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舌”养成手册和阶层的自我救赎
文/宝木笑
规律往往自带一种冰冷的体质，事实常常不屑于摘掉悲观的面纱。就仿佛无论我们如何强行攻占道德高地，无论我们用怎样的“圣母心”让“毒舌”噤声，都不能改变这样的规律和事实：人类社会永远不会实现乌托邦式的线性发展，人们永远不可能站在同样高度的平台，获得历史“波浪式前进”的等量快感，阶层或者说社会等级将永远横亘在不同的人群中间。而往往这样的规律和事实是人们极为避讳的，在《格调》的开篇，作者保罗•福塞尔提到这样一件事儿：当两名采访人问一位妇女，她是否认为这个国家（美国）存在不同的社会等级时，她回答道：“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最肮脏的字眼！”当另一位男士被问及同一个问题时，他变得很有些愤懑，“社会等级应该被彻底消灭！”这句话冲口而出。这本被誉为“畅销三十年的品味评判毒舌之作”1999年初次在大陆出版时，理所当然掀起轩然大波，甚至当时的学术界也卷入争论之中，近二十年过去了，事情却并未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
◆ “毒舌”的正确打开方式
“毒舌”并非新鲜事物，但近几年却被我们营养成分越来越少的娱乐节目玩儿坏，就像当年“愤青”并非贬义，哗众取宠者利用了那个原本高贵的标签，将其玷污成牌坊，群众自然会将其埋葬。以金星、杨二、柯以敏等为代表的阿姨们在各大卫视的节目上撒泼互撕，“毒舌”逐渐成为偏向贬义的名头，在这样的喧闹中，人们已经渐渐忘记不管是苏格拉底还是叔本华，不管是王尔德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们的时代，“毒舌”意味着一针见血的诛心，意味着入木三分的观察，更意味着独立的思想和对社会及人性的深刻清醒的认识。
在这个意义上，保罗•福塞尔用他的《格调》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一场关于“毒舌”正确打开方式的“科普”。《纽约时报》称福塞尔是：“观点尖锐的文学学者、文化评论家，是影响力巨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具备写出博大精深又有趣的作品的才能，还敢于触犯一些势利的话题，比如等级、服饰、美国文化的愚蠢化等等。”没错，福赛尔先生绝非腹内空空只懂鬓插妖花的俗物，这位美国现当代著名的作家、文化评论家，曾任教于德国海德堡大学、美国康涅狄格学院和拉特格斯大学，而且是门槛甚高的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他对现象的批判更像一种内核审慎，外延犀利的联合体。《格调》一书通过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观察、鞭辟入里的分析、机智幽默的文笔，将美国社会中的社会等级现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对三六九等的人的品味作了细致入微的对比，引人发笑又富于启发性。福塞尔告诉世人“毒舌”不是那么容易养成的，是一门技术活儿，不是用“舌”炫耀空空的大脑，而是用“思想的毒舌”刺醒虚伪的人群。
自《格调》1983年在美国出版后，很多人将这本书作为上层阶级的伪装指南，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却与福赛尔的本意相左。如果非得要往实用性方面靠，亦或非得要迎合如今大众对书籍工具属性的痴迷，《格调》也应该是一本“毒舌”的养成手册，因为福赛尔这本书完全是以细腻的社会观察为基础，辅之以大胆辛辣的讽刺，福赛尔猛烈抨击的正是一种虚伪的矫揉造作。在福赛尔看来，“毒舌”的养成最关键的部分是要拥有一双观察能力极强的“鹰眼”，至于如何通过话语表达“毒舌”的味道，这反而是水到渠成的小事儿，想来在我们这一方水土的滋养下，我们绝对不少这方面的天分。没错，“毒舌”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要具备这种“鹰眼”，眼光“毒辣”才是“毒舌”养成的核心。
按照福赛尔在《格调》中的顺序，不妨从端详面前某个经常“装逼”的人开始，是的，即使他们小心翼翼伪装着自己的一切，但从相貌上我们就能掀开他们的画皮。比如“微笑”这样的小事儿，走在街上，你会注意到贫民阶层的女士比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女士要笑得更频繁，嘴也咧得更大，整天狂灌鸡汤的人们沉浸在那种急于告诉别人“我今天很快乐”的文化里，大多数时候会忍不住流露出带有防范性的乐观主义。继而，你会注意到他们的身材，身材苗条是上层阶层的一致目标，按照福赛尔的说法，多数超重的人属于贫民阶层和急于摆脱贫民阶层的所谓“白领”，大量的速食品和没有时间锻炼身体，是两个导致发胖的重要原因。然后，自然是衣着，急着摆脱贫民阶层的苗条女性非常喜欢名牌牛仔裤配极高的高跟鞋，还有印着各类信息的T恤，至于将西装穿成工作服模样的大男孩们，他们头上的啫喱水喷的越多，暴露的就越多，如果再配上一件鸡心领的毛衣那就更完美了。饰品也会暴露一个人，屁股后面的一大串钥匙仍未销声匿迹，很多所谓“白领”又喜欢在付费的时候掏出像一本书一样装满各种卡的钱包，如果一个男生或者女生整天手里攥着一部最新款的iPhone手机，不管走到哪里都煞有介事地去看看，或者耳朵里一直塞着配套的耳机，他们的出身不言自明。
