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窥天命乎？
这是一本三国相关的进阶读物。
如果你想听那些精彩热闹的故事，这本书满足不了你，故事还是那些故事，却说的一点都不热闹。在对三国那些事熟悉了以后，看这本书，收获非常大！市面上很多很多三国相关的通俗读物，无外乎就是把那些事用五花八门的语言重新表述一遍，并没有什么作者自己的见解观点，更没有联系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进行的分析。这本书有，而且分析的很详尽。而且作为一本严谨讲历史的书，涉及到军事部署、战役，附有很详尽的地图，好评！
这是一本很难啃的书。第一眼的感觉，这本书很厚，很大16K。不过好在是16K大本，这样的排版看起来极舒服，而且也方便自己手动加注释什么的。这本书里有很多大段直接引用《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古籍的文言，引用的文言里还夹杂着繁体，需要借助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现代汉语词典。
这是一本很需要耐心的的书。有时候不认识的字词多到让人怀疑人生，翻字典翻到觉得自己是文盲……强迫症的我立下flag说不读一个白眼字，于是，翻字典翻到翻白眼……
这是一本非常值得读的书，三国迷真的不应该错过的书。
整本死磕着读完之后，那种酣畅，那种怅然若失的感慨，毕竟蜀汉天命已沉坠。
本书的副标题是：“蜀汉天命的振扬与沉坠”，后面余论中作者自己也说道“写作这本书，是想通过蜀汉政权兴衰过程的考察，探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合法性问题。”
政权的合法性，或曰天命，或曰民心，或曰谶纬，或曰童谣。
政治定位如何影响一个政治集团的兴衰。
看清这一点，五丈原秋风里，费祎之后谁可为继，也会和诸葛亮一样闭目不言；仇国伦亡国论，代汉者当涂高，养民恤众乎，谶纬之言乎？在蜀汉灭亡前一年独自率兵出征的姜维兵败后却感到羁旅托国，在大汉的旌旗下，何为羁旅，何为托国？
孙刘联盟，联盟的实际，双方的政治定位，以及双方的政治目的，一致时，双方互结盟好，有冲突时，兵戎相见。起起落落，作者分析的相当详细也相当精彩。
后来说道诸葛亮，作者一贯客观、冷静的文字突然揉进许多温情，猝不及防的被虐到好几次。后来余论里，作者也坦白，“诸葛亮生死以之地致力于北伐的身影，卓然屹立千古，其意涵已然超越了政治哲学层面。我愿在此三致意焉。”
也许正是因为后世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太深切，一点点将他请上神坛，一点点为他抹上油彩，以至于后来觉得他“多智近妖”。既然近乎完美，那么逮到的一点点失误就被无限的放大放大再放大。说他不用魏延奇袭子午谷之策，是因为他用兵过于谨慎，更有甚者说这是他担心魏延奇袭成功立下奇功，对其地位产生威胁。无稽之谈。且说，兵贵神速，奇袭必然是率领轻兵精骑，奇袭成功了如何守得住？蜀军曾兵粮草出秦岭非易事，而且长安附近，魏军怎可能没有大军驻扎？说诸葛亮用兵过于谨慎，可是在第一次北伐失利，马谡丢街亭之后，诸葛亮给后主的上书中在责备自己，用兵不够谨慎才有此折戟。再说马谡，说马谡只会纸上谈兵，结果延误大事，这是诸葛亮不会知人善任的铁证。好，我们回到第一次北伐出兵前夕看，出兵前蜀军上下有一种迷之自信，当然，那时他们还未料到出兵秦岭会如此艰难，狭窄的山路运送粮草会如此缓慢。就算守住了街亭，魏军从陇西出兵的速度比蜀军出秦岭快多了……
后来,费祎北屯汉寿《费祎传》中说是“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毋宁说，自诸葛亮以来，蜀汉主政大臣的出处已形成这样的惯例：宰相不驻都邑。
后代主政大臣，除主政初年为安定政局而有过短暂的时间居成都外，均驻外地。诸葛亮主政四年后——其间还有一年用于抚平南中——即北驻汉中，死后葬于汉中。蒋琬主政三年后即北屯汉中，六年后还驻涪城，最后死于涪城，也葬于涪城。费祎主政两年后北屯汉中，三后还成都，旋即北驻汉寿。费祎遇刺身亡，显属意外。他既开府汉寿，如无意外，当会长驻汉寿。费祎死后也葬在了汉寿。
