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欧洲的亚洲国家、亚洲的欧洲国家”

浪漫而残忍的战斗民族，希望在本书中找到它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1. 地理因素

俄罗斯平原四周几乎无险可守，尤其是面向中亚大草原的东南方向，所以自古以来，它就不断地受到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的袭扰，尤其是十三世纪开始的蒙古人，金帐汉国在名义上和实质上（进贡、任命和大军惩罚）成为几乎所有俄罗斯草原上多个公国的宗主国，直到莫斯科公国崛起。即使是为了国土安全，俄罗斯都必须扩张领土，尤其是在东方和东南方向上，统治必须达到自然边界才算稳妥。

西南方向隔着喀尔巴阡山脉与拜占庭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相邻，相对而言还有着天然的边界，但也造成了与拜占庭文化的隔离，尽管俄罗斯早期的统治者皈依了东正教，但一直希望保持与教廷的独立性，并实际上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尤其是罗斯主教常驻相对基辅更远离拜占庭的莫斯科之后（见后章）。

西边与信奉天主教的德意志、波兰、立陶宛没有明显的自然边界，但有着广袤的森林，这在早期并不适于农民的耕种和迁徙。所以这里只能成为早期中亚游牧民族进入中欧、西欧的走廊，后期这里成为逐渐强盛的天主教团体与信奉东正教的罗斯人（The Rus）的政权之间相互争夺影响力的战场，一直延续到二战，甚至前两年的乌克兰内战。

南边的高加索山脉和黑海、里海阻断了与穆斯林世界的直接联系，直到十九世纪，俄罗斯才和奥斯曼土耳其在这个方向上发生争执。

西北方向由于波罗的海的阻隔，只剩下更北边的芬兰通道与斯堪迪纳维亚半岛上的民族进行交往，而他们更倾向于与南边更便利的丹麦及德意志交通，使得这条从斯堪迪纳维亚到黑海的贸易通道并不那么重要。

东边的低矮的乌拉尔山脉无法真正阻挡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只是名义上的欧亚分界线。

主要是南北流向的河流（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无法像世界其他地方东西流向的大河（如黄河、长江、多瑙河）那样成为文明统一的纽带，俄罗斯历史上的统一王朝非常少且短暂，直至莫斯科公国的崛起。而且，这些河流也无法成为阻隔自东而西的游牧民族大迁徙和袭扰的屏障，因为严寒的冬天会让几乎所有河流结冰，骑兵在其上进退自如。早期历史上，冬季是游牧民族袭扰罗斯诸国的主要时间；而近现代历史上，来自西边的工业强国的威胁则主要发生在夏季，因为自波兰开始，冬季漫长而泥泞的补给线是进攻者的噩梦，拿破仑和希特勒是两次最大的威胁，都败在冬季。

虽然地理因素不能是全部原因，但它对于俄罗斯国家及民族性格的形成一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在历史上从未重要过，主要受到来自西南的拜占庭和西边的天主教先进文明的影响，却在冷兵器时代不得不时刻防范着来自东边、东南边凶猛的游牧文明。既向往欧洲，又位于欧洲的边缘；亚洲实际上是它的腹地，却和它不同文不同种，甚至需要时刻保持敌意的警惕。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影响了俄罗斯的政体——统一只能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且有极大的偶然因素，这让俄罗斯政权既专制又保守。当然，专制和保守也是国家机器面对四战之地局面的有效反应，可惜的是，眼看更民主、开放的西欧各国的进步，俄罗斯又一直希望引进政治经济体制上的改革，于是在近现代带来了巨大的国内的政治、经济动荡，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歇。