鉴于我们的社会现实，“陌生人模式”将成为常态，也许我们只能观察到上面的表象，而如果我们得以和某些人稍微相熟，消费、休闲甚至摆设都能成为“毒舌”眼光的养成利器。比如吃，福赛尔言道“社会顶层的人们的饭食并不怎么样”，其实这指的是他们的饮食口味偏于寡淡，更讲究食物的内涵，同时，一个总是在朋友圈晒自己如何下馆子的人，其所处阶层不会高到什么地方。再如休闲，如果一个人兴奋地分享自己如何“度周末”，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破绽，“度周末”已经成为了一个主要与贫民或贫民出身的“白领”相关的概念了，它意味着现代企业的雇主有义务遵循习俗和传统，赐给他们那些领周薪的奴隶一些短暂的自由，如今，度周末基本上被认为不过是贫民阶层的休闲项目。
顺着福赛尔的思路，我们不难发现，“毒舌”养成关键是眼光必须“狠辣”，在那些“冷酷无情”的腔调背后是对现象的精准解剖，是一种不随波逐流的思考能力，以及敢于正视现实和针砭时弊的勇气。这与哗众取宠无关，而是类似先知对于社群的一种责任感，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所遇到的值得尊敬的“毒舌”之战往往都具备论战特征，内核其实与谩骂无关，而是揭露与批判。当有读者给福赛尔写信痛骂其“狗屎”的时候，不知道大学未毕业就投笔从戎参加二战，未及20岁便在法国东南部战场身负重伤的福赛尔作何感受。研究了半辈子的英国文化和二战史的福赛尔最终转向了社会批评，也许这有些当年鲁迅老爷子弃医从文的意味吧，“毒舌”从来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儿，貌似很爽的行为背后又掩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心酸和坚守，真正的“毒舌”是一群可敬的人。
◆ 阶层自我救赎的几点说明
在《格调》两版中译本的序言中，译者石涛先生都花去较大篇幅解释为何将“Class”翻译为“格调”，而非“阶层”或“等级”。一方面，这是一位翻译大家的学术操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以致如今整个社会对社会等级问题的高度敏感，而这种敏感很大程度上源于石涛先生所说的“（这一话题）是个想起来就会令人绝望的话题”。这种“绝望”无非两种因素使然，一是虽然有切身的感性认识，但在“平等社会”的期盼和主流话语权下，承认这种等级和阶层的存在将是一种对自身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修正甚至否认。二是等级和阶层的存在之外，人们更关心阶层之间如何流动，特别是我等小民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上升通道，这个通道又是否畅通，是否宽阔，但很遗憾，答案却并不令人乐观。
毫无疑问，救赎本身就是一种对问题解决，而前提一定应该是正视问题的客观存在性。《格调》用很大的篇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福赛尔将美国社会的阶层划分为“看不见的顶层”、“上层”、“中上层”、“中产阶级”、“上层贫民”、“中层贫民”、“下层贫民”、“赤贫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这样赤裸裸地划分颇有些“肆无忌惮”，但福赛尔用大量社会事实让人们不得不承认这种阶层的存在，更为致命的是这和我们日常的接触到的事实极为符合，与其说是福赛尔在“划分”阶层，不如说是其点明了我们心中一直存在的直觉。不妨举几个福赛尔的定义作为例子：
“看不见的顶层”：一个看不见的阶级。他们的钱来源于继承遗产。他们曾经喜欢炫耀和挥霍。后来，他们在媒体，大众的嫉恨、慈善机构募捐者的追逐下销声匿迹了。
“上层”：一个富有又看得见的阶级。可能是大银行的主管，还喜欢参与国会某委员会的事务。他们贪图安逸，有时还很有趣，家中宾客川流不息。但是有一点：他们对思想和精神生活毫不关心。
“中产阶级”：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生存。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
……