汉寿在涪城与汉中之间，但在剑门险要之外。汉寿原名葭萌，也就是当年刘备起兵攻刘璋的地方。刘备据蜀后，将其改名汉寿。日后司马氏建晋，又将其改名为晋寿。看来，此地一直被赋予政治色彩，而与国运联系在一起。费祎身为主政大臣，屯驻汉寿，死葬汉寿，蜀汉似乎又回到了刘备“翻飞梁益”的起点。
从诸葛亮到蒋琬再到费祎，驻地则从汉中到涪城再到汉寿，这一变迁脉络已隐然显现蜀政的微妙变化。诸葛亮的出处死葬是在践行他的政治信念。蒋琬和费祎虽不再长驻汉中，却也不驻成都。对他们来说，虽不能以北伐的军事行动去北定中原，以完成已故丞相未竟的志业，却还谨守着当年诸葛亮的政治训条——“王业不偏安”。
再说蜀后主刘禅，上一次已经刷新了，武侯逝世后他对蒋琬费祎两人的安排，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牵制，能说他弱智吗？不能吧。是的刘禅不傻，也没有所谓的“体恤民众”，只有坊间流传的仇国伦和早已离散的人心。刘禅或许自己也相信了刘氏天命已尽，挥霍着国库里前人辛苦攒下的积蓄，和黄皓之流，醉生梦死做尽荒唐事。当后主沉湎于声色和游观时，当年在北伐诏书中自诩的圣德——“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才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已然忘诸脑后；先帝临终前留下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遗训，也已忘诸脑后；丞相当年“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的期勉，也都忘诸脑后。
也许是后人觉得刘禅此时的做法太让先人心寒，所以说他在长坂坡摔傻了。相信他是傻子，比相信他就是这么一个懦弱荒淫之人容易吧。大智若愚，他又不傻，哪里来的大智？只有不再坚定的信念，早已作古的人心。打开成都城门卑躬的迎接魏军入城的时候，在朗朗乾坤之下高声宣布父亲和相父的努力是“窃贪遗绪”之时，刘禅可曾想过自己百年之后何颜面对先人？只怕是没有吧，毕竟后来在洛阳，他早已“此间乐，不思蜀”了。
城破之时，刘禅之子前北地王刘谌希望父子君臣同死社稷，但是成都那班君臣的心里早已没有了汉室社稷。社稷不再，谁与同死？
一段兴亡，在蜀中故老那里咀嚼了百年，在江渚渔樵那里笑谈了千年。
在历代兴亡的一幕幕剧本里，洛阳的铜驼荆棘，金陵的王谢旧宅，吴宫的高台麋鹿，都是诗家吟兴亡的好题材。蜀汉的历史却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流传在蜀老的口耳相传里。仿佛那段历史——其兴、其衰、其亡——是他们记忆里最堪咀嚼的一段往事。
那段兴亡，不过是白发渔樵醉眼里一个浪头的起落。
如血的残阳里，长河悠悠，奔流而来，奔流而去。
子曰：“逝者如斯夫。”
以下是书摘和相应的吐槽……
千古以来，对《隆中对》的评价褒贬不一。后世习惯于拿《隆中对》的内容与蜀汉的历史相比照，掂量其得失。褒之者赞之为高明的战略，贬之者则谓之有“内在的缺陷”。
可是你们忘了，那时候的诸葛亮只是纵观天下，分析天下的大势而已，并没有把他自己归入哪一个势力之下，就像我们今天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回看当年的风云一般。可是朋友们，我们站在今天回看那时，早已经知道了后来的历史，知道了结局再回过头去检验当初的构想，可是那时的诸葛亮却只能站在建安十二年往前眺望，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里勾勒出一种远景。
对此，作者有言：“站在千百年后的今天读史论史，应该对古人所处的境遇有充分的同情和理解。历史是一个浑厚的流程，一个构想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拿后来的历史检验最初的构想时，切忌在构想与结果之间简单的画一条直线来建立因果关系。”