2. 宗教因素

现在的俄罗斯，虽然经历了苏维埃压制时期，仍迅速恢复为东正教的中心。历史上这一地位的形成，增强了它在欧洲的存在感，也加剧了它的孤立。

早期崇拜原始宗教的基辅公国在大公的带领下，自10世纪开始皈依了拜占庭的基督教，并设立了该地区的总主教职位。该教职最初主要由拜占庭委派，而后逐渐变成以罗斯人为主。总主教驻地先是在基辅，14世纪初期，由于以基辅为中心的南俄遭到蒙古人的摧毁，莫斯科公国势力正在膨胀，以及一些机缘巧合的原因，罗斯人的总主教驻地搬到了莫斯科。莫斯科离拜占庭更遥远，莫斯科公国的大公们本身就更加追求政治和宗教上的独立性，因此，它逐渐摆脱了拜占庭的遥控甚至影响，成为一块相对独立的教区。这有助于俄罗斯民族和统一国家的形成，但同时也成为了与中西欧沟通的一大障碍。当15世纪中叶拜占庭遭到奥斯曼土耳其的沉重打击而实际上灭亡之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廷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正教”地位，“还政于”梵蒂冈，这实际上起到了让巴尔干半岛与欧洲腹地建立密切联系的作用，而远在莫斯科的总主教则自觉地接过了拜占庭的衣钵，莫斯科的大公们自命为全体罗斯人的君主，既无心恢复拜占庭的荣耀，也不希望加入欧洲大家庭，因此，他们选择了独立的教廷。

这期间还经历了罗斯教廷与同属东正教信仰的立陶宛教廷的分裂（15世纪中叶），当时的立陶宛大公国正为与莫斯科大公国争夺罗斯人的领袖地位而对立，虽然立陶宛大公国很快就消失了，但分裂的东正教却长期影响了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地区，在罗斯人分裂为北部的俄罗斯（完整的叫法应该是“大俄罗斯”）和南部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 历史政权因素

现代的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最早是以基辅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它位于从斯堪迪纳维亚到拜占庭的“北方贸易线”的关键位置，基辅公国也基本上是沿着这一贸易线发展起来的。基辅公国的政权形态更像传统的日耳曼蛮族（甚至和蒙古人也很像），而与罗马传统迥异，尤其是继承权以兄弟关系优先，同时还在子侄中进行领土的“分封”。这种继承方式多次带来战争，即使最终强者胜出，重新统一，也让国家更加衰弱，而且更多情况下是分裂。所以，实际上早在9世纪末就已记载成国的基辅罗斯，在13世纪蒙古人的冲击下迅速崩溃，分裂为无数个奉蒙古金帐汗国为宗主的城市国家。

站在西欧典型“封建制”的政体角度上看，罗斯人的政权结构属于封建制发展不完全的形态，要么大公势力超群（如莫斯科），要么贵族势力超群（如诺夫哥罗德）。在15世纪中、西欧各国开始基于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时，王权和贵族继续制衡，只是将“行政权”逐渐授予或让度给君主，这让国家政体更加“健康”（相对于“上下团结一心”而言），而此时的罗斯，如果没有偶然性极大（主要体现在其领导者长达一个世纪的相对优秀，以及政权更迭的相对平稳）的莫斯科公国的崛起，几乎没有可能统一成民族国家。而莫斯科公国则是在几乎没有贵族抗衡大公的独裁的情况下通过“购买、武力夺取、在金帐汗国的帮助下以外交手段获取、与其他公国的王公们签订服役协议以及让莫斯科民众到伏尔加河的对岸定居”五种手段逐渐扩张到几乎整个罗斯，扩张过程中更进一步摧毁了非莫斯科的贵族势力，实现了沙皇独裁的专制政体。

正如第一章所说，专制政体暗合了罗斯的地理因素需要。也因为沙皇对教会的独立的支持和控制（基本上是合作的），宗教因素也支持这种来自莫斯科的专制独裁，所以，这一政体成为了罗斯历史政权的稳定形态。这种专制虽然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专制”，但实际上比典型的东方专制“中国”更加强调君主的地位，国家无论土地还是人口，都是君主的私产，打理这些私产的，是只效忠于君主的“官僚”。本书作者可能对“东方政体”不熟，同时也没有怎么关注“政体”，所以在这方面着墨不多。

4. 近代化的过程

彼得大帝（1682-1725，实际从1694年开始亲政）开启了俄罗斯朝向西方的大门。他个人的经历（以及时间段）都和中国的康熙皇帝很像，同样精力充沛，但当时的俄罗斯和之前几百年以及今后几百年一样，一直处在南方的土耳其国家、北方的瑞典国家、西方的立陶宛-波兰国家的现实压力之下。有四点原因促成了彼得大帝的近代化改革：国外形势、国内形势、西方思想的影响以及个人的能力，其中只有第一点和中国康熙朝不同，——康熙同样充满征战的一生，所对付的都是单纯的国内叛乱，对手不具备战术、技术上的先进性。在其任上，几乎以一己之力艰难而具决定性地战胜了瑞典，一举解决了北方问题（虽然留下了芬兰这块硬骨头），历史性地获得了面向西方的波罗的海出海口。他在一片沼泽中兴建了一座新城，并给它取了个德语名字：圣彼得堡。

