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之殇：中国古代文化的侏罗纪公园

文/宝木笑

“从前，我们谁也不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先进的民族存在；现在，因为东方中国的出现，使我们觉醒了。”——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在欧洲学界地位崇高，他成年后的时代大致是我们的康熙年间，很多人觉得以康乾盛世的荣耀让外国人五体投地并不稀奇，如今连好莱坞大片都一定要尽量加入“中国元素”，“中国风”自然会席卷全世界。本硕都是读中文，当年硕士阶段的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学，导师那干瘦的小老头很有愤青范儿，每当论及这种类似阿Q“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的思维便有些顿足捶胸，老先生常常说：“穷富只是一层皮，人家真心崇拜咱们是因为咱们的文化，如今瞧不上咱们还是因为这个，咋个脑筋就这么不灵光”。灵光不灵光不知道，但导师所教的《古代汉语》之难学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科学过一遍，硕士阶段学第二遍，但仍然被先生动辄训斥，那时的羞愧难当都成了今日的不觉莞尔，而今回想导师的话，面对形形色色的“国风”，却多了几分感慨和叹息。

事实确实如此，莱布尼茨所推崇的是我们的精神内核，而这种精神内核最重要载体或者说表象就是我们的文化，“国风”只是民族文化的外延，是民族精神的衍生物。在这个意义上，王力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标尺，以及一种权威的概述。这本书实则是《古代汉语》的一部分（第八、九单元的通论部分）单独成书，出版50余年来前后历经4次重要修订，书中天文、礼俗、宗法、饮食、衣饰等十四个方面考据翔实，直至今天仍是认识中国古代文化面貌最重要、最全面的基础参考。举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这本书有些像当年大热的《侏罗纪公园》，在很多领域的研究已经超越“推测”的层面，而是以“再现”的姿态出现，内里精深的学养和深厚的功底令人叹服。

上学时候的《古代汉语》

说到王力先生，也许如今在很多人眼中确实有些陌生，毕竟连带中国古汉语和现代语言学也是很冷僻的概念，但在学科之内王力先生是标准的偶像大师，《古代汉语》及《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不但是先生的心血之作，背后更有吕叔湘、丁声树、朱文叔、叶圣陶、姜亮夫等一批大师的辛勤汗水。特别令人感佩的是，在做了数十年的基础功夫，完全可以凭借这样令人叹服的资本，像如今电视上无数“大师”那样“大鸣大放”一番的时候，不管是当年的编者们，还是如今的书籍修订组，都选择了一种近乎克制的内敛。在修订版的后记中，修订组强调没有刻意进行所谓“精神层面”、“思想史”的总结，力戒大而无当地上升到“礼乐”、“同谐”、“天人合一”的角度造成满纸空话。在日更千字鸡汤半年就敢说自己是“青春励志作家”，然后卖出五千本就能打出“畅销作家”广告的今天，这是真正值得收藏和反复研读的经典，是真正的好书。

王力（1900.8.10—1986.5.3），字了一，广西博白县人。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既然这是一本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的书，自然绕不开“文化”这个概念。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辐射面过于广泛，在他们的心中，中国的古代文化也许只是诗词歌赋、是汉服唐装、亦或是茶道武术，这也许正是王力先生将此书以“常识”为名的原因之一，正名的意味不言而喻。在我们的历史里，“文”与“化”分别有己身的意义，“文”生成、造化，指事物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后来引申为教行迁善等意义。从《易经》的“观乎天文，以察的本义是由各种颜色交错而形成的纹理，后来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文德教化等。“化”的本义是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到汉代《说苑》的“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选》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词汇，而是承载着更多含义的系统概念。

而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成篇的内涵逻辑，这并非一本简单的常识手册，而是有着背后思想内涵的古代文化研究专著。按照中国古代文化的含蓄特点，想来王力先生等大师也觉得将我们的古代文化概念精准而全面地讲清楚，很多事情是不言自明的，“礼乐”、“同谐”、“天人合一”从来都是靠意味和参悟的，讲的太白反而落入下乘。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有篇章韵律的，这种韵律是一种完全契合我们传统文化意识，或者说有着契合我们“国风”的逻辑美。“天文”、“历法”、“乐律”、“地理”是为敬天知地，而“乐律”在古人看来源于“四时之声”；“职官”、“科举”貌似突兀，实则体现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皇权是“天子之杖”，其实是变相的敬天的延伸，因此这两章自然是这个位置；“姓名”、“礼俗”、“宗法”是这种秩序的延伸，既是民俗文化，更是社会规则，其后才是“宫室”、“车马”、“衣饰”、“饮食”、“什物”这些“衣食住行”的概念。

