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犹如谈恋爱， 爱对方式就能改变人生

追星犹如谈恋爱， 爱对方式就能改变人生

自从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女一炮而红，粉丝顿时在中国成为众多文化学者研究的热门领域。与此同时，从杨丽娟到虹桥一姐，粉丝也成为众多新闻事件的主角。粉丝们在追星时，到底追的是什么？这个时代正热衷于什么样的偶像？追星会对青少年群体带来什么心理影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内粉丝文化研究学者，厦门大学助理教授杨玲。杨玲，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博士后，曾参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等著作，并著有《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超女粉丝与大众文化消费》等学术论著。

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

记者：作为国内粉丝文化的重要研究学者，您是如何看待当下的粉丝现象？

杨玲：改革开放之后，从计划社会到市场社会的社会控制机制的转型，导致了中国社会在社会组织、社会流动、信息传递和意识形态（价值核心）等方面的一系列剧变。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出现了明显的“失范”，失范不仅造成意识形态的真空、价值观念的迷乱，还使社会个体出现“失败、孤独、迷茫、空虚和无助”等心理不适。如果说90年代中期出场的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论争是知识分子阶层对于社会失范的一种反思和批判，那么我们不妨把粉丝文化的兴盛看作是中国民间对于失范的回应和自救。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粉丝选择用消费偶像的方式来表达、推广自己认可的价值理念；面对犬儒主义的蔓延，粉丝坚守着对偶像的绝对信任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面对拜金主义的侵蚀，粉丝甘愿为自己喜爱的人奉献时间和金钱；面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冷漠和隔绝，粉丝构筑了一个可以倾诉和分享，可以获得赞赏和关爱，可以团结行动的粉丝社群。应该说，粉丝文化的崛起，代表了一种更活跃、更自主、更富参与性的大众文化消费模式正在中国逐渐成形，它是部分都市民众在当下特殊的历史时刻寻求认同、权力、社群和团结的一种社会构型。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这种大众自发的自我赋权活动只能集中在官方控制相对薄弱的娱乐休闲领域。但也正因为这些限制，中国当代的粉丝文化才不纯粹是被动的“消费之镜”，而是具有更多社会干预的潜能。

记者：粉丝们在追星时，到底追的是什么？偶像满足了粉丝的哪些心理需求呢？

杨玲：首先是满了粉丝的性愉悦。不过，粉丝的性幻想并非只是低级的生理欲望的展示。在一个男权统治的社会里，女性粉丝的性幻想经常具有自我赋权和颠覆主导社会规范的力量。比如，60年代风靡一时的披头士乐队曾吸引了无数美国白人少女粉丝，对她们而言，披头士乐队代表了一种强大、性感和自由的生活方式，这些女孩儿通过对男明星的公开渴慕，表达了她们对中产阶级性压抑的反抗；又比如，美国经典科幻电视连续剧《星际迷航》的粉丝开始以剧中人物为原型创作男男同性情爱故事，这种小说折射出的正是女性对异性恋体制中男女不平等的不满，表达了她们重构男性气质和两性关系的愿望。其次，偶像也为粉丝提供了替代性的宗教体验。粉丝在收藏物品、朝拜居所或墓地方面也都和信徒很相似，猫王、张国荣等深受民众喜爱的超级明星甚至具有神祇或圣者的永生力量。换句话说，在粉丝的宗教性狂热的背后，隐含了对现实秩序的批判和对更美好的彼岸世界的向往。最后，偶像也为粉丝提供了情感寄托，满足了他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求。我们发现，在大陆选秀明星的粉丝社群里，粉丝经常用小王子与玫瑰花的故事来解释他们和偶像之间的关系——粉丝就是那个小王子；他们所钟爱的对象就是小王子的玫瑰花。在外人眼中，这些文化产品可能平淡无奇，但粉丝却通过强烈的情感投入“驯服”了这些文化产品，和它们建立起了联系，使它们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被粉丝追捧的对象是粉丝试图与他人和世界主动建立联系的一个通道，倘若没有这种联系，我们就只是宇宙中徒劳运转、然后消逝的孤单星球。比如，2007年几位上海玉米为李宇春创作了一首歌曲《和你一样》，这首歌曲后来成了李宇春个人演唱会上的保留曲目，当众多玉米与李宇春合唱起这首歌时，总是将演唱会的气氛推到最高点。不仅粉丝反复向偶像重申着“和你一样”的告白，偶像也会对粉丝确认“我们一样”。偶像和粉丝视彼此为知己，休戚与共，相濡以沫，很多粉丝都很享受这种追星过程中所产生的与偶像和社群的亲密情感纽带。

