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在决定我们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

一篇14年写的读书笔记.
其实所有的笔记都比不上序言写的清楚
转载需经同意。

一、背景：美伊矛盾和“格格不入”的萨义德
“我向我早先人生中焦虑不安且大致隐藏未露的一面汲取力量——反权威主义、突破被强迫的沉默，最重要的是，发布不和谐的声音，重新面对无法调和的事物之间本来就有的那种紧张，从而粉碎、驱除一套不公不义的秩序。”最终“学会不必处处人地皆宜，宁取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

    1979年2月11日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伊朗人质危机到两伊战争继而因两伊战争而引发石油危机、经济危机，不论是否愿意，美国都不得不重视神秘的、充满异域风情的中东，注意到以霍梅尼为代表的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新政权希望借助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意识形态改造伊朗：神权统治，均衡贫富，扶持弱势群体，禁止西方文化，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原教旨推行社会伊斯兰化，其中，美国和以色列被列为伊朗的头号敌人。由此，美伊之间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在伊朗眼中对立情绪愈发严重，体现在新闻报道中就是大量出现对伊斯兰的报道，其主题都暗示伊斯兰文化是反美的、邪恶的、暴力残酷的。

        也是在1979年正值学术壮年，44岁的萨义德出版了“东方三部曲”的第一本《东方主义：西方对于东方的观念》，在观察美国媒体、学界对于伊朗事件前后媒体狂欢的基础上，1981年出版了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报道伊斯兰》。这三部曲是对东方学的全面论述，试图处理两个阵营在现代的关系：一边是伊斯兰教、阿拉伯人的东方世界；另一边是美国、法国、英国等组成的西方世界。
从一个人的文字可以窥探出他的精神世界，换一个角度，从作者的生平经历也更能理解他著作中的思想。在通读此书后，时常觉得萨义德对美国媒体的批评太过极端，但了解时代背景和他的成长经历之后，就更能体会他的“大声疾呼”不过是要在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斯兰世界一边倒的仇视中喊出伊斯兰世界的抗议。

         总结起来，萨义德的教育、生活经历是多文化融合，而他个人的感受则用他回忆录的标题“格格不入”来形容最贴切不过。在宗教信仰上，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一个阿拉伯家庭的萨义德，后期再父亲的影响下该信基督教；教育背景上更是丰富，他现在埃及开罗接受了英式的高中前教育，在美国念完高中后，由于1953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读。

          相较于其他知识分子，萨义德除了在学术上著书立说，还积极加入政治实践。他曾长担任巴勒斯坦流亡国会的独立议员，是巴勒斯坦民族建国理想在美国最忠诚的代表，同时也是在英美世界拥有发言权的第三世界的少数精英。正由于他多年在美国媒体上对伊斯兰文明的学理诊释，美国社会才对伊斯兰社会有了一个更为客观的了解，也直接促成了美国和巴解组织的接触与谈判，为马德里和会铺平了道路。可以说，如果没有萨义德的努力，巴勒斯坦人在美国人眼里仅为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劫持人质的“恐怖分了”形象。

         美国人、巴勒斯坦人、埃及人、阿拉伯人等多重身份的混合让萨义德得以从多文化的角度来观察世间；流亡知识分子的疏离的身份，又让他在面对社会主流时以冷眼观之，正如他那本自传体《格格不入》（out of place）成为他的选择，本书就是他异于主流观点，格格不入的表现之一。

二、新闻怎样决定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
    《报道伊斯兰》的主题是切合当前的事实来描叙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反应，着重分析西方媒体对于特定事件，如石油危机、伊朗革命和人质危机的报道，指出构建我们眼中伊斯兰形象的政府、媒体和专家三者之间的共谋关系。

    本书的副标题是“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我们”不仅仅指美国的受众，同时还指所有仰赖美国主流媒体的受众。“世界其他 地方”在本书中指“伊斯兰”，广义上还指所有主流群体之外的边缘人群。

    根据阎纪宇老师的总结，本书主要讨论了六个议题，分别是：东西二元对立的见解及其缺憾；知识、权力与再现的关系；媒体的角色；官、产、学三者之间的共生共谋；媒体于再现时如何将原本多元、异质、繁复的伊斯兰加以扁平化；诠释、知识与建构

2.1将“伊斯兰教”概念化约

     在萨义德看来，伊斯兰教这概念存在一个被不断抽象出代表某一群体并不断化约为对立的单向形象。伊斯兰教这个概念会受到学者关注的“重要甚至唯一”原因在于：伊斯兰教被联结至有新闻价值的议题，比如石油危机、伊朗革命或恐怖主义。