在这样精准的阶层划分下，一个关于阶层流动的问题呼之欲出，这实际上是阶层自我救赎的最现实的问题，特别是福赛尔着重针对的“上层贫民”、“中产阶级”和“中上层”，在《格调》看来，这是最急于摆脱自身阶层的社群，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社群，其社会意义的重要不言自明。很不幸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走向了福赛尔最不愿看到的反面，即将阶层的救赎简单等同于财产的增长，将阶层的划分简单理解为个人资产的数量对比。在这样肤浅的认知下，人们必将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演员，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装逼”，“贫民阶层”试图扮演有钱阶层，莫泊桑《项链》中玛蒂尔德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中产阶级”更是活跃，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留意着别人的看法，处处装腔作势，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活得很累”。社会最大群体的心态一定程度上就是整个社会的心态，于是我们看到社会更加浮躁和虚荣，以至于福赛尔不得不在《格调》之后又写了一本《恶俗》专门加以抨击。
但令人悲观的是，福赛尔的《格调》对于阶层流动的看法是保守的，他认为阶层流动特别是阶层的向上流动是极为困难的，而这种困难并不仅仅是资产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瓶颈，其中最关键的就在于生活方式的惯习。其实福赛尔的观点并不孤立，《格调》与法国大思想家布迪厄的阶层理论极为相近，布迪厄认为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从艺术趣味、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到宗教、科学与哲学乃至语言本身）都体现了强化社会区隔的利益和功能，即“（上层阶级）在任何领域，生活的风格化――即形式对于功能的优先性，方法对于事物的优先性――都能够产生出同样的效果”。这就是《格调》中无数阶层比对的理论根基，福赛尔曾在书中对比过“中产阶级”和“上层贫民”，事实上很多作为“高级蓝领”的“上层贫民”要比与“中产阶级”收入更高，但其生活方式的强大惯性和知识修养的先天不足几乎断绝了其上升到更高阶层的可能。无独有偶，布迪厄也认为随着收入的日渐增长，工人阶级的消费行为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即使是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其举止和趣味仍然还保持者昨日“贫民劳动者”的本色，可见阶层的划分并非由纯粹的物质匮乏决定。
因此，关于阶层的自我救赎这个命题本身甚至带着某种宗教反省的色彩，其答案绝非指向如何摆脱自身阶层那么简单，福赛尔在《格调》中貌似“毒舌”的背后颇有些“棒喝”的味道，最终的目的却是让人们认清虚荣的无聊和浅薄，脚踏实地地回归到对自身客观的认知。是的，急不得，急不得，“三代才能出一个贵族”以及我们古人说的“三代学穿，五代学吃”就是这个朴素的道理，甚至按照福赛尔和布迪厄的逻辑，阶层中的人们是无法实现本代际的阶层流动的。也就是说，也许一个人可以白手起家富可敌国，但这只是实现了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积累，而社会学意义上的阶层提升，至少要等到他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而且还要在这个逐渐兴旺的家族将子女教育和底蕴涵养当成核心大事的前提下。
认清了这个问题，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福赛尔在严格进行精准阶层划分的最后，竟然以“冲破常规的另类”为题，用单独一章的篇幅为全书作结。按照福赛尔的说法，另类不属于任何阶层，他们当中有演员、音乐人、艺术家、体育明星、富裕的嬉皮士、坚定的国外定居者和较有天赋的新闻从业人员，当然也包括“中产阶级”、“上层贫民”甚至“上层”等各个阶层。判断另类的标准很简单：“他们思想独立，不受社会习俗的约束，举止和行为都自由自在”。另类完全按照自己喜爱的方式穿着打扮，他们从不刻意修饰以取悦于人，因为他们觉得没人值得他们下这样的工夫。另类中很少有发胖的，他们从事大量的体育锻炼，早在中上层阶级接受流行报刊的指导开始慢跑之前，另类就已经在锻炼身体了。另类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会阅读大量的书籍，他们把读书看作人生体验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但从不参加任何读书俱乐部。