如果说，这是篇章布局的外化逻辑，那么古代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各个章节中的律动，则可以称为《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内在逻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些物质文化承载的“国风”。中国的古代文化总体上说是自然主义的，主张顺天应时，人道顺应天道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原型。因此，古代文化中天文的地位是崇高的，王力先生等人也详尽地介绍了七政、二十八宿、三垣、四象、十二次、分野等古代天文概念，值得一提的是，与我们想象的不同，古人的天文知识相当普及，顾炎武因此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而“历法”则完全是上顺天时，下应地理的“顺其自然”，甚至古代的“乐律”也分阴阳两类，奇数六律为阳律，称六律，偶数六律为阴律，称六吕。

这种思想在古代的建筑设计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经过王力先生和其他编者考证，中国人明确讲“风水”的文献可以上溯到托名为郭璞著的《葬经》，其中描述了“气”的概念，说气“遇风则散”，“界水则止”，所谓风水的核心标准就是这个环境能否“聚气”。后世建筑风水学则完全沿着这种天地人合一的思想发展下去，讲求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排斥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按照《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描述，虽然风水的理念在后世发展得异常玄奥诡谲，但核心却是根植于原始人类栖息地选择的基本需求，距今约20—7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栖息地的整体景观结构，就是满足风水“聚气”所有要求的一个例子。

一旦一种意识经过长期的酝酿升华为文化，那么其辐射力是极为强大的，这样的文化意识必将延伸至人们的社会组织形态，特别是政治方面。在上古，我们的先人是将“天”与“皇”、“帝”等概念混同的，所以秦始皇之前的最高统治者只是称“王”，因为只有三皇五帝可与天齐。而后来古代的职官设置也参照着天文的概念，仿佛围绕天帝而运行的星宿，比如六部尚书对应《周礼》的六官，吏户礼兵刑工分别对应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很多研究者将中国的官本位和重农抑商思想归结为一种农耕文化，这只是一种表象的联系，从《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展示的文化意识来看，那更是古人自然主义意识发展的必然。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古代文化中等级观念和等级意识是普遍存在的。既然“天”至高无上，而后是星宿的区分，那么延伸至这广袤的大地上的一切自然也应该是有序的，这种秩序感经过长久的酝酿，必然带来次序观念和等级意识的萌生。这些年清宫戏泛滥，华丽的服饰让人目眩神迷，很多人深受吸引，对其中细节处的等级尊卑十分震撼，这并非艺术夸张，而是事实。清代只有皇帝和皇后穿的是龙袍，连皇太子穿的都只是蟒袍，通常龙和蟒的区别在于龙是“五爪”（即爪子上五个指头），而蟒是“四爪”（爪子上四个指头）。当然，这种区分是相对困难的，现实的区分主要是服饰的颜色，只有皇帝皇后的龙袍是明黄色的，皇太子的蟒袍只能用杏黄色，其他皇子的蟒袍只能用金黄色，亲王、世子、郡王则只能用蓝色或石青色。

很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延伸出的这种等级化，也给自身带来了被攻讦的口实。“打烂万恶的旧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个缺口用力的，而且用力很大，枝叶之过最终罪及根本，连带着将古代文化的本源精神一并砸烂。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体现了大师和学者甚至文化贩卖者之间的差别，文化贩卖者无算，单就大师和学者的差别来讲，学者是值得敬佩的，而大师的思想则更加深邃。人们在形容我们繁荣的现状时总喜欢赘上一句“社会浮躁”，部分人将这种情况归结为信仰缺失。诚然，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但王力先生从宗法制度生发开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更多的可能。在宗法制度的时代，人民是“高度自治”的，常见的民事纠纷都是请“三老”（同族的三位长者）裁断，经过宗法过滤后仍需要上升到官府的案子是不多的，这才会出现“三百文官治天下”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状态。可见要抚平“社会浮躁”的现状，其切入点应是多维的，而我们缺失的也许远不止信仰二字。王力先生有着一种大师的质朴和直接，其坦言：

“宗法制度在1949年后訇然中塌，被摧毁得几乎不留痕迹。这让我们既欣喜又惋惜。宗法制的解体带来了社会某些方面的进步，但宗法体系所具有的维护国计民生的力量，也永远地消散了。”