对古人所处的境遇，有没有充分的同情和理解，且不说，最起码的尊重至少要有吧。后世很多书为了标新立异博眼球，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哪里来的自信觉得可以开着上帝视角，肆意嘲讽古人？头顶三尺有神明，这样做你的良心不会痛么？扯远了……
“后世评价诸葛亮，每每将其比作伊尹、吕望，二人为儒家观念中宰辅的典范。这种比拟突出了诸葛亮政治家的身份。躬耕山林的诸葛亮却只是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显示出青年时代的诸葛亮娴熟于春秋战国时期霸业雄图的历史；出山之初，“奉命于危难之间”而出使江东，其言行则近于纵程稼；后来他给后主所写的书目为申、韩、管子和六韬，则显示他精于法家和兵家的思想。凡此种种，可帮我们了解诸葛亮早年所储积的思想资源亦可帮我们认识《隆中对》里的得与失。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还需 要经历时代风云的淬炼。建安十二年，刘备向诸葛亮谘以“当世之事”时，对于自己的事业，并没有获得一个清晰的政治定位。”
关于赤壁之战，有个事实常为读史者所忽略：这场战役是周瑜主动深入荆州境内发起的一场攻势战役；曹操并无在建安十三年冬天即征江东的计划。
曹操与孙权 发生冲突的时间和方式使得这场冲突的影响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这场冲突不是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冬天，那么，诸葛亮和周瑜所指出的曹操在战略上的—些不利因素——诸如初下荆州人心不稳、北方之人不习水战、不服水土必生疾病、隆冬盛寒马无槁草——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得到克服，日后的冲突纵有利钝，都不至于使曹操在荆州的权力基础发生崩溃。如果曹操与孙刘的战事不是发生在荆州境内而是发生在曹操主动进攻江东之时的话，纵然—战失利，也不至于动摇曹操在荆州的权力基础。只要曹操在荆州站稳脚跟，江东的平定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天下的统一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自古未有不据荆襄而能保据东南者。
赤壁之战前夕，江东文臣犹豫不决，对于士人，出兵伐曹就等于与其决裂，与曹操决裂就等于与许昌的汉献帝决裂。是否出兵，政治是否正确很重要。周瑜言之：“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所以出兵抗曹并不是违抗汉庭，而是“为汉家除残去秽”。
再说一句，曹操之所以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令得了手中有兵的诸侯，全然因为手中有天子，这就使得他成了“政治正确”的一方，虽然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但是儒家君臣父子的观念依旧深入天下人心，令不动武力却令的动能操控武力的谋士。
对于江东三位军事统帅，最初的认识有些许偏差，鲁肃并不是温和的鸽派，他心中装着的一样是夺取天下的豪迈，所以当初周瑜来找鲁肃借粮，鲁肃一指，将自己储粮的一半——整整一囷三千斛大米，全数送给周瑜。后来也是周瑜把将投奔别处的鲁肃留下并推荐给孙权。
周瑜和鲁肃给孙权提供了一套系统的关于江东帝业的论述和方案，并积极推动这种帝业。后世常将周瑜与鲁肃的差异看得太大。周、鲁二人均为江东的统帅之才，周瑜尤长于军事，鲁肃尤长于外交。二人只是对与刘备的联盟认识不同。周瑜不认为抗曹必须联刘，如有可能，应将刘备纳入到江东事业之中；而鲁肃则认为只要曹操依然强大，联刘就是必须的。过于凸显鲁肃与周瑜在联刘问题上的差异，会模糊他们二人在更大目标上的一致，即他们都认为江东应成就一种新的帝业。
