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是一种灵魂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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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刚刚开始，有一天郑念从街上走过，看到一个年轻女子跌倒在地，一群红卫兵围住了她。这群人中，有一个在脱她的鞋子，一个在剪她的裤管。挣扎了一阵，后来他们干脆把她的裤子脱掉了，围观的人都笑了起来。她还在挣扎，一个红卫兵掴她的脸。她木木地坐在泥地上，脸埋在双手间，一边哭，一边小声说，“我不是资产阶级。”
为什么这群年轻人在街上随意对陌生女子施暴？
原因是，这个女人穿了窄管的裤子，看起来是走资派，所以红卫兵上场干预，理所应当。
但是我想问的不是这个，而是，为什么这群人可以没有同理心，没有道德感随意欺辱一个人？
在那本书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比这残酷、荒诞的数不甚数。很多年后，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会感到荒诞、不解，或者干脆当它没有发生过。但这不是答案。我们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人都疯了，但这仍然不是答案。
答案是什么？
古斯塔夫·庞勒的《乌合之众》给出了一个解答，他说，人们一旦参与进一个群体，智力就必然下降。在群体中的人，往往易变、暴躁、偏执、专横，易于受到暗示，处于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之中。他们可以毫无道德感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也可能成为献身牺牲的道德楷模。
这或许已经解释了部分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会加入一个狂热的群体？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变成路上任意施暴的红卫兵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乌合之众》还不够，它只是指出了群体的心理模式，但没有进入内部，去分析群体运动是如何运作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狂热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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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的作者埃里克·霍弗是一个很奇特的人。虽然一生著书10余本，但他并不是一个靠学术吃饭的教授，在大多数时候，他是一个体力劳动者。他大半辈子都在流浪，直到40岁才干上了稳定的工作——码头工人。
他的全部学识都是通过自学和亲身经历得来的，这使得他在思考问题时和很多并未真正接触现实生活的学者不一样；在写作上，也不像严谨的论文，而更像是主题集中充满睿智的随笔。
《狂热分子》就是他对群众运动的思考。
在这里，群众运动并没有具体的分别，不管是宗教运动、社会运动还是民族主义运动，在霍弗看来，其性质都是相似的——不论什么群众运动都会激发追随者赴死的决心和团结的意愿；不管它们宣言的主张和制定的纲领为何，都会助长狂热、激情、仇恨和不宽容。
《狂热分子》和《乌合之众》不同，霍弗特别在意是谁最容易加入群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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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加入群众运动？
霍弗的答案是：失意者。
对现实比较满意的人，肯定不愿意世界有什么大的变动，只有那些失意的人，才会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
为什么群众运动对失意者有着巨大吸引力？
霍弗给出了一个让人惊讶却合理的答案——因为他们厌恶“自我”。他们并不能从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他们讨厌自己的无能为力，所以，他们急需摆脱“自我”，加入到一个更崇高的使命中去。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安全感和慰藉。
霍弗是这么说的，“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
说到底，人不能没有意义感。当个人无法从自身找到意义的时候 ，便急于逃避自我。在加入一个群众运动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活力和价值感。为此，他们可以放弃个人的自由，因为所谓自由，就是权责自负。自由是烫手的，对于失意者来说，尤其如此。
在秩序严格的社会中，自由并没有给个人如此大的压力，因为每一个人都处于自身的秩序之中，这种秩序或者说纽带，给了人们安全感。家庭也是一种强烈的纽带，它让个人不会那么无所依傍。
在这本出版于1951年的书中，霍弗说，“中国社会较不容易出现群众运动，大概是中国人家庭观念牢固所致。”
可惜他错了，他没有看到中国家庭在群众运动中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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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下一个问题：群众运动是怎样使参与者充满狂热的团结在一起，甚至充满献身精神呢？