诚然，宗法制确实带着诸多弊端，就像等级这样的概念一样，而且谁都知道这仅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切面，世上也并无完美的事物和制度，但在这样那样的原因之下，由此产生的裂痕逐渐扩大，中国古代文化整体的断层问题已然浮现在我们面前。而这种情况带来的蝴蝶效应却是深远的，比如，如今我们推崇“工匠精神”，对“慢生活”无限向往，日式充满禅意的饮食和生活起居让人感佩。但其中的根源性问题却无人深究，《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仿佛无言而沧桑的巨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人们在其中却能感受到，那些被打倒的“糟粕”其实隐含着另一面。

古人推崇由天而地，阴阳调和，故而在人与人之间讲究尊卑次序，但另一面却是对生活的认真与精致。回到上面提到的关于“工匠精神”、“慢生活”等方面的问题，不妨以例言事，茶道在唐代是与今天截然不同的，用今天的情况强行作比较的话，其更像日本的抹茶，而我们在经历了元朝开始的茶叶泡水至今，已经彻底没了“道”的成分。这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元朝特殊的社会环境，让当时的世人对前代的“古代文化”不得已而舍去，于是很多中华民族的“国风”烟消云散。思古抚今，无怪乎王力先生在书中出现少有的愤慨：

“今日盛行于中国的所谓‘茶道’、‘茶文化’、所谓‘勤和简静’的茶道思想，以及诸多扭捏姿态，全是近三十年来好事者向壁捏造故弄玄虚的胡扯。所谓‘茶文化的研究’，自然更是瞎掰居多。还有更荒诞的所谓沤了若干年的一个普洱茶饼子价愈百万的宣传，则简直形同欺诈。这正是所谓器之不存，道亦不复。”

老先生提到的“器之不存，道亦不复”固然在书中显指《茶经》中提到的饮茶器皿，但如借此浮想，却不难明白《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意义所在。如果我们已经不再了解，甚至完全忘却了先人曾经以何样的姿态和态度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以至当代，这种文化常识的“器”不存在了，那我们今天所高喊的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又能走向何方？我们都愿意频频引述“天人合一”、“崇德自强”、“尊师重道”、“孝行为先”、“中庸谦忍”、“礼义廉耻”、“言近旨远”等等这些颇有古意的名词，并引以为豪，认为这才是我们的“国风”。但另一面，却是人们心底深处的空寂和茫然，整天面对的是媒体上各种戾气十足或黄意甚浓的标题，身边充斥着为了利益而不惜放弃底线和自我的各种例子，还有那些将崇古重道看作“迂腐”和“蠢笨”的所谓“职场达人”、“爱情专家”和“生存智者”……

国风何在？道在何方？是以为殇。

前面提到，《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对相关方面的精准复原仿佛电影中的那个复活了恐龙的侏罗纪公园，但看过影片的朋友应该都了解那个侏罗纪公园最终的结局。其实，侏罗纪公园真正的悲剧并不在于复原之后的混乱，而在于人作为主宰地球的现任物种对失落世界的自负和无知。龚自珍讲过：“亡国先亡其史”，西方哲人曾说：“叫一个民族毁灭很容易，两代不读这个民族的书就可以了。文化毁灭、精神毁灭很快，建立起来很难，再下去就成了失落的文明”。这并非危言耸听，只要看看多少人在面对《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这一类相对冷僻的书籍时，头脑中总会首先浮现“这有什么用”几个大字，就会明白我们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终将前行，但首先还是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高喊的“伟大复兴”不是将自己复兴成另一个民族，而是要在这片五千年以降从未被彻底征服过的华夏大地上，再次高扬炎黄子孙代代相传的“国风”。

读研时候，谈及王力先生，常听导师回忆1984年先生应中山大学之邀讲现代汉语公开课的盛况：五千人座位的中山纪念堂竟来了一万二千多人，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老先生当年已经八十四岁了，结果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专业课一次一万二千多人听，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还没有过，那是王力先生最后的一次公开课……如今，王力先生已经仙逝三十余年，导师也已退休好几年，却一直在书斋读书钻研，上次相聚发现老师身体大不如前，好在精神仍然旺盛。想来导师如果知道我在这里大谈什么“国风之殇”和“中国古代文化的侏罗纪公园”，那干瘦的倔老头儿一定会拍着桌子骂我“扯淡加胡扯”，然后定然会目光炯炯地说：“虽然忘本的孙子多，但中华的血脉不会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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