         回顾历史，在1974年初石油输出国组织突然抬高油价之前，“伊斯兰教”很少出现在美国文化或媒体中。连续三年的石油危机造成二战后最严重 的全球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14%。1979年初，亲美的温和派国王巴列维的下台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继而的两伊战争，使全球石油产量从580万桶锐减到100万通以下，同时供需影响下，1979年石油价格暴涨，成为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的主要原因。

           人们听闻阿拉伯人与伊朗人、巴基斯坦与土耳其人，但却很少接触到穆斯林。然而，当油价飙涨，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这新产生的经济压力也催生出新的文化与政治情势。美国为石油而恐慌，于此相对，穿长袍的阿拉伯人却地位愈发凸显，他们拥有大量财富与壮盛的军队。
此后，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渐渐把一些暧昧不明的恐惧的力量指向伊斯兰教，伊斯兰的公共形象总是拟人化出现在冲突关系中。这股潮流的高峰，在萨义德看来就是亨廷顿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他看来，冷战后的冲突根源在于不同文明之前的冲突，其中伊斯兰文明是最危险的，是任何一个西方人的头号大敌。

       “伊斯兰教”这个标签在使用的过程中，除了单纯指称区别于基督教这种概念的最小指称外，还带有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含义，充满强烈的感情和道德判断，“已成为许多与宗教全然无关事物的政治掩饰。”然而，西方所指称的“伊斯兰”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它真正的对应物，因为伊斯兰世界是一个极端多样化的世界—它拥有八亿多人口，横跨亚非两大洲，幅员广大，拥有许多不同质的社会、国家、历史、地理状况以及文化。

           萨义德指出，正因为西方不能完全理解伊斯兰文明，美国的媒体将伊斯兰文明描绘成了一个片面的、单调的、缩约化的图像，一个与恐怖主义、极端组织等同的词语。这个词语中，所隐瞒的事物远远多于所表现的，如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于是在西方传媒的殖民主义语境中成了反美宣传和非理性的基本符号。

         伊斯兰教看来就像吞没了多样化伊斯兰世界的所有层面，将它们全部化约为一种特别恶毒而且欠缺思维能力的本质。这种对“伊斯兰教”的再现，显示出将世界截然划分为亲美与反美的倾向，二元对立的关系愈发明显。其后果就是伊斯兰教的意义和讯息都被限定与刻板化，伊斯兰教的形象被简化，人为地创造出一种冲突的政治形势，让“我们”与“伊斯兰教”势不两立。

        这个形势的重要表现就是在伊斯兰人质危机中。伊朗人民表现得既不亲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也不支持西方式的现代化。巴列维流亡到纽约后的“象征性复辟”，在伊朗人眼中更是美帝国主义对抗伊斯兰革命的表现，从而加剧了伊朗人民的愤怒，结果引爆了人质危机。

2.2“伊朗人质事件”为例

         1981年2月9日，在伊朗人质危机解除后，在全国一片欢欣鼓舞中，萨义德对新闻报道隐隐忧虑：报道集中在欢庆的描绘、谈判的细节及人质受难的个人故事，越是对美国人英勇的描绘就越凸显伊朗人的野蛮。并且里根政府还对媒体的报道设定了基线：对过去的分析集中于美国是否应该与伊朗达成协议；对未来的讨论则现定于里根政府向恐怖主义宣战。伊朗悲剧的真正意涵、对未来的意义、得到的教训等问题都没有进行详尽讨论。

       在这报道中，受难者越是被媒体捧为英雄，加以凯旋回乡交响乐般的铺陈记述，则越凸显了伊朗人的野蛮、冷酷，更加加剧了二元对立。此次特殊的人质的苦难经历，却在媒体的集中关注下，被扩大成为对伊朗和伊斯兰教的全面概括。

             在萨义德看来，媒体关于伊朗人质危机的报道，还应揭露“逊王政权的残暴与压迫”，然而在伊朗人质危机中的新闻报道中，伊斯兰教是好战的、危险的和反美的。如《新共和》社论将伊朗事件化约归因为“宗教热情受挫后的激愤”及“伊斯兰教狂乱”，旁征博引地伊斯兰教教义与间谍行为、战时安全同行权的关系。

      上面的做法是在明处，在报纸社论中直接向伊斯兰教开火，此外媒体还采用多种更加隐蔽的手法来表明立场。比如广播新闻界的精英节目“麦克尔，雷勒报道”中，从1979年11约初到1980年1月中旬的来宾名单，主要是报社记者、政府官员、学术界中东专家、与企业界或版政府机构有关联的人士和敌视伊朗革命的人士。而伊朗人士只出现了五次。访谈嘉宾的极度不平衡下，即使是采取了讨论这种看似平衡的方式，其讨论的内容也是全面指责伊朗言行的饿不到的，愤怒的情感无助于对事实的了解。