在处理与国内贵族的关系上，彼得大帝有着不同凡响的自信，他并没有摧毁任何一方的势力，而是在其膨胀的政府机构中吸收了来自各个阶层的人，是蓬勃向上的国运帮助他凝聚了本来相当混乱的俄国人心。彼得大帝所推动的西化，实际上是让整个贵族群体受益的，唯一受损的，是农民。俄罗斯的农奴化也就是在彼得一世改革中启动的，它与贵族权力的增大过程相对应。而贵族向下的权力逐渐增大，则与对上的义务逐渐减小相对应。

门开了，就再也没有彻底关过（即使斯大林时期，也是和美国人做生意的），西风也再没有停过。彼得一世让俄国成了欧洲国家，但他的改革更多地是指了个方向，搭了个框架，很多细则并没有落实，甚至他的改革主要是基于他“学习西方”（尤其是技术层面）的直觉，而不是一种理论上的自觉。他后面继位的那些儿子、女儿、外孙都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但也没有关上这扇门，西化还在继续。直到德裔的、笃信“启蒙运动”的外孙媳妇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继位，将彼得一世的改革推进到理论和制度层面。至此，俄罗斯的“欧洲大国”和“欧洲强国”的角色已经确立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欧洲，也是腓特列大帝的普鲁士崛起的时代，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三国三次瓜分波兰，实际已有了“神圣同盟”的影子，三个东欧君主国开始了百年的合作，直至一次世界大战。也正是基于这一同盟，同时也是趁着英法忙于国内混乱（英国忙于对付北美独立，法国则发生了革命），俄罗斯战胜了南方的土耳其，自蒙古人来了之后再一次站在了黑海之滨。继彼得一世解决北方问题之后，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分别解决了南方问题和西方问题，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欧洲强国”。

源自莫斯科公国的俄罗斯，在统治者上是被上帝眷顾的，近代化过程中前有精力旺盛、有着人格魅力的、在位43年的彼得一世开启近代化之路，后有意志坚定、在位34年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将其制度化。在位24年（1801-1825）的亚历山大一世由于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而将俄罗斯带入全盛期，俄罗斯成了著名的“神圣同盟”的主心骨，英俄也成为了延续百年的盟国，亚历山大一世甚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永久性国际部队”的建议。

在位30年（1825-1855）的尼古拉一世被称为“最言行一致的独裁者”。如果说将彼得一世与康熙类比，叶卡捷琳娜二世则可与雍正类比，儒雅而好大喜功的亚历山大一世则可作为俄罗斯的乾隆，尼古拉一世则与康雍乾盛世之后的嘉庆、道光（尤其是道光）相对应，统治能力相对平庸，在国内政治上趋于保守，国际上则迅速被英法德拉开距离。英国正值公认的维多利亚女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盛世，德国正在由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四世推动统一进程，法国则重新团结在拿破仑三世周围，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动乱。这三十年也是西欧科技迅速进步的时期，也是以经济危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成熟期，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这些都标志着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还是科技上，西欧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而此时的俄国则没有跟上这一步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前一百年打下的基业需要维持，缺乏继续深入改革的动力。

被称为“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战争”的克里米亚战争击碎了俄罗斯的“欧洲大国”之梦。国际上绝对的孤立，以及在家门口输给了英法联军的耻辱，再一次给俄罗斯带来了危机感，但如今摆脱危机的方法却有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种截然相反的解决思路，前者认为俄罗斯的问题在于丢掉了斯拉夫的高贵传统，后者认为俄罗斯的问题是没有更彻底地西化。俄罗斯在这一冲突中开始了迈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5. 现代化的过程