流水的明星，铁打的粉丝

记者：您刚才提到，粉丝对于偶像崇拜其实包含着一定的宗教内涵，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粉丝并不像信徒那般忠诚，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呢？

杨玲：不妨把追星看成一场恋爱，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爱上不同的人，或者在某一个阶段同时被几个人所吸引，或者对某个人终生抱有强烈的爱慕和好感。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我不觉得是一个问题。

记者：当下这个时代正热衷于什么偶像？

杨玲：有才华、有颜值、有个性、敢于坚持自我、情商高、善于和粉丝沟通。一些90后偶像，如鹿晗、华晨宇，以及像李宇春那样红了十余年，粉丝数量只增不减的偶像，都基本符合这一画像。为什么明星偶像必须具备这些素质，因为这些要素代表了当下个体化的社会中最被青睐的一些个人价值。我们只有具备这些东西，才能在职业生涯和公共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这也就是为什么意大利社会学家艾伯偌尼称明星为现代社会中“无权的精英”，他们虽然没有制度性的权力，但却是阐释整个社群的新旧价值观的领袖，他们能整合社群成员的经验和期待，并创造出新的共识来推动社会的前进。

“追星改变人生”

记者：常常看到批评说，粉丝们无非就是一群丧失理智、无所事事的二楞子，追星是一种无价值的盲目行为，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杨玲：有很多学者甚至大众会对粉丝现象很焦虑，焦虑的原因是他们觉得粉丝喜欢的东西没有价值，归根结底是价值的问题。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多元价值的时代，你认为没有意义的事情可能在我看来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对粉丝文化的这种焦虑，应该是焦虑的人去做一些更多的自我反省。另外，有很多人对粉丝的批判是因为觉得粉丝对自己身边的人都没有那么好，觉得粉丝把所有的好都给了一个陌生人，其实这是承袭儒家亲疏远近的伦理观念，即我们首先要对身边的人好，然后才能慢慢地拓展到家庭之外的人。但粉丝文化恰恰是对这种观念的一种颠覆——我喜欢的人是我选择的，不需要在亲属关系之内，其实这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东西。所以有人说粉丝没有自我，我觉得粉丝强烈的自我其实就体现在这一点上。这是对传统儒家亲属关系的颠覆。

记者：追星到底会对青少年群体会带来什么影响？

杨玲：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都可能有。比如有粉丝为了粉日本男团学会了日语等，但同时也有粉丝因为追星导致荒废学业、和父母关系紧张，甚至自杀的。问题的关键可能还是粉丝要学会在追星过程中注意把握情感、时间和金钱的投入强度，注意在追星与学业、个人生活、家庭关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记者：这种投入强度是可控的吗？

杨玲：我觉得是可以调整的。追星就像恋爱，通常会经历一个热恋期，在这个阶段粉丝会投入极大的热情参与偶像的各种活动，但这种高强度的情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绝大部分粉丝都会在热恋期之后进入一个平稳期，虽然仍然会保持对偶像的一定程度地关注，比如每天刷微博时，顺手刷一下偶像的消息，但同时也会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学业、工作和家庭事务中。

记者：您有没有喜欢的明星，他（她）对您的工作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杨玲：我曾经是超女纪敏佳的粉丝，现在也还会去搜她的演唱视频。这段追星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我的博士论文、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我半数以上的学术成果，都是源于这段个人经历。英语学界有一个很著名的粉丝研究期刊，叫“Transformative Works and Cultures”,我很喜欢transformative（变革性的、导致显著变化）这个词，至少对我而言，追星改变人生。

（刊载于《中国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