是不折不扣的近代第一人。
但是话又说回来,袁世凯还没有开明到完全认同民主宪政理念,他头脑里最仰慕的也不过是当时的日本那种半立宪模式,他所习惯的也是官僚体制那一套,想把他的权力关进笼子是不容易的。不过可以理解的是,在民国初年,不仅有地方势力坐大及各种政治、社会乱象,也有边疆危机、财政危机,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政府来整合国家有限的资源并打击各种野心家,以保障国家的平稳运行——这就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挺袁的不少党派的初衷!
宋教仁当然也有他的想法,这就是以民主的形式来达成国家的团结,以政党责任内阁制来主导政府的运行——而欲达成这个目标,总统的人选当然不能是袁世凯这种强大的实权派,也不能是孙文那种喜欢专断独行之人。因此宋教仁开始初步设想以较为平庸的黎元洪作为总统,以自己作为总理,来为民国的民主政治打开一个良好的局面!大家不用怀疑宋教仁有什么野心,这只不过是民主政治下的政治热情而已,因为他并不是要做一个专制的总理,民意基础、民主方式才是他上台或者下台的依据!
袁世凯明白宋教仁的心思以后,就不太希望宋教仁出任总理了,因此当在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建议袁大总统成全宋教仁做总理的念头时,袁世凯于是委婉地拒绝道:“宋教仁人甚聪明,唯国际间之信望尚觉欠缺。”这一天是1912年的9月22号前后,说起来袁世凯这话也是实情,毕竟宋教仁才只有30岁,太年轻了。
但是当时的形势是袁世凯并不能一手遮天,最后还是得到国会选举时才能见分晓,而且政党对抗也不利于袁世凯集权。为了竭力拉拢宋教仁,袁世凯又使了两招对付英雄汉的惯技:1912年10月,宋教仁准备南下省亲,袁约见了宋,赠送给他一张50万元的支票,结果被宋拒绝;袁见宋身边没有一位照顾起居的人,于是便又给宋介绍了一位美女,但还是被宋教仁拒绝了。
官位、金钱和美色,这是袁世凯在官场上一贯行之有效的三大法宝,但是用在志行高洁的宋教仁身上都失效了。那么接下来袁世凯应该怎么做呢?这里咱们先留个悬念。
在踏足家乡桃源及长沙等地以后,1913年1月30日宋教仁到达武汉。在湖北各地的交流及演讲中,宋教仁开始大肆抨击袁世凯政府的内政腐败、外交无能等种种情状,这可能就是想进一步拉拢黎元洪进而孤立袁世凯的举措,或者也是为国民党的上台争取民意。但是宋教仁的推戴黎元洪为新总统、以黄兴为副总统的意愿能够轻易达成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不但是袁世凯实力强大且属于众望所归,就是国民党内部也是不可能完全支持宋教仁推黎的想法的——即便是国民党全体都支持宋教仁的想法,那么按照国民党当时在参议院、众议院所占据的席位而言,也达不成法定人数。何况当时孙文、黄兴这两位国民党大佬都在表面上支持袁世凯主政。
1913年1月29日,日本情报人员宗方小太郎在就总统人选问题采访孙文时,孙就指出:“余个人相信袁乃最稳妥之人物,故第一期总统以举彼为得策。设袁若落选,则军队难于统驭,恐将成为大乱之阶。目前排斥袁世凯者,乃不懂我国事态之所为也。”我觉得以上可能的确是孙文的心里话。
宋教仁一心想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也许是显得有些过于积极了,但是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宋教仁并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他“慎思明辨,富于分析力与判断力,对于问题,往往能视其大全,得其精要,他是一位极富理性、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所以他心里清楚短期内是不可能取代袁世凯的。当有媒体问及宋教仁有关总统问题时,宋教仁便“仍主张将来的正式总统以袁世凯为宜”,并表示:“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然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者唯一袁(世凯)”。不过对于政党内阁问题,宋教仁还是充满信心的。
可是令举国震惊的是,3月20日晚上10点40分左右,在上海火车站发生了宋教仁被刺案,当时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都在场,凶手向正在走向剪票处的宋教仁连开三枪,其中一枪击中了宋教仁的腰部。宋教仁很快被送到了医院,22日清晨这位年仅31岁的青年政治家永远闭上了眼睛,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在临死之前,除了交代一些家事和鼓励同志们继续向前,宋教仁还特别请黄兴代为拟定了一封给袁世凯的电报,电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ju】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发给袁世凯的这封绝笔电报,体现出他最真诚的追求宪政的意愿,但是其中有没有什么弦外之音呢?我是看不出来,我只是觉得在宋教仁心里并没有觉得袁世凯是刺杀他的元凶,因为我们感受不到半点暗藏的抱怨或谴责的意思。
【二】
但是问题来了,究竟是谁主使了这场对宋教仁的谋杀案呢?以孙文、黄兴等为代表的一帮国民党人都怀疑袁,至少他们表面上是认为元凶乃是袁世凯。不过也有像梁启超这样的中间派指出,这不过是原革命党人内部的一次权力倾轧!梁启超跟革命党人曾有不少过节,说实话他对于革命党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所以对他们也有一定的成见并经常采取反对立场。
袁世凯后来的称帝举动,尤其是话语权先后被国共两党所掌握以后,袁世凯就“无可置疑”地成了杀害宋教仁的元凶祸首(注意这个无可置疑是加了引号的)。过去我当然也相信这个结论,正如相信他们希望我们相信的那一些东西,及至对袁世凯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之后,我觉得老袁这个人虽然带有很重的传统官僚色彩,但是他格局大、实力强,也有志于维新变法、富国强兵,不太可能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尤其是不可能针对宋教仁这种只讲光明竞争之人!