现代化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奴隶制”，它既束缚了人身，又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彼得一世推动的近代化在制度层面上最大的悖论就是农奴问题。俄罗斯的专制政体里，沙皇是一切土地和人口的主人。为了找到改革的支持力量，彼得一世牺牲了农民，将大批国有土地连通附着其上的农民赠予了贵族，既包括世袭贵族也包括军功贵族，叶卡捷琳娜二世则进一步在法律层面上确认了农民的“财产”身份。于是，一个西化的经济体系建立在一个比东方还要东方的劳动力结构上，而且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2000多万私有土地主所有的农奴不用说，5000多万国有土地上的农民也受到“公社”的人身约束，虽无农奴之名，却有农奴之实。当英、法社会因自由迸发出更多活力时，当德国因统一形成的共同市场带来经济的腾飞时，俄罗斯仍然只能向更加贫瘠的亚洲索要土地，并将其作为奖赏补充进来。这对于经济并无实际好处。

实际上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在1862年通过从上至下的法令的形式解放农奴的时候，美国也在解放南方的黑奴，方式是战争。但美国被解放的黑奴立刻被庞大的工业体系吸收了，而俄国被解放的农奴既没有相应体量的工业吸收，也没有得到相应分量的土地从事自由农业。斯拉夫的“公社”传统继续束缚着解放了的农奴，基于传统的对西方的敌视更进一步将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若干大城市的资本主义工业视同洪水猛兽。这一点，美国的负担要轻多了，黑奴获得了掌握自己劳动力的权力，这对他们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哪还有心情讨论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正义性？

共产主义是另一头洪水猛兽，它诞生自工业发达的英法，却在工业欠发达的德俄找到了更多信徒。当英法的共产主义洪流逐渐收敛到议会政治中并在其中找到了表达的力量时，君主暴政之下的德、俄，共产主义战士则变得更加激进。德国吃光了统一红利后，在全世界寻求更广阔的市场的野心屡屡受挫，庞大而先进的工业机器与受挫的民族自尊心绑定在一起，在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推动下，最终长出了“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怪胎。俄国其实和德国很像，不同之处在于，a. 它没有那么强大的工业实力，且工业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b. 接受德国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哲学的主要是城市贵族中的一部分，大量人口坚守斯拉夫的传统主义信念，另外，c. 它有列宁。

正如前面所说，本书作者一直很少提及“公社”传统，对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在俄国的影响也基本没有涉及。作者观察到的，主要是民粹主义。

专制政权的崩溃总是始于它开始变革的时候。亚历山大二世做了大量的激进改革，除了废除农奴制以外，他还推动了“地方自治”，“司法独立”、“义务兵役”，尽管都存在不少问题，但总的方向是“西化”的。但他的改革带来了极大的来自传统力量的反弹，多次幸免于民粹主义者的暗杀过后，正当他打算调整针对恐怖主义的镇压政策时，他死在了保守势力的枪下。

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及1918年被灭门的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都选择了“斯拉夫派”的保守路线，但猛兽已经放进来了。

6. 民族国家

大致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现代化进程中，俄国由王朝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正如俄国很多改变一样，这一改变也是自上而下的。沙皇政权在欧洲此起彼伏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寻找到了“大俄罗斯人”这一支持群体，主动地由王朝统治者转变为民族利益的代言人，这对它来说非常自然，因为沙皇自古就宣称是东正教斯拉夫人的代言人。

本书在这方面也着墨不多，但作者多次强调俄国的“多民族”特点。俄国的民族性有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由莫斯科公国发展起来的“大俄罗斯人”，其次是“斯拉夫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外高加索的东正教斯拉夫人介乎这两者之间。再外围则是南方草原上的鞑靼人、外高加索的穆斯林和中东亚的各种突厥人、蒙古人。这些人从未被当作俄罗斯大家庭的平等一员看待，直到共产主义者唾弃掉民族主义。但好景也不长。俄罗斯不断在中亚、东亚扩张，以获得“安全的边界”。地理上的安全边界并没有消灭威胁，只不过由外部威胁变成了“内部威胁”。解决内部威胁当然不一定要用武力征服，但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所采取的措施，和武力征服也差不了多少了，只要自上而下的压制放松，“民族解放运动”就风起云涌，一战时如此，二战时如此，二十世纪末也是如此，直到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独立，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共和国也一直在寻求独立。