霍弗总结了几条办法：
（一）把参与者彻底同化到一个紧密的团体
通过认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
很多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前俯首帖耳的人，面对纳粹入侵时却表现出无比的勇气。造成这种差别并不在于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比纳粹军队更为残酷，而在于他们以孤立的个人身份面对秘密警察，但他们面对纳粹时，却自我感觉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员。
当我们感到身处一个伟大的正确的团体时，便会有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以放弃自我为前提的。
（二） 赋予他一个假想的自我
制服、旗帜、军徽、阅兵、军乐以及繁缛的仪式礼节，目的都是为了让士兵忘了他的血肉之躯，把生死问题的绝大真实性掩盖起来。
群众运动也是一样，你是先烈，你是为了一个更伟大的使命而牺牲，这会让人感到荣耀，而“荣耀”基本是一个舞台观念。
（三）灌输他一种贬抑现在的态度
通过贬抑现在，使人们获得了一种隐约的平等感，这让他们充满激情。毕竟，渴望而非拥有才是人们赴汤蹈火的动力。
（四）诉诸仇恨
希特勒在被问到有没有考虑过要把犹太人全部消灭时，他回答说：“没有……那样我们势必得另外创造一个犹太人。要紧的是有一个具体的敌人，而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敌人”。
霍弗非常精准的道破了天机——恨意总是潜藏着钦佩。自信的人可能会鄙夷他人，但不会恨。
他说，“要是哪一天美国人开始全心全意去恨外国人，就反映出他们已经失去自信”。 反过来看，哪一天中国人不再全心全意去恨外国人的时候，说不定就说明我们终于取得了自信。
除此之外，手段还有很多，比如《乌合之众》中指出的，断言、重复和传染的使用。总而言之，一旦让失意者投入群体运动，他们便感到安全了，他们在群众运动中失去了自我独立性，但同时也得到了一种新自由——一种无愧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
说到底，参与群众运动的人是被利用的，他们就像集体在做一场麻木自己的梦，全然忘记了个人的尊严和责任，等到梦醒了，他们很有可能还是在最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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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场群众运动是怎么开始和发展起来的呢？
霍弗认为，群众运动需要三种人的参与：言辞人、狂热者、行动人。
言辞人，就是能够说话的人，传递价值观的人，比如知识分子。“好斗的言辞人在攻讦既有的信念与忠诚的同时，会无意在幻灭的群众间创造一种对新信仰的饥渴。”这样来看，毛把鲁迅抬到高位，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极权国家会对知识分子进行特别管控，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可能曾经帮他们取得了江山，但是如果他们还保持独立的批判性，保不准又会兴起另一场群体运动，笼络他们，打压他们，让他们只发出对当权者有利的声音，是很有必要的。
言辞人松动了土壤之后，狂热者上场。狂热者会不断走向极端。因此，大部分群众运动在取得胜利的第二天，就会出现内部倾轧。前一天在与外部敌人生死斗争中获得发泄的激情，现在通过斗争自己人来宣泄。 （这里好像也有点眼熟）
如果幸运的话，一场运动最后由行动人接棒。行动人可以把群众运动从自取灭亡的分裂和狂热者的鲁莽的行动中挽救回来。
他的出现，往往表示一个群众运动活力期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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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群众运动其实很多时候不可避免，因为一场又一场的历史变迁，就是在一场又一场的群众运动中更迭的（特别是近现代史）。
不过，很多群众运动，造成了大量的暴力和伤害。这些运动有一个特点，就是积极阶段特别持久，有时候这个运动已经掌握了权力却仍然继续积极运动。
而那些比较良性的群众运动——宗教改革、清教徒运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积极阶段都比较短。
一般而言，一个目标具体而有限的群众运动，其积极阶段持续时间，比一个目标朦胧而不确定的群众运动要短。 但往往，也是那些目标朦胧，有着伟大梦想的运动更有魅惑力。
正像霍弗所说，狂热是一种灵魂的疾病，却又是一种可以让社会和国家振衰起敝、死而复生的神奇工具。 面对一场又一场的狂热病，我们作为普通人，也应当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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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本书，是让自己有一个更大的视角，了解权力运作的方式，提醒自己不要傻哈哈的成了炮灰，到头来，人生还是一无所成，没有意义。
事实上，我们除了自我，别无所有。不要逃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