类似于我这种想法的人当然还有很多,这里结合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的一篇《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的文章,来摘要谈谈该问题:
第一点,1911年11月7日,袁世凯花了二万元收买了吴禄贞的部下马步周和其他几个军官,将正在酝酿反清(其实也在反袁)的北洋新军第六镇统制、长期潜伏的革命党人吴禄贞刺杀。
据此便有人指出,既然袁世凯能杀吴禄贞也就能杀宋教仁。可是我们仔细来分析,1911年11月与1913年3月的政治形势,其实已经完全不同了,而且吴禄贞是一个握有枪杆子的军人,而宋教仁呢?蒋介石当年一定要置邓演达于死地,就是因为邓要跟蒋争夺一部分黄埔生,这就等于在挖老蒋的命根子!而对于那些没有武力的民主派,蒋介石也可以优容,因为他们不可能真正威胁到蒋介石的权力——同样,宋教仁之于袁世凯也是一样的。
而且宋教仁也根本没有实力可以撼动袁世凯的地位,以老袁所掌握的实力和资源,要对付宋教仁也完全没必要走这样的极端;老袁可以轻松地让唐绍仪内阁倒台,就可以轻松地让宋教仁内阁再倒台。而且暗杀这种事情,搞不好还会弄自己一裤子大便,那个时候还怎么下台?而且堂堂一国元首去刺杀未来的内阁总理,这将是多么令人不齿且贻害无穷的事情?袁世凯能做出这种损害一世英名的事情吗?【先别提称帝的事情,那个还需要更为仔细的分析】
不像某些完全是破坏性的人物,应该说袁世凯是个富于建设性的人物,他还是比较爱才的,所交往的人中不乏各类精英。袁世凯从很早就非常欣赏宋教仁了,当然也有意愿将宋教仁拉拢过来,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心里应该还是非常爱惜这样的人才,所以当宋教仁死后谭人凤在北京试探时,袁世凯便非常惋惜地说道:“钝初,中国特出之人材也,再阅数年,经验宏富,总理一席固胜任愉快者,何物狂徒,施此毒手!”
第二,上海华界那是帮会大佬、以“精敏骁勇”著称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地盘,陈其美在上海的黑白两道都有深厚的人脉和关系网,连当地的报纸都不敢轻易批评他。尽管他此时已经不是沪军都督了,但是他的虎威和隐实力还在,用张耀杰老师的话说,就是陈其美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和情报系统”。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袁世凯这头“强龙”没必要一定要选择在上海实施没有把握的行刺。
在上海地区进行暗杀活动,首先是不容易下手,其次就是不容易逃脱,最后就容易被人抓个现形。以袁世凯这种智谋,难道他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吗?当然了,这方面的佐证还有很多,比如说当时老袁家的二公子袁克文正在上海与陈其美、应桂馨等人一起吃喝嫖赌,如果袁世凯丧心病狂到非要在上海暗杀宋教仁,他也断不至于把儿子撇到一边,既不通知也不加以保护,使其成为案发后国民党人手上的人质——当然了,这个袁克文在陈其美的重要谋士沈翔云的帮助下,还是在案发后躲过陈其美等人设下的险局而成功脱逃——这个有点惊险!(补充一点,这个沈翔云也算是袁克文的老朋友,是他当年在天津时的书画爱好者同道)
在袁克文的回忆录里,他说案发前的一次宴会上,陈其美询问宋教仁如何组织政党内阁,宋表示道:“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陈其美听后没有说话,但是在一旁的应桂馨当场掏出枪来骂道:“你这样做简直就是叛党,我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宋教仁面无惧色的说道:“死无惧,志不可夺!”最后应桂馨被人劝住了,双方不欢而散,这里宋教仁与陈其美、应桂馨等人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怎么看待政党的问题——宋教仁理解的“党”自然是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党,是“party”,而陈其美之流所理解的“党”,自然还是朋党、会党、死党之类的传统意义,是小人党。
几天以后,沈翔云跑来私下告诉袁克文说:“宋教仁要出事了!”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沈翔云便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桂馨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
袁克文作为袁世凯的次子,他的话可信吗?这个不好轻易判断,但是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第三点,就是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当时在宋教仁身边居然没有什么人来对他进行保护,连一个卫士都没有。一个即将组阁的大人物既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明令保护,也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实际保护,甚至没有得到本党力量的有效保护——这是非常蹊跷的。
因为还没有组阁,严格说起来中央政府并没有保护的责任,那么国民党方面还是有责任的,那毕竟是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属于最高领导人了。国民党方面也有这个保驾护航的能力,比如他们曾经专门组织过护送队保护孙文从上海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还有很多怪异的事情,比如说车站警察也看不到踪影,案发现场也不是凶手能够轻易逃脱的那种,有些到实地探访的记者就感到非常吃惊……反正诸如此类,可谓疑点重重。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如果说袁世凯的确在案发之前对宋教仁被刺案毫不知情,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他手下的赵秉钧、洪述祖一类的人的擅自做主从而想达到邀功的目的呢,就像蒋经国时期发生的那起著名的“江南案”呢?下面我们再继续分析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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