跟周鲁二人有着根本区别的是张昭。他们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定位。对张昭而言，江东的事业是“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对周瑜和鲁肃而，言江东的事业是成就一种全新的帝业。当鲁肃表述其帝业的论述时，“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年少粗疏，未可用”。张昭排斥的实际上是鲁肃的政治立场。
跟周鲁二人有着同样区别的是吕蒙。吕蒙虽与周瑜一样排斥联盟，但在政治目标上，他们相去甚远。周瑜致力于成就江东新的帝业，吕蒙则将江东事业拉回到保据江东的霸业上来。
在三国那个时代，不乏政治眼光深远的谋士，亦不乏能征善战的将领，但是，像周瑜那样集高远的政治眼光与卓越的军事才能于一身的人物却不多见。日后孙权在缅怀周瑜时说他“邈焉难继”，一千年后的陈亮感 叹“使斯人不死，当为操之大患”，实在是“良有以也”。惜乎其人英年早逝，若假以天年，使其有足够的机会与曹操周旋，不知三国的历史会如何演变。
对于建安十六年的刘备，益州必须要取，关键就在于怎么取。
可惜那时候围绕在他身边的谋士，庞统、张松、法正，提出来的策略却不太高明，太过于急功近利，忽略了很重要的政治正确。这也为后来益州士民如此偏信仇国伦，也许就没有真正相信过刘备父子是天命所归，埋下了种子。
不过对于“凤雏”庞统的印象，早在上次读《三国纪》的时候已经刷新过了。所以，这时候的提议急功近利，也不意外。
雅者，正也。张存说庞统“违大雅之义”，意指庞统帮刘备决策时的种种谋划，有失光明正大。此评可谓切中要点。刘备以“杀杀身成仁，为庞统辩护，就像他把自己攻刘璋之举比作武王伐纣―样，实在是不知所云。
陈寿将庞统与法正合传，并在评论中将二人与曹魏的谋臣做类比：“拟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俪邪？”法正、程昱、郭嘉三人都以“奇画策算”见长，德行方面稍差。法正“不以德素称，郭嘉“不治行检”，程昱“性刚戾，与人多迕”。
所以，陈寿评论法正与程昱、郭嘉堪比“俦俪”，基本还算恰当；但称庞统与荀彧堪为伯仲（仲叔）之间实在是不恰当。在曹操集团发展的几个关键时刻，荀彧参与决策时所表现出的政治水平确实称得上陈寿给他的评语“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庞统帮刘备所做的种种谋划，政治水平跟荀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伏龙、凤雏”这一说法的光环掩盖了庞统其人的局限。刘备取益州过程中表现出的局限，庞统不能辞其责。
永安托孤毫无疑问是蜀汉政治的一个转折点。刘备去世，诸葛亮主政，其间衔接便是永安托孤。
托孤的那席话，早被后世之人各种解读了，似乎大家都喜欢阴谋论，什么功高震主，敲山震虎，这类的解读太多。作者不这样认为，并且进行详尽的分析，有理有据，比那些阴谋论有说服力多了。
刘备托付的重点，不是强调复兴汉室的目标必须完成，而是北伐讨贼的事业必须开展。他实际上是在交代他身后的政治路线。因为北伐讨贼的事业，攸关蜀汉当前的内外危机，攸关蜀汉的盛衰与存亡。
在蜀汉新受重挫、刘备行将死去、蜀汉内外危机深重的情况下，能否消灭曹氏、复兴汉室，不是刘备所能逆睹的事，因而不会是他考虑的重点。但他却看清楚了，蜀汉政权的存亡与盛衰，取决于复兴汉室的事业能否光大。北伐讨贼是这一事业光大的最好体现。在北伐讨贼的旗帜上高扬起来的是汉室。只要汉室的信念仍在，蜀汉政权就是合法的。复兴汉室的事业愈是光大，刘禅愈是不可能被取代。
在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之时，许诸葛亮以自取帝位并不能解决这一质疑引发的蜀汉存亡危机。只有北伐讨贼，充注刘氏帝业的合法性，才能克服当前的危机。
