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成熟于有格调——苏轼“以批评为立足点”与苏洵“充满了批评精神”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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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的“格调”话题，源自学者阮忠的一片文章，源自其中对苏洵、苏轼父子二人的论辩散文的高低比较，源自比较了二人批评原则的不同显出写作格调的高低。故而，从中能够说明苏轼文章为什么是苏轼文章的一个重要原因，得出“写作成熟于有格调”的看法。学者阮忠在《苏轼的历史人物论说及其批评格调》 文中有一段，从“批评”角度分析二人格调的高低：
苏洵在他的《孙武》《子贡》《项籍》等篇中也充满了批评精神，但不及苏轼是以批评为立足点的。
这是说，同样是（论辩散文）批评，苏洵、苏轼是两种不同的写作。一种写作“充满了批评精神”，是叙事性写作。在叙事写人之中隐含褒贬，但不专门议论，而是将立场隐身于记叙描写中传达出来。苏洵惯于这种批评，赞美司马迁《史记》得仲尼意焉。仲尼意者，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也。说司马迁“有不可以文晓而可以意达者四，悉显白之：其一日隐而章，其二日直而宽，其三日简而明，其四曰微而切。”说司马迁叙事写人有态度、有评价，但写来有“隐而章”“直而宽”等四法。那些“不可以文晓”的意思，通过这写作“四法”而“意达”了。即全文无褒贬二字，字字意有褒贬，文中便“充满了批评精神”。
另一种写作“以批评为立足点”，是议论性写作。在写人叙事之上，对人情事理做专门分析评价，故叙事不过是议论的引子和材料；是“以前人的叙事，评说为话题，或者是自设话题，以应骋辞纵论之需”。这就是苏洵写作中的“充满了批评精神”与苏轼写作中的“以批评为立足点”的不同，显然，后者正面亮出立场观点更为自信。但苏轼更值得一说的，是其与先秦策士“审时度势”的议论之大不同，也斩断了司马迁继承的“春秋笔法”传统。苏轼的议论“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对历史和人物的判断是正面地以尽“自然”之事理原则给出，非就礼法去裁断。这就开辟了其议论之独特新颖新局面，形成苏轼批评的一种“格调”。
具体说，要知道什么是批评的“格调”，先说苏轼批评的“基调”。学者阮忠说苏轼对历史人物的批评，以“关注社会政治为基调”。应当说，“关注社会政治”是苏轼之前一代代传统文人批评家的共同话题，他们也一致以儒家礼仁规范为高度，故是为共同拥有的“基调”。那么“格调”是什么呢？
苏轼在《范蠡论》中，批评范蠡只是“才有余而道不足，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即便守越而不离不弃，却也不会“清静无为”。
读苏轼的批评。苏轼说，范蠡应像战国时的鲁仲连，功成身退，贫贱肆志。这批评中表明了“苏轼轻仕亦轻财的淡泊人生境界，其出于历史，却在本质上是人性的”崭新立场。这个批评的高度，就远远高过了苏轼父亲苏洵及其前代的的“批评基调”，从而形成了自己高超的“批评格调”。再如《伍子胥论》一文，苏轼论涉两个方面：
其一是伍子胥对待吴国的立场，谏不从而不去，他不说伍之胥之忠，而说伍子胥是“宗臣”，其恋吴的情感类似屈原先谏楚怀王不从，再谏楚襄王不从，却仍恋楚而投水自尽。而这恋吴，是从人性角度说的。其二，伍子胥的复仇，他说是“人伦之礼”，同样是站在人性的高度。所以苏轼认为，对伍子胥的鞭平王之尸三百这一行为应该“哀而恕之”。
学者阮忠据此提出，“苏轼为伍子胥辩，肯定了人的情感与天性，与他观万物之理而论说人世之理是一致的。”这是说苏轼在基调之上，还有自己的格调——“观万物之理而论说人世之理”——，这是苏轼超越前人而独有的。
苏轼这个立足于“万物自然之理”，通过肯定自然之理而肯定人的情感与天性，所形成“人性”原则，比苏洵的基调高度大大发展了一步。苏轼之所以是苏轼，在于其历史批评有了一套独有特色的原则。苏轼有了如此的人性原则，才能够独立就历史人物之人情物理作有独具的分析，形成了自己的行文风格和批评格调。这是依然惯于礼仁原则去叙事写人、去批评历史人物的苏洵所没有的，更是上溯至先秦策论家门没有的高度。这是先秦游士“审时度势”的游移立场所没有的高度，苏轼有了据以立论之“尽其自然之理”的哲学，写作格调就有了知识基础，就能够“出于历史，却在本质上是人性的”，就能够将人物批评从关注“社会政治”的功利层面上升至“对人性的关注”的价值层面中，只要任何人读到它，就知道：这是苏轼才能有的写作格调！