这就是俄罗斯的悖论。作为欧洲的亚洲国家、亚洲的欧洲国家，除了苏维埃政权前期短暂的一二十年，俄罗斯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从来没有成为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来源，但它又必须不断寻求南部和东部边界的安全，从而不断向东、向南扩展疆土，直到碰到硬骨头。

7. 苏维埃的继承和影响

金雁老师的《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一书中对苏维埃的成功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毕竟是专史，相比之下，这部通史就说得简单多了。

尼古拉二世也是一个敬业的君主。这种顺位继承的君主，通常都是传统的维护者而不是挑战者，而“传统”，在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随着奥斯曼土耳其的势微，俄奥都将手伸向南方，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冲突加剧且俄国取得了战略成功，但也引起了欧洲的警惕。而德国崛起也让它更少依赖俄国战略配合，影响了德俄关系，只是因为俾斯麦对法俄结盟的恐惧，让两国关系继续坚持了几年。总的来说，俄、奥、德三国长达一个世纪的结盟终于在十九世纪末破裂了。英俄关系也因为俄国在中亚的进取而日渐紧张。在远东，俄国继续扩张则遇到了得到英国支持的日本的阻碍。只有同样被孤立的法国成了新的盟友。

经过克里米亚战争，尽管俄国仍然广泛参与欧洲事务，但已经沦为欧洲的二流国家，但1905年被新兴亚洲国家日本痛击后，民族自尊心终于崩溃了。和所有遭到外部重击的民族国家一样，认同国家而非君主的民族主义者总会将矛头指向君主，为了拯救国家而攻击君主。既然自认是“民族的代言人”，这种情绪当然不方便直接否定其正当性，君主只好做检讨，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和权威性。民族国家中的君主，在国运顺利的时候备受尊重；一旦国运不利，就必须在“维持政权”和“拯救国家”两个都很正当的理由之间夹缝求生。于是，当风暴终于有一天不可阻挡的时候，君主，成为了落后挨打的原因遭到废黜。

为什么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成为君主倒台后的胜利者，本书显然没有那些专史讲得那么到位。这其实是个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热点，而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日俄战争成了开启又一次革命的导火索，尽管它似乎很快被镇压下去，各路革命队伍或剿灭、或流放、或流亡，但实际上政权本身都已经成为了一支“革命力量”，实际上，可以说正是这一支革命力量最终颠覆了政权，布尔什维克只不过是借了东风、以实用主义态度迅速占据了俄国人普遍求变的心理空虚，以及政权空虚而已。如《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中多篇文章总结的：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的胎在民粹主义的子宫里发育出来的，将马克思主义经济上的自由和民粹主义政治上的专制相结合，却正好暗合了俄罗斯传统上对“管束和保护”的需要。

一旦掌握政权，共产主义理想很快让位于俄罗斯的历史地理现实。但“工业化”是既符合俄罗斯的历史需求，也符合它的政治需求，也符合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因此，工业化执行得最彻底，成效也最好。当然，牺牲也是必然的。就像彼得一世启动近代化时，工业的成长也以农民的农奴化为牺牲一样，共产主义工业化也毫无悬念地选择了牺牲农民，这既符合俄罗斯历史，又符合共产主义理想，——农民阶级是需要被无产阶级精英改造的。这种局面直到赫鲁晓夫这位长期负责农业、长期在农业国乌克兰执政的修正主义者上台后才有所好转。但农业一直是苏联的心病，其实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共产主义者的政策导向，农业其实一直是俄罗斯的心病。

共产主义理想，尤其是其中的国际主义精神，也被俄罗斯的历史地理现实很快修正了。一战后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高潮过去后，苏联领导人其实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只有托洛茨基还在坚持，这让他成了一个既不受国内欢迎，也不受国外欢迎的人，孤独地终了于革命边缘。俄罗斯的历史地位从一开始就注定它不可能成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被欧洲瞧不起、被天主教世界敌视、缺乏文明号召力。自俄罗斯近代化以来，它更多是作为一个欧洲的搅局者而非领导者形象出现的，即使它接受了来自德国和英国这两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首先在俄国获得了政权，也没有得到欧洲工人阶级多少认同。它所领导的各国共产党，从始至终都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国家主流人群的认同。中国似乎是个例外，但一旦“苏修”起来，中国老百姓也能很快鄙视它，更不用说中国主流知识阶层从未变过的对俄国“老毛子”的不信任。这一现实，苏联心里也是清楚的，所以他对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遥控，即使是在当时，也普遍被私下里认为更多出自保护它的国家利益，而非世界共产主义事业。