         对危机前三个月的媒体报道批评其缺乏对事件丰富性的分析或深度报道，许多字数多的长篇大论却没有真正的新闻，未传达出有益的资讯。在伊朗革命爆发后，媒体对于事件的解释又全然遵循美国外交政策反伊斯兰的立场。

        在具体的新闻实践操作过程中，也有许多问题。如驻当地的特派记者，在报道伊朗、土耳其或埃及这类复杂问题时，需要事先训练并在当地呆一段时间，但实际情况中的特派员可能连当地语言还不熟悉就马上被调配到另一个地区。对于这个论点，萨义德举出大量记者为例，如《纽约时报》詹姆斯·马汉记者，就从越南再到黎巴嫩再到西班牙，经常更换驻地，在每个地方呆的时间不超过三年。相比较下，法国《世界报》的艾瑞克额·卢娄则报道阿拉伯地区长达25年，阿拉伯语流利。

三、实质：媒体、学界、政府三者共谋决定我们观看方式

         萨义德在本书中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不遗余力地举出大量例子，从伊朗人质危机、公主事件到世贸中心爆炸事件，揭示了西方学者和媒体是怎样通过话语权力妖魔化地书写伊斯兰文明，塑造了美国主流社会对于其他少数群体，尤其是伊斯兰文明的刻板印象与偏见，并指出其背后其实是政治利益在掌控。

          萨义德在书中说到，我们从学院、政府与媒体看到的权威、正统的伊斯兰报道，彼此之间都是声气相通，并且比起其他方式的“报道”或诠释，散布得更广阔、更具说服影响力。而这些报道的影响力并不是来自于本身的精确性，而是得益于创造报道的人物与机构的政治影响力。

        这样的后果就是，在官、媒合谋下，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但其实收获的是强势组织希望我们接受的诠释。比如，对于伊朗人质危机的报道仅集中于控诉、抨击伊斯兰恐怖分子是无法展现事物的完全面貌，还需要从伊朗的角度来探索为什么会仇视美国，更不能选择性忽略美国对于逊王列维宁的包庇。

         围绕着中东与伊斯兰世界的事务，学术界、企业与政府之间活跃蓬勃、千丝万缕的的体制性隶属关系，决定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倾向性。1980年7月，关于向波斯湾地区派驻快速反应部队的舆论在美国甚嚣尘上，《新闻周刊》某期的封面故事标题赫然入目，可谓一语中的：“捍卫油田：强化美国军力。”美国为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掌控世界经济发展的命脉，可以毫不犹豫地劳师远征，大打出手。

        如今对于伊斯兰教与非西方社会的报道，事实上已经将某些观念、文本与权威化为正统典范。例如，认定伊斯兰教落后危险、而且对我们具有敌意与威胁的理念，不论在文化圈还是政治界都站稳一席之地：不限于专家和记者，任何人都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参考框架，也可以用这种概括化的论述来否认伊斯兰群众中非对抗性的案例。

四、破解迷思的出路——回归诠释

       如何去寻求既不鼓吹未来的权力之梦，也不唤起旧日恐惧偏见的讯息？萨义德在文末给出的建议是回到诠释本身。在所有关社会而非自然界的知识都是历史性的知识，都赖于判断和诠释。现今伊斯兰及伊斯兰教在西方大众心中的形象是由媒体、学者共谋下诠释而来，受众的阅听也是一个诠释过程。

       因此，个别学者或知识分子在诠释的过程中应为批评、社会、对话与道德服务，而非为权力服务。而每个人在接受诠释时，要提高警觉意识，透过常识来理解并做出批判性评估而不仅仅是被动引述事实与公认的看法不论是何者，在对待伊斯兰世界时，都要注意割裂开伊斯兰教的历史与征服主宰之间的关系，任何诠释都能忽略其情景，先对情景做出诠释。

       在学术上，寄希望于由年轻学者、与主流领域格格不入的中年学者和社会运动积极分子三股组成的“对立知识”的力量，来对抗占主导地位的正统论述。他们不隶属于中东研究的当权集团，刻意与政府及石油集团保持距离，关注的是人类经验而非“伊斯兰心灵”或“伊斯兰人格形态”之类的局限性标签。比如《进步》、《琼斯妈妈》、《国家》开放篇幅给伊朗伊斯兰教的反方观点。

           这本著于三十多年前的著作，在今日看来仍振聋发聩。他提醒作为受众的我对待媒体的报道时，要学会独立思考，从官方诠释中回归至具体情境来解读；提醒作为硕士的我要做到福柯所说的知识分子“在权力话语前面，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与对峙，通过冷静的权力话语进行分析而揭露事实的真相”；更提醒作为未来新闻人的我，要善用作为记者的“cover”权力，用来“报道”事实而非“遮盖”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