这说明，写作成熟和进步的表征在于格调的形成。
（2015-1-17）
在此的“格调”话题，源自学者阮忠的一片文章，源自其中对苏洵、苏轼父子二人的论辩散文的高低比较，源自比较了二人批评原则的不同显出写作格调的高低。故而，从中能够说明苏轼文章为什么是苏轼文章的一个重要原因，得出“写作成熟于有格调”的看法。学者阮忠在《苏轼的历史人物论说及其批评格调》 文中有一段，从“批评”角度分析二人格调的高低：
苏洵在他的《孙武》《子贡》《项籍》等篇中也充满了批评精神，但不及苏轼是以批评为立足点的。
这是说，同样是（论辩散文）批评，苏洵、苏轼是两种不同的写作。一种写作“充满了批评精神”，是叙事性写作。在叙事写人之中隐含褒贬，但不专门议论，而是将立场隐身于记叙描写中传达出来。苏洵惯于这种批评，赞美司马迁《史记》得仲尼意焉。仲尼意者，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也。说司马迁“有不可以文晓而可以意达者四，悉显白之：其一日隐而章，其二日直而宽，其三日简而明，其四曰微而切。”说司马迁叙事写人有态度、有评价，但写来有“隐而章”“直而宽”等四法。那些“不可以文晓”的意思，通过这写作“四法”而“意达”了。即全文无褒贬二字，字字意有褒贬，文中便“充满了批评精神”。
另一种写作“以批评为立足点”，是议论性写作。在写人叙事之上，对人情事理做专门分析评价，故叙事不过是议论的引子和材料；是“以前人的叙事，评说为话题，或者是自设话题，以应骋辞纵论之需”。这就是苏洵写作中的“充满了批评精神”与苏轼写作中的“以批评为立足点”的不同，显然，后者正面亮出立场观点更为自信。但苏轼更值得一说的，是其与先秦策士“审时度势”的议论之大不同，也斩断了司马迁继承的“春秋笔法”传统。苏轼的议论“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对历史和人物的判断是正面地以尽“自然”之事理原则给出，非就礼法去裁断。这就开辟了其议论之独特新颖新局面，形成苏轼批评的一种“格调”。
具体说，要知道什么是批评的“格调”，先说苏轼批评的“基调”。学者阮忠说苏轼对历史人物的批评，以“关注社会政治为基调”。应当说，“关注社会政治”是苏轼之前一代代传统文人批评家的共同话题，他们也一致以儒家礼仁规范为高度，故是为共同拥有的“基调”。那么“格调”是什么呢？
苏轼在《范蠡论》中，批评范蠡只是“才有余而道不足，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即便守越而不离不弃，却也不会“清静无为”。
读苏轼的批评。苏轼说，范蠡应像战国时的鲁仲连，功成身退，贫贱肆志。这批评中表明了“苏轼轻仕亦轻财的淡泊人生境界，其出于历史，却在本质上是人性的”崭新立场。这个批评的高度，就远远高过了苏轼父亲苏洵及其前代的的“批评基调”，从而形成了自己高超的“批评格调”。再如《伍子胥论》一文，苏轼论涉两个方面：
其一是伍子胥对待吴国的立场，谏不从而不去，他不说伍之胥之忠，而说伍子胥是“宗臣”，其恋吴的情感类似屈原先谏楚怀王不从，再谏楚襄王不从，却仍恋楚而投水自尽。而这恋吴，是从人性角度说的。其二，伍子胥的复仇，他说是“人伦之礼”，同样是站在人性的高度。所以苏轼认为，对伍子胥的鞭平王之尸三百这一行为应该“哀而恕之”。
学者阮忠据此提出，“苏轼为伍子胥辩，肯定了人的情感与天性，与他观万物之理而论说人世之理是一致的。”这是说苏轼在基调之上，还有自己的格调——“观万物之理而论说人世之理”——，这是苏轼超越前人而独有的。
苏轼这个立足于“万物自然之理”，通过肯定自然之理而肯定人的情感与天性，所形成“人性”原则，比苏洵的基调高度大大发展了一步。苏轼之所以是苏轼，在于其历史批评有了一套独有特色的原则。苏轼有了如此的人性原则，才能够独立就历史人物之人情物理作有独具的分析，形成了自己的行文风格和批评格调。这是依然惯于礼仁原则去叙事写人、去批评历史人物的苏洵所没有的，更是上溯至先秦策论家门没有的高度。这是先秦游士“审时度势”的游移立场所没有的高度，苏轼有了据以立论之“尽其自然之理”的哲学，写作格调就有了知识基础，就能够“出于历史，却在本质上是人性的”，就能够将人物批评从关注“社会政治”的功利层面上升至“对人性的关注”的价值层面中，只要任何人读到它，就知道：这是苏轼才能有的写作格调！
这说明，写作成熟和进步的表征在于格调的形成。
（20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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