共产主义是宗教及民族主义的死敌，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精英治国理念的共产主义，也是民粹主义的死敌。但吊诡的是，苏联的共产主义不但落入了理论的宗教化和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主义陷阱，最终还崩溃于民粹主义。文化领域的严格控制从建国之初因为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民族主义”的敌视早早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甚至还深入到科学研究领域，李森科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个“丑闻”。凡是与十九世纪马克思理论相抵触的言论，一律受到压制甚至镇压，而马克思理论的唯一解释权也牢牢控制在“党中央”手里，成为宗教性很强且缺乏演化活力的理论。赫鲁晓夫曾经尝试借“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其进行修正，最终还是退回到传统的理论指导上来，以免动摇统治的正当性。戈尔巴乔夫的尝试更是一次彻底的失败。苏联的统治者就像民族国家的君主一样，总是要在理论的否定和政权合法性的否定上做出艰难抉择。俄罗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自伊凡三世以来对“信仰”、“君主”、“祖国”三位一体（这实际上是“大俄罗斯人”的定义：“信仰东正教”、“效忠沙皇”、“忠于俄罗斯”）的推崇，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成了三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末代沙皇和克伦斯基政府一样，末代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政府作为一股“革命力量”最终革掉了自己的命，葬送了苏联的同时让俄罗斯陷入了久违的历史混乱。

本书作者对列宁很推崇，对斯大林则很不屑。他高度评价列宁作为一个坚持理想又知道变通的革命者形象，把斯大林则评价为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且相当地冷血（或者说“理性”）。从“信仰”、“君主”、“祖国”角度来看，斯大林其实更符合俄罗斯传统君主的形象：强调信仰到了无可质疑的程度、强调服从到了大屠杀的程度、强调爱国到了动员全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程度。

8. 后苏联时代

叶利钦和普京，尤其是普京，是在自觉地寻找可以重新依托的“信仰”、“君主”、“祖国”三位一体意识形态。叶利钦是个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他后期的很多工作实际上是在为他前期的破坏擦屁股，毫无系统性，尤其是将“反苏”这一破坏而非建设的意识形态拔高到“信仰”的高度。而实际上，俄罗斯的历史地理又再次呼唤着建设性的“强权”，直到普京出现。

普京的俄罗斯史一定学得比叶利钦好，因为他很快找到了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所需要的“信仰”：传统俄罗斯的荣耀，包括苏联时期在内。他的名言“不为苏联解体痛心者没良心，想要恢复苏联者没头脑”合理地摆正了前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以及共产主义之间的关联和界限。强调自己作为一个“爱国者”而非民族主义者更非共产主义者，以多民族统一的苏联模板来号召同样多民族统一的俄罗斯联邦的认同感，恢复传统大俄罗斯的“祖国”概念。同时，他本人的经历、个性也成为了一种号召力，即使在国际上声名扫地，在国内仍然拥有高支持率，甚至可以以总理身份继续象征国家元首的形象和行使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如果没有民意对其个人的支持，这是不可想象的。

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与周边基本上是以冲突为主的，无论是中东欧、中亚还是远东，这基本上可以说是由俄罗斯的地缘形式决定的，即使后苏联时代，也不会好转。周边各国对其强烈的不信任感，不会因为它实力衰退而有所好转。在所有人眼中，即使是无论是GDP还是国防预算都已经严重衰落了的俄罗斯，即使它已经接受了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议会政治，也仍然是一头一不小心就会出来碾压的“熊”。

按照《上帝与黄金》中对民族性的解读，俄罗斯基本上以“传统主义”与“教条主义”为主的，并没有浪漫主义或理性主义的传统，自15世纪摆脱蒙古统治以来，却一直被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所吸引；它有坚忍而好战的传统，却总是受限于窘迫的经济实力和孤立的国际环境。我觉得，这种“欧洲的亚洲国家、亚洲的欧洲国家”的既中心又边缘的宿命，还会长期伴随着俄罗斯，继续让它表现得既浪漫又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