总而言之，在想象力贫乏、理解力有限的人们竭力想钻进中上层社会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回归自我，超然于阶层混乱造成的压抑和焦虑，享受到了自我救赎的真正“格调”，福赛尔为《格调》起的副标题是“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理解其中的另一重含义——“超越美国（阶层）的救赎指南”。
◆ 我们的困境和未来的可能
如果说1999年《格调》在大陆出版时引起的激烈争论还带有着几分启蒙和警示的色彩，那么近20年后的今天，《格调》所承载的话题则显得更为沉重。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尤为注意这样几处“巧合”：一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几年，是我国城市中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都市白领阶层开始崛起，这一人群是以“中产阶级”为生活目标的新生代人群，成为一个“白领”是当年无数年轻大学生的人生目标。其次，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等收入阶层”这个颇具特色的名词开始频繁出现，这一称谓刻意避免了“阶级”这一带有浓重政治意味的概念，着力淡化阶层人群的政治和文化属性。最后，几乎在同一时期，主流舆论对于阶层的关注，特别是对“中产阶层”的关注开始基本上只停留在经济学层面，也就是以经济收入为根本指标，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纷纷对这样标准下的中产阶层在完善我国社会结构、推动资源流动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给予积极的评价和肯定，代表着社会形态更为合理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被不断提及。
我们尽可相信，当时的一切都是客观而真诚的。然而，事情并未结束，甚至发展得过于迅速，在新千年喜庆气氛浓厚的2001年，《新周刊》杂志推出过《忽然中产》的封面专题，但仅仅4年后，2005年的一期封面专题就变成了《伪中产》，探讨这个阶层的模糊与焦虑，而今天，“中产分化”、“中产消亡”的声音已经不绝于耳。在网络上，我们常常能够听到白领阶层生存艰难的哀鸣，与当年他们体面和自豪的神情大相径庭：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即便成为白领阶层，其收入与蓝领阶层相比，并无明显的优势，依靠自己的工资买房，几乎没有可能，可以买车，但养车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结婚生子，为孩子提供较好的教育，则更为艰难……
毫无疑问，这种窘迫严重摧毁了“格调”的生长土壤。从心理学角度讲，外部挤压越是严重，心理的补偿需求就会越发强烈，当人们无法实现真实意义上的阶层提升，那么“虚荣”作为最好的心理补偿方式自然将充斥整个社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福赛尔的《格调》最主要的讽刺对象是当时占美国人口半数以上的“中产阶级”，而我们面临的困境则更加复杂，也更加尴尬，我们在逐渐失去经济学意义层面的“中产阶层”的同时，却保留着其各种性格缺陷和劣根，这种复杂和尴尬最直接的表象就是社会整体的浮躁和毫无底线。一个关于我们自身的核心问题由此浮出水面：“虚荣”虽然会带来矫揉造作甚至一定程度的“恶俗”，何至于我们却发展到更加浮躁和底线缺失的地步？
实际上，我们的情况显然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布迪厄和福赛尔关于阶层的“文化决定论”，倒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思•韦伯关于阶层的论断更贴合我们的实际。韦伯认为阶层的划分除了财富，还要考虑地位，尤其是权力，在他看来财产多寡甚至生活方式固然重要，但收入机会和生活机遇的处境更应该成为阶级区分的主要标志。我们看到在网络上和现实中，“白领”一词使用的频率已经大不如前，其逐渐被“工薪族”、“上班族”等取代，很多年轻人开始自嘲式地不得不以“屌丝”自居，多少人艳羡“二代”为主的所谓“高富帅”和“白富美”们占尽优势社会资源，而这正是韦伯所言的“收入机会和生活机遇的处境”，是机会的缺失造成大多数人无法言说的“被剥夺感”，从而带来深深的阶层裂痕。