刘备对诸葛亮讲这段话的用意是，无论如何，北伐讨贼的事业必须进行。他以当众表达对诸葛亮才能和忠诚的充分信任，打消了任何可能的对北伐事业的疑虑。诸葛亮也当场表态“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源”，矢志完成刘备托付的大事。
为什么很多人倾向于所谓的阴谋论而就是不肯相信诸葛孔明就是这样，为报先帝知遇之恩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呢？
诸葛亮的这篇《出师表》后世稍稍知书者，莫不朗朗成诵。其中最感人的是诸葛亮明其素志的部分。诸葛亮兄弟飘零于乱世，躬耕于山林。刘备不以他年轻位卑，先是三顾草庐，后是遗命托孤，诸葛亮感其知遇之恩，遂许以驱驰，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士子，就此契如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因缘际会，承载起继绝兴微的历史使命。在着手去完成这一事业之前，诸葛亮剖明心迹，明其素志，述其本怀。
当他“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时，往昔的一幕幕——从当年躬耕陇畝，“每晨昏从容，常抱膝吟啸”，到刘备三顾草庐，相与纵论天下大势；从当年败军之际的危难中出使江东联孙抗曹，到在刘备病榻前涕泣说下“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浮现在他的脑海。 而今，北望中原，深感时不我待，是以决心庶竭驽钝，去完成北伐讨贼复兴汉室的使命。那“夙夜忧叹”的身影，千载而下，犹能让人感受到诸葛亮矢志报效一种使命的孤忠和热忱。这一使命虽然没有完成，但他以他的政治智慧和执着努力，赋予了那个时代以政治主题，最终使他自己连同那个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亮色的风景。对有志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代士人们来说，这种情怀，或许可望；这种际遇，却不可即。唯其可望而不可即，所以这篇文章能唤起人同情，又让人报以寄托。这大概就是《出师表》传诵千古的魅力所在吧。
病困中的诸葛如何看待北伐的前途呢？
他率领十万大军主至关中，却被限制在渭南狭窄的空间里。他分出部分军士屯田，为久驻之基。前人论史，见诸葛亮屯田为久驻之基，多感叹若诸葛亮不死，则前景未可限量。实则诸葛亮屯田的空间非常有限。蜀军控制的地域，北限于渭水，东限于武功水，西南两面则为陇坻和秦岭所限，这片区域用于驻扎十万大军已嫌局促，遑论屯田。
关中是汉家陵阙所在的地方。两百多年前的那次汉室复兴，邓禹之师甫至关中，即着手修葺汉家陵阙。而今，诸葛亮的眼前，却只有茫茫渭水。汉家陵阙犹自隐在烟尘之中。当年王莽败亡后，关中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到刘秀的军队，唏嘘感叹：“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而今，关中的百姓最后一次见到汉家的天子与公卿被挟持于凉州军人之手，那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关中故老，后还识得汉家旗鼓？
田间耕作的百姓，四望都是飘扬的旌旗，东面的旌旗上大书着“魏”字，西面的旌旗上大书着“汉”字。他们可以与蜀军杂耕于渭滨，彼此安然相处；蜀军退走时，他们会奔走以告司马懿；司马懿被蜀军吓退时，他们也会编出“死诸葛走生仲达”的谚语，聊资谈笑。在这片饱经丧乱的土地上天命究竟是属汉还是属魏，与他们隔得太遥远。
诸葛亮在病榻上交代蒋琬、费祎可继他而任大事，当李福再问费祎之后谁可为继时，诸葛亮闭目不言。那一刻，他对汉室的前途又作了怎样的预计？
五丈原的秋风里，病困中的诸葛亮，可曾仰望苍穹，吁问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