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頁書】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

勞思光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學者，其對於中國哲學史的梳理與闡述早就為海內外學術界所熟知，而一共三卷四冊（第三卷分成了上下冊）的《新編中國哲學史》則集他研究之大成。

在這本書的後記中，勞思光先生提到了動筆去寫這部“大書”的緣起和当中的周折：

“當我最初將第一卷付印的時候，我原只想將自己的講稿印出來，以便减少講課的麻烦；所以根本不曾特别用力去補充内容，大體上只是將已有的講稿略加整理就付印了。稍後，到出版第二卷，我的態度基本上仍然無大改變，不過已經多少下了一點工夫清理佛教思想一部分，但結果也只是稍稍擴大了原有的這一部分講稿而已。那時，事實上我手邊已經有了宋明及清初思想的講稿。倘若我的想法不改變，第三卷原可以接著在第二卷之後出版，不用等這許多年。”

“可是我在七一與七二年，心情一度很陰暗；身體也忽然大不如前；於是我對這部分未完之作也有了一種新的想法。我自己原有計劃另寫幾本書，這時突然覺得未必真能完成；於是就轉而注意到這本第三卷哲學史。我不想再用講稿來付印，而決意另寫一本。”

在整套《新編中國哲學史》中，第三卷所覆蓋的是從唐末伊始，延及宋明，直到清代這一長達接近一千年的時期，而當中除了開篇提到了道教的煉丹術和佛教禪宗的發展，其餘篇幅都以儒學為主線。

雖然沒有明言，但讀者可以很容易看出作者始終把儒學放在中國哲學史的“正統”地位。即便是儒學這一家，勞思光先生也以孔子為濫觴的“原儒學”為根本，而對後期衍生出來的諸多分支流派抱著嗤之以鼻的態度。

勞思光先生認為宋朝時期的儒學偏離了初衷。宋初儒家的代表人物周敦頤（也就是《愛蓮說》的作者，勞思光經過考證，認為寫作“周惇頤”方為正確），被公認為當世的儒學大家，著有《太極圖說》，並把太極圖作為儒學理論系統之依託。作為宋明理學的開山祖師，周敦頤奠定了這種糅合了道家，甚至也摻入佛家的某些思想的“混合體系”之基礎。經過程顥、程頤的發揚光大，“混合體系”逐漸形成了形而上系統，而朱熹的登堂入室，更把這一綜合系統推向了學術主流。

勞思光認為形而上系統過於偏離孔孟之心性論，看似振振有詞，實則借儒學之名夾帶私貨。只有另一位大儒陸九淵在與朱熹的學術之爭裡，敢於自謂直承孟子，“頗有歸向心性論之趨勢”。作者認為，宋儒雖然在年代上更接近儒學之發端，但其實質離儒家的原意甚遠，及至明代王陽明立“良知”之說，才是真正向正統之回歸。

像“哲學史”這樣科普類的學術專著，我們總是希望作者能做到真正的客觀中立，不偏不倚。而在實際操作中是難以實現，甚至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學者本身總歸從屬於某一學術流派，擁護其學術主張。即便如勞思光這樣的名家，也不能免俗，尤其是在第三冊中，他多次表達了對宋明以降的“新儒學”之不屑。倘若他了解到日後儒學甚至被堂而皇之地粉飾為“新儒學”，用來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服務，建立“孔子學院”去和平演變外國人，以及掀起“國學熱”來維護國家社會穩定，不知道又該作何想。

近日，我又看到了一條新聞，說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全面復興傳統文化”的重大國策，其中把《弟子規》作為小學一年級的教材。實質上，《弟子規》是清代御用文人為了穩固帝王的統治而編纂的一種厚黑學，如果說周敦頤的“混合體系”只是對所謂“正統”儒學旁逸斜出的演繹，《弟子規》與傳統文化恐怕是沒有什麼關係，卻荒謬地成為了當代新儒學的啟蒙教材。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們不知道讀《弟子規》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如何看待“傳統文化”、“中國哲學”、“儒學”以及“新儒學”，至少有一件事情我們可以斷定，儒學如同後世所寫的歷史，從來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如果我們去追溯根本，甚至連“中國哲學”這個概念，似乎在國際學術界都有爭議。勞思光先生在本書附錄的一封答友人信裡提到，“歐美學人研究中國哲學思想，多半只是從事一種了解事實的工作。有的人甚至完全取民俗學的觀點在進行了解。在這個層面上著眼，他們並不關心中國哲學思想中哪些部分‘有價值’或‘有意義’，也不想考慮某些學說是否能成立，而只是把這些資料當作中國人的‘民俗’的一部分來作‘描述的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換言之，他們只想對於‘中國人有些什麼想法’，‘中國人怎樣會那樣想’，以及‘這些想法發生過什麼影響’等等多一些了解；並不將中國哲學思想當成一種理論或主張，而衡量其長短得失。”

究其原因，可能是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是很在乎“中國哲學”這一命題是否應該擁有一個“獨立”的地位，甚至不是很在乎“中國哲學”是否存在吧。


*原文發表在公共號“失物之書”（thebookoflostthings），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