在某种意义上，福赛尔的《格调》更像是对我们的一种寓言，特别是其对我们未来可能性的预判堪称精准，比如其对大学教育泛滥的针砭时弊，对学术堕落的一针见血，对娱乐恶俗化的犀利点评……最为深刻的是，福赛尔预见到了“贫民化趋势”的不可逆转，这也是《格调》在大陆最受争议的地方，有意思的是，《格调》最终的争论决战并非发生在“格调”自身，而是出现在关于阶层未来走向的问题上。这自然会引起很多人士特别是所谓专家学者的攻击，因为这简直有“泼冷水”之嫌，但这些人很大程度上误读了福赛尔关于“贫民化”的论述。福赛尔的“贫民化趋势”仍然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仍然是紧紧贴合着“格调”的核心问题展开的，“贫民化趋势是勃拉姆伯格所说的美国霍华德•约翰逊化的另一种说法”，亦即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众的反抗》里所说的：“目前的时代特点是思想的平庸，尽管知道它的平庸，仍然任由它无处不在地强加给人们。”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阶层上行通道越来越狭窄，即便整体生活水平水涨船高，但两极分化必然带来上层对思想的轻视，和中下层在绝望中更加看重感官的享乐，思想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而且退一万步说，就算福赛尔所说的“贫民化趋势”不是一个文化范畴又如何？我们又敢不敢从社会学意义角度对此加以反驳？也许日本学者三浦展的“下流社会”理论将让我们所有人哑口无言，他用“下流社会”来代表中产阶级向下分化出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以下就是其提供给人们借以判断自身是否处于这种困境的指标：
1．平时的业余时间大多是通过上网来打发的，经常找异性聊天或玩网络游戏。
2．几乎不收拾房间，自己也很少在家做饭，差不多每顿饭都是吃各种快餐。
3．下班后通常抱着遥控器搜各种娱乐节目或看肥皂剧，已经三个月没完整看过一本书。
4．觉得最大的生活目标就是挣钱买房子，或者尽快把房贷还清，因为觉得房子压力太大了。
5．经常买彩票，每次听到新闻中说谁中了大奖，会非常羡慕，同时自己感到懊悔。
6．经常换工作，偶尔还处在失业状态，近三年内在职位上没有任何提升。
7．不羡慕高收入阶层经常打高尔夫球、听音乐会、出国旅游那种生活方式，觉得花十几块元钱买两张影碟看就是很好的娱乐方式了。
8．非常讨厌聚餐活动，一是觉得费钱、二是觉得没意义，从不找陌生人交流，除了同学、同事、家庭的圈子外，没有任何朋友。
9．觉得参加公益活动的人都是傻帽，都是在做秀。
10．没有任何再教育计划，因为不知道要学什么，或者学了有什么意义，没想过5年后要干什么。
以上这十条中，如果有五条以上符合你现在的工作、生活及思想状态，那么很抱歉，你中枪了……在舔舐伤口的时候，也许你能忽然明白这就是现实的未来，这才是福赛尔的《格调》带给人们最为震撼的启示。改变这种未来可能的方式只能是内外双向的，仅仅靠提升自我的“格调”，甚至去做福赛尔所说的“异类”都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个问题上，“他救”甚至比“自救”更加重要，只有外界环境的改变才能让我们的“中产阶级”避免彻底沦陷，重新恢复活力。“中产阶级”的消亡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扭曲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只有当这种扭曲得以纠正，阶层的上行通道才能得以畅通，人们才会对工作、生活重新燃起热情和希望，“中产阶级”才会重新焕发活力。然而，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咬牙接受眼前这个貌似“负能量”满满的现实，以及“毒舌”福赛尔的这本《格调》，毕竟规律往往自带一种冰冷的体质，事实常常不屑于摘掉悲观的面纱。
译者石涛先生2011年10月在加州硅谷为《格调》再版作序，他说：“在经历了如此多的变迁、磨难和不幸之后，今天，生活格调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个问题吗？”很遗憾，就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只能援引《双城记》那段经典开篇为此作结：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睿智的年月，那是